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在新疆举行和平起义前夕，为了扫平起义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国民党骑五军，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人在多次劝说骑五军军长马呈祥而无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邀请在新疆穆斯林中德高望重的回教总教长马良骏前去劝说马呈祥。马良骏在生灵危悬之际，不计身家性命，挺身而出，带着秘书赵福宝三次前往国民党骑五军军部，游说同胞马呈祥弃干息戈，追求和平，救新疆四百万各族人民于涂炭。最后马呈样终于深明大义，交出了骑五军的兵权，带着家属，由南疆出国去了。马良骏为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四处奔走演说，鼓励广大回民儿女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发动全疆的穆斯林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三架“伊斯兰”号飞机。
马良骏一生爱国爱教，倾情边疆，始终与新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鼓励各族穆斯林发展教育，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他以《古兰经》为准绳，以《圣训》为法则，一言一行，堪为穆斯林的榜样；马良骏学识渊博，情操高尚，为发展中国伊斯兰教的事业，为祖国的民族团结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非常注重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伊犁及乌鲁木齐大开经堂教育之风，他努力紧跟时代并致力于改革经堂教育的不足，扩大教学内容，把汉语、天文、历法、地理、文学、自然等纳入经堂教育，后来干脆在寺院内倡导办起了汉文学校，提倡回族青少年应“经书两通”；他强调伊斯兰教的道德功能，引导人们了解伊斯兰教的真精神，践行人类美德，行善止恶，并身体力行；他平日施济不分回汉，主麻日同桌招待锡伯族乞丐，资助落难汉民母子，不仅以其嘉言懿行流传于世，更以其远见卓识而泽被后世，蜚声华夏；他从不利用自己的显赫身份聚敛财富，并时常教育子女及身边的人要“舍己为人”。
马良骏秉承经堂教育陕西学派“信主独一”的宗旨，正确阐释伊斯兰教义，宣扬伊斯兰教宽容、和平、中正、温和的精神，紧密联系中国伊斯兰教的社会现实，引导新疆回族穆斯林团结一致。他无论是在哪里宣教，都视各教派教胞为一家，主张各派互相尊重，各行其是。他反对极端偏激和个人崇拜，并谆谆告诫穆斯林：“你们不要互为仇敌，不要对立，不要争论，不要冲突，不要另立派别，这些不符合人性，阿訇和穆斯林之间更不能这样。”
他长期致力于化解民族隔阂、制止民族冲突，他深感民族关系对回族穆斯林的生存与发展非常重要。他在新疆的40多年被称为“调解各民族关系的著名宗教人士”。他解释“卡非勒”一词，以消除汉族的疑惑和猜忌；他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回汉人民应相互尊重；他奉劝统治者，以公正之心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他曾说：“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引导穆斯林共同尊重东方、西方的圣人和其他宗教。他指出儒家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可以并行不悖，让自己的同胞在与其它文化的理解互动中，致力于构建和谐多元文化的社会，从而为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的生存与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共同服务于人类社会。
1955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任命马良骏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委员。1957年7月14日，马良骏在乌鲁木齐家中与世长辞。（胡林声虎隆）
达浦生——爱国爱教，世人景仰
达浦生（1874～1965年），名凤轩，字浦生，经名奴尔·穆罕默德，江苏省六合县人，中国现代伊斯兰教大阿訇，回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达浦生阿訇其始祖穆巴勒沙，系波斯人，于元代迁入中国，至第三代祖先因跟随元世祖转战有功，世祖赐予蒙古姓达布台（亦称达布华），其后家族即以达为姓，后裔分为三支，分别定居江苏镇江、六合、及安徽寿县，六合一支为阿訇世家。
达浦生幼年家境贫寒，但聪慧好学，7岁入蒙馆学汉文，10岁到六合南寺义学学习阿文，17岁徒步至南京学阿文和波斯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国的“马关条件”，全国各族同胞无比激愤。时年20岁的达浦生血气方刚，满腔壮志，再也不愿蛰居求安，奋而外出。经过一个月的漂泊，先到天津，又至北京，在牛街礼拜寺王宽（字浩然）阿訇处当“海里凡”。王宽学识渊博，思想开明，提倡新式伊斯兰教育。达浦生勤奋好学，思维敏锐，勇于探索。师生思想倾向一致，感情深如父子。当时，他们生活清贫，师生两人只有一套乡老送的长袍马褂，谁出门谁就穿这套礼服。达浦生安贫乐道，深知来北京之艰难，拜名师之不易，惜时如金，无论严冬酷暑，刻苦攻读不辍。22岁时学成毕业，在牛街礼拜寺穿衣挂幛，成为独当一面的阿訇。
