前一年的6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毁了从英国走私商人那里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代表帝国主义势力的英国政府派出大批舰队和大量军队，悍然对我国发动武装侵略，挑起了鸦片战争。战火首先在广州燃起，英国侵略军的48艘军舰，气势汹汹开到广州附近海面，向我方阵地发起攻击。林则徐早预料到英国政府会以武力来征服中国，做了充分的应战准备，所以，英军遭到迎头痛击，损失了不少战船，始终未能在此登陆。于是，侵略者便舍弃广州，沿着海岸向北进攻，寻求新的突破口，英军攻占了定海（在舟山群岛），又北上天津方向。这时，清政府慌了手脚，主和派和投降派占了上风，将林则徐撤职，改派琦善到广州。琦善撤海防，减兵力，讨好英军，想以此来换取英国罢兵。英军见中国示弱，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攻占了虎门炮台，并继续北上，攻占厦门，然后再一次进攻定海。
英军第一次攻占定海后，当时任处州镇总兵的郑国鸿与寿春总兵王锡朋、定海总兵葛云飞统率所部人马共同战斗，把定海收复。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进攻定海，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侵略军如狼似虎，疯狂攻击，我方将土死守疆土，决不退缩，战斗异常激烈。英军首先进攻竹山门，这里是郑国鸿率兵守卫的阵地。郑国鸿面对强敌，督兵坚守，顽强作战，把英军主舰的大桅击断，英军吓坏了，赶紧退走。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传旨对郑国鸿予以嘉奖。不久，英军复来进攻竹山门，郑国鸿率军用炮火反击，打死了很多敌人，敌人未能前进一步。英军指挥官见竹山门阵地坚不可摧，便改变进攻方向，偷袭并占据了五奎山，我军将英军营帐摧毁，击毙了数十名敌人。另一股敌军进攻定海县城，守军葛云飞部顽强抗击，将敌人击退，还把英军的火药船烧毁。
中方三支部队并肩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来犯之敌，而敌军是有备而来，以重兵压境，他们投入攻击定海的兵力多达两万余人，我方三镇总兵力仅有4000人，敌我力量悬殊，战事持续越久，对我方越不利。开战以后，一连几天阴雨连绵，战斗越来越激烈、艰苦，我方兵力在不断地损耗而援军却迟迟不能到达。我方守军处于敌强我弱而又孤立无援的境地，郑国鸿等将领和兵士们同仇敌忾，决不后退一步，他们冒着雨水，踏着泥沼，巡视阵地各处，激励兵士们坚持战斗，奋勇杀敌。英国侵略军见强攻无效，便改变战术，偷愉爬上晓峰岭，占领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加强向县城的攻击，使我方守军处于不利的境地。在敌军连续不断的攻击下，守军渐渐支撑不住了，县城终于陷落。主阵地丢失后，其他各阵地相继被敌军占领，这时候，郑国鸿在竹山门阵地上看到英军潮水般地发动攻势而自己已是孤军无援，知道大势已去，败局不可挽回，于是，他决心以身报国。他把总兵的大印交给部下，然后翻身上马，单人独骑冲入敌阵，经过一阵搏杀，郑国鸿已是遍体鳞伤，终于殒命疆场，以其生命谱写了一首抗击侵略者，保卫祖国的慷慨悲歌。同日内，王锡朋、葛云飞两总兵也英勇阵亡，数千名守军大部分为国捐躯。事后，郑国鸿与王锡朋、葛云飞都入祀昭忠祠，在郑国鸿的家乡，还建立了专祠来纪念他。
由于当时国势孱弱，清政府腐败畏敌，鸦片战争最后以我国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而，郑国鸿同林则徐、陈化成以及许多为国献身的将士和民众，他们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暴，坚决反对侵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此后的100多年里，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史作杰）
杜文秀——执掌大理，十八春秋
杜文秀（1823～1872年），字云焕，号百香，经名素莱伊玛乃，云南永昌府保山县人。文秀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经汉两通，14岁中秀才，16岁补廪生。他为人品行端正，尊老爱幼，抚悯贫寒，蔑视权贵，在当地回汉群众中有很好的人缘。
清廷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腐败，昏庸无能，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清政府又对回回民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冲突日益严重。杜文秀不堪忍受官绅勾结对回族人民的压迫和屠杀，领导了以回族为主体的农民起义，与清朝统治者斗争18年，在中华民族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云南，回汉和其他民族素来和睦相处，而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府却实行“以汉治回”的政策，不断制造事端，民族矛盾屡屡发生。1845年4月，永昌府保山城东板桥有两个少年，一回一汉，唱歌互答。汉族少年唱的歌词伤害了回民，回族少年与他发生口角，随即打起架来。回汉青少年打架中有一人是“香把会”头子沈聚成的徒弟，沈便下令“香把会”弟子捣毁板桥清真寺，放火焚烧回民房屋。“香把会”还借这件事大作文章，挑起回、汉械斗。永昌府及各县官府不仅不平息事态，为受害回民伸张正义，反而以官方名义命沈聚成带领凶手屠杀回民，致使保山城内8000多回民被杀，杜文秀家有多人惨遭不幸，未婚妻马小有姑也被抢到官府。
“永昌惨案”，起因于回汉之争，由于清吏昏庸，始则“助汉抑回”，终则公开屠杀回民，造成了这历史的惨案。“永昌惨案”后，幸存下来的杜文秀、木文科、丁灿廷、刘义等人于1846年进京告状。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北京，几托人情才把状子递给了皇上。道光帝准状，命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赴滇审办”。林则徐到云南后，以“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相标榜，实为永昌官绅所左右，他“收受永昌官绅贿赂，袒护杀人元凶，错将永昌回民孑遗分起解送瘴毒区怒江坝官乃山，且复又制造了‘白绫血书’冤案”。林则徐查办永昌案后，回民的冤案不但未能得到公正处理，反而冤上加冤，给虎口余生的回民带来“灭种”的横祸。杜文秀万万没有想到历尽艰难进京告状打官司，竟落了个如此悲惨的结局，使他丢掉了对清廷的幻想，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他四处奔走，结交有志之士，串连各地会社，秘密联络各族反清力量，积极地筹措武装起义的准备。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揭开了太平天国的序幕，这也有力地推动了杜文秀的武装起义。
咸丰六年（1856年），继昆明回民被杀两万余口的“丙辰惨案”后，大理又发生了屠杀回民事件。在这大祸再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马天有、杜文秀、蓝金喜、马朝珍、马金保、马名魁、马云霄等一千多名壮士，于八月初十在蒙化大小围埂聚集，举行誓师大会，发动了起义，起义军的旗帜一律用“白旗”，民间称其为“白旗军”，清军为“红旗军”。杜文秀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下令在一些知名汉族士绅和不赞成屠回官吏的家门上插白旗—面，上书“不准闲人出入，不听军令者斩”，保护了很多汉族上层人士，对以后建立大理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起义军8月攻克大理，9月25日建立了政权，杜文秀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上任后，宣布了大理政权的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联回汉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要求做到“外连夷长，内结汉民，进无异心，退有余地”，颁布了《管理军政条例》，建立廉洁的吏治和严格的军事纪律。他注重发展经济，兴修水利，招民垦荒；促进贸易，与缅商通商，吸引外国资金输入；聘技师教民纺织，发展布匹生产，鼓励开矿煎矿；薄赋轻徭，速审判，禁羁押。
杜文秀十分体谅群众疾苦，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对商业只征收很轻的商税，对客商每驮货物只纳一次税（七两银子）就可以在大理政权的辖区内通行，对帮助军队代购军械、枪弹、火药的客商，不仅不缴税，还给以奖励。因此，尽管当时战争频繁，各地行商还是千里迢迢来大理做生意，大理市场贸易十分繁荣。在农村则废除清政府规定的“丁银”、“公件银”等额外负担，实行按田亩征收粮米的办法，对拓荒者免收二年田赋，起义军将士家属，酌情减免，死难烈士家属，出赋减半。打进大理城以后，看到农民没牛耕田，抽调军士前往丽江、剑川等地买回耕牛，借给农民，待秋后以新谷偿还牛价。在杜文秀治理大理期间，年年五谷丰登，农民、商人都安居乐业。
赶马经商人家出身的杜文秀，深知打通商道是发展商业、矿业、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他掌握政权以后，就着力打通通往缅甸、川黔的商道。他下令各地镇守官员负责修整辖区内的商道，为了防止发生抢劫马帮事件，下令派兵护送马帮，在险要处增设哨卡，以确保行商安全。于是，各地商人一批接一批涌进大理市场，运来了军民所需的各种物品，也增加了大理政权的税收。
从大理通往缅甸的商道，是一条绵延在峡谷中的古道，汹涌澎湃的澜沧江又是通往缅甸商道上难以跨越的“天关险道”。杜文秀决意在澜沧江上架桥，他在大理元帅府亲自召见负责建桥的大翼长李玉树，还邀请一些有经验的工匠出主意。他博采众长，在澜沧江上架起—座铁索桥，并建石堡、箭楼以备防守，名为“飞龙桥”。飞龙桥的建成，不仅对促进中缅贸易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巩固西南边防也起了重要作用，至今，这座桥仍在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这些措施符合当时各民族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受到了百姓的拥护。