1898年，北京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在废科举、办新学的思潮影响下，达浦生认识到：回族要振兴，要改变封闭、保守、落后的状况，必须从革新回民教育入手。1899年，他返回故里做阿訇，以讲“卧尔滋”（礼拜前教长或阿訇向穆民宣讲教义。）等多种形式，积极鼓励、动员各界力量创办回民学校。他依靠开明人士的支持，对思想保守者进行耐心说服工作，经过六年不懈的努力，在六合城内创办了广益小学。
1905年，王宽赴麦加朝觐并考察了欧亚非伊斯兰国家的教育，1907年回国后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创办了“回教师范学堂”。王宽自觉年事已高，令其高足达浦生担任校长，该校除授阿文、波斯文、《古兰经》等传统课外，还开设汉语、数理化等课程。“回教师范学堂”的创办使回族教育走上了自我改造，自我创新之路，开创了我国回族新式教育的先河。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达浦生（右）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资产阶级革命的狂飙激荡着达浦生那颗壮志未酬之心，他毅然离开北京赴西北回族聚集区，应甘肃提学使马邻翼之聘，出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自1912年至1917年，整整六年间，他冒着风沙，踏着冰雪，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宁夏、青海等几十个地方，到处讲教育的重要，提倡成立回民学校。在有些地方，他住下来帮助筹办，直到学校开课。在兰州创办了南关回民小学（后改为清华小学），在此影响下，陆续兴办了尚德、崇德、明德等多所回民小学。在这期间，他还为了促进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扩展眼界，开阔思路，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回民教育，自1921年至1928年，达浦生遍游南洋各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学习。回国后，由马福祥赞助，他与上海的哈德成阿訇共同筹建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公推马福祥为董事长，达浦生为校长，哈德成为教务主任。上海伊师的办学宗旨是造就从事伊斯兰教育的师资和研究伊斯兰学术的高级人才。学制6年，课程设置除宗教课外，还开设文、史、地、哲、体、教育学、政治学等。强调“四文”教育，即中文、阿文、波斯文、英文，这是我国回民师范学校开设“四文”课程的开始。
1932年，上海《南华文艺》刊物及北新书局刊印污蔑回民的文章，引发了两起哄动全国的大教案。达浦生阿訇被“上海穆斯林护教团”公推为团长，率团赴南京请愿，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全国穆斯林群起反抗的压力下，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出全面让步的决议：“爱重回民，维护宗教；南华停刊，惩办撰稿人。查封北新书局，惩办负责人......”
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是年，由于时局动荡，上海伊师被迫停办，至此该校共培养了四届毕业生，其中马坚、定中明、金子常等人被选派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从而造就了一批爱国、爱教的著名学者。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向世界伊斯兰国家宣传很不得力，连一张阿拉伯文的传单都没有，致使许多伊斯兰国家不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相反，日寇从发动战争之初，就陆续派遣浪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歪曲事实，散布颠倒是非的言论。日寇还以“尊祟回教”的伪善面目，极力拉拢各个伊斯兰国家，破坏中国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友谊。达浦生得知这一情况后，义愤填膺，决心自费赴中、近东伊斯兰国家，凭真理在握和自己的声望去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争取国际的援助。他筹措了3000元大洋，于1937年12月9日只身飘洋过海，万里远行。他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自费出国，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的伊斯兰教人士。
1938年1月20日，达浦生首先到达埃及，适逢法鲁克国王结婚盛典，中、近东各国元首云集开罗。当埃及国王接见他，询问我国回民现状及抗战中的回汉关系时，达浦生说：“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和非回教徒一样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本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埃王听后赞叹不已，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
近东访问团成员和达浦生阿訇及部分留学生在埃及，前排右一马天英，前排中达浦生。
2月3日，达浦生在赴麦加朝觐途中与中国回教协会派出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相遇，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世界伊斯兰大会”，与会代表和群众近15万人。会间，达浦生和其他代表一道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并与日本派出的3名浪人展开了舌战，使浪人理屈词穷，张口结舌，丑态百出。达浦生和“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受到沙特国王的接见，他们向沙特国王介绍了日寇侵华的事实，要求沙特配合中国抗战，抵制日货。
达浦生深感口头宣传局限性大，难以调动广泛的社会舆论。于是，他重返埃及，用了3个月的时间，撰写了长达100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经中国留埃学生部翻译成阿文，在埃及《金字塔》报上逐日连载，后又印发各个伊斯兰国家。这篇战斗檄文，历述日寇的侵华罪行，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舆论谴责和经济制裁。该文的刊出，引起了埃及和中、近东伊斯兰国家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以极大关注和同情。
同年6月，达浦生由埃及转至印度，会见了印度穆斯林领袖真纳（后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二人作了长时间亲切的谈话。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有益于印度各民族获得自由和幸福。真纳把《告全世界穆斯林书》译成乌尔都文，在印度8000万穆斯林中广泛宣传，并筹募资金，买成药品，支援中国抗战。达浦生在印期间还就抗日战争形势作了9场演讲，听众达1万多人，获得了广泛积极的支持。在孟买，各界穆斯林印制了中印小国旗，由男女青年学生上街义售，为中国抗战开展募捐，竟有人以巨款买一小旗，足见印度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深情厚意。
达浦生和“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中、近东国家，宣传抗战，在世界穆斯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支持。对此，日本非常害怕，诡称“天皇也将皈依伊斯兰教”，匆匆忙忙将东京一佛堂改为“礼拜寺”，举行建成典礼，由于达浦生宣传的积极作用，埃及就未派代表参加。
64岁的达浦生阿訇，在异国他乡风尘仆仆奔波了8个月，艰苦卓绝地宣传抗战，1938年他带着中、近东广大穆斯林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和支援由香港回到汉口。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举行盛大欢迎茶会，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新华日报》两次发表专题长篇文章，对他的中东之行进行了报道。
达浦生阿訇归来后，他不愿回到仍在日本铁蹄下的上海，曾向当局表示：＂六十老人无所求，平生以回民教育为己任，今后将在大后方为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而竭尽努力。＂迫于抗战形势和浦生阿訇的社会声望，蒋介石不得不责成西北地区的胡宗南从西北行营拨给经费，以供阿訇在西北复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之用。于1939年选定回民聚居的甘肃平凉黄家花园火柴厂旧址，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改名为＂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阿訇亲自担任校长，因他与社会贤达交游甚广，因此能聘得一些名师任教。学校广辟生源，除从甘、宁、青、豫招生外，又从武汉难民所招收了不少失学的回族子弟，学生共计140余人。课程设置大体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相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抗日气氛浓厚，师生思想活跃，并利用假期组织宣传队深入陇南回族地区宣传抗日，影响很大。由于学校聘有共产党地下党员任教，政治上受到压力，宋美龄曾直接过问该校的政治情况。平凉附近发生了几次学潮，反动当局怀疑与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有关，因此对学校压力越来越大，最后下令将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阿訇因校务繁忙和精神苦闷，1941年患病达10个月之久，在养病期间，遂离开平凉赴重庆，以＂社会贤达＂名义参加了旧政治协商会议，结识了不少民主人士。这时，他将在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教书期间编写的教材，又认真进行了整理，定名为《伊斯兰六书》。在此书的序言中他写道：“于主持校务以外，并自任伊斯兰教义一课，苦无成本，乃随编随授，直到简易师范四年级毕业，编成四册，草率成编，原不过期以造就一般具有科学知识兼通本教教义之师资而已，厥后参政中枢，事虽繁冗，尚能忙里抽暇，得以脱稿，深觉犹有未尽，复增二卷，并加润色，共成六帙。”此书在增订、修改期间，阿訇迁至陕西宝鸡金铃堡一小山村中专心著书，此书于2003年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五十年之际，终于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近30万字。
1943年日本侵略者向南进攻贵黔两省，同时扬言要攻打陕西西安，他又从宝鸡迁至甘肃天水张家川，半年后，又从天水返回西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阿訇才结束了多年的在外漂泊生涯，从西安回到了南京，最后到了上海，1949年在上海迎来了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