对大理政权来说，除了管理好辖区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抗清军事斗争。杜文秀治军甚严，对征讨各地的队伍特别强调：“不分回汉，一体保护”、“安汉反清”、“杀官安民”，注意团结各兄弟民族及支持大理政权的官绅。积极联络各地起义队伍，和滇东南的马德新、马如龙起义军订立同盟，互相支援，共同对敌。他的军队所到之处颇受欢迎，力量迅速扩大，一些清朝地方官吏纷纷起义归顺。经过11年的征战，杜文秀在东、北、西、南四路战线上均取得重大胜利，大理政权控制了50余县，军队发展到40万人，实现了回、白、汉、彝、傣、景颇、傈僳、纳西各族人民联合反清的政治局面。最兴盛时，杜文秀的势力占有云南53座城池，控制全省四分之三的人口，贵州、陕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其别动队。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
大理政权的迅速发展壮大，动摇了清政府在云南省的统治，他们视杜文秀为眼中钉、肉中刺，以“剿”、“抚”并用的手段，妄图把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扼杀在摇篮中。
从1856年大理政权建立至1867年东征昆明之前的十余年间，清政府先后4次派云南提督文祥、新任提督褚克昌、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义军的叛将马如龙大规模的西征，围剿大理政权。杜文秀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运筹帷幄，浴血奋战，靠军民一心，领导处于劣势的起义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进剿”，保卫了大理政权，并使起义的队伍和控制地区不断发展壮大。
清政府对义军采取围剿的同时，还使用“招抚”的伎俩。两种手段，一个目的，就是消灭起义军。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马德新、马如龙第一次攻省受抚。经云贵总督吴振棫的奏请，马德新获得四品顶戴，令其管理云南清真寺事务，马如龙等各授以千总、把总等武职。马德新是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高，马如龙与杜文秀同为回民，清政府主要利用他们先后6次，或派人游说，或致书劝降，或亲自前往招抚，杜文秀皆断然拒绝。当马德新以长辈的身份主张议和，劝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杜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这表现了杜文秀对清政府反动腐朽的本质有清醒地认识，也表现了他坚贞不屈、富贵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
杜文秀曾在帅府写下“四壁春烟无燕到，一窗云影有龙飞”，“虎贲三千扫除幽燕之地，龙居九五挽回尧舜之天”等气吞山河的楹联，多少流露出一定的帝王思想，但他一直拒登龙位；虽然大理政权文武官员联名具请，文秀也不进位称王，维护了中华统一，突破了中国农民起义“成王败寇”的窠臼。
1867年夏，乘省城空虚之势，杜文秀坐镇大理指挥，由马国春等十八大司统帅20万大军向昆明展开猛烈的进攻，打响了昆明外围的激烈争夺战。东征初期，杜文秀起义军占有优势，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高潮已过，清政府得以调集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川、黔、粤等省大军入滇，并且装备了法国开花大炮，加之杜文秀未能亲征，各大司互不团结，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作战指挥中心，军事优劣逐步发生了变化。经过一年十个月的围城（昆明）战役，义军最终以失败而结束，杜文秀多年培养的精锐，丧失几尽了。这也是云南回民起义战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870年以后，义军几次战斗失利，杨玉科、李惟述率清军四面包围了大理。此时义军分为抵抗派和受抚派，以杨荣为首的投降派到处分化瓦解起义军，并以清朝将领的招安手谕威胁杜文秀。形势十分危急，杜文秀在帅府召集青年子弟说，现在我们已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我自己不能离开，你们要早离此地。他夫人劝他乘清军还没形成包围，化装外逃，以图再起，并说她面貌与丈夫相似，愿女扮男装，率军出阵，迷惑敌军，掩护杜文秀突围，杜文秀拒绝了。
形势逆转直下，主张议和的投降派占了上风，杜文秀欲战不能，欲守不可，已陷于进退两难的绝境中。为了全城的百姓，杜文秀选择了服毒出城会清军的道路，甘愿牺牲自己但愿换取全城百姓的生存。
1872年12月26日黎明，杜文秀礼了“邦多”（晨礼）拜，眼看着全家108人（男65人，女43人）服毒自尽后，他身着大礼服，乘黄呢大轿，出帅府。大轿行至街心，杜文秀从轿内伸出大手，频频向百姓挥手以示告别，数千百姓跪哭送行，都想最后再看一眼给他们带来十多年安定生活的杜大元帅，景况极为悲壮。大轿出北门，文秀饮预藏的孔雀胆毒药而亡，时年49岁。杜文秀有四子三女，除幼女被贴身丫环阿菊救出，后来又被隐姓埋名的阿三婆抚养长大，留下一丝血脉外，其他子女皆被害。杨荣等将领虽降也尽被杀，大理百姓不论男女老幼数万生灵，惨死在了岑毓英、杨玉科的屠刀下。大理城陷落标志着大理政权败局已定，但白旗军还控制着顺宁、云州、腾越三城及六个村镇。义军仍然英勇不屈地坚持着抗清斗争，直到1874年五月云峰山失守，清军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宣告结束，才被认为是云南回民起义的终结。经过这场大屠杀，云南回民由道光年间的80万人，减为五六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