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短处和长处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有人性格倔犟，固执己见，但他同时必然颇有主见，不会随波逐流，轻信别人的话；有人办事缓慢，手里不出活，但他同时往往有条有理，踏实细致；性格不合群，经常我行我素，但他可能有诸多创造，甚至是硕果累累。领导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短中见长，善用短处。
用人勿用“官油子”
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公元1386年)，曾感慨他任用官员中的一个现象：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就变得又好又贪。这就是封建官场文化的作用。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王丈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可谓官运极佳。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多磕头，少说话。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他意下如何，他笑了笑。西太后再三追问，他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
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是形成人身依附和人身控制的制度，使人丧失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及独立的人格和意志，要想做官，必先获取了当奴才的合格证和卖身契之后，才能混迹于官场，就是变成“官油子”。自古以来，人们就把那些善于攀龙附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官员，称为“官油子”。而他们能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上左右逢源，成为政坛“不倒翁”，靠的就是这种为官的“油滑”和世故。现在，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封建糟粕的传人。
要是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官油子”多了，特别是主要领导如果成了“官油子”，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就会“变味”，对党风政风、党群关系就会产生很大危害。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官油子”，就不难发现他们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是资历老到，有能力。“官油子”之所以能“油”得起来，“混”得下去，没有两把“刷子”是断然不行的。他们一般是官场老手，对官场的一些潜规则，绝对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也正因为他们资历老，所以常常倚老卖老，自以为是，虽然有着各种能力，但是却不是用在为人民服务的正地方，而是用在为己谋私牟利的歪地方。
二是关系广阔，路子多。“官油子”，在官场中，之所以能左右逢源、上下畅通，得益于他们在各方面的关系网、情感圈。他们在官场上，行事为官，关注更多的不是老百姓的疾苦安危，而是如何拉关系、走门路，喜欢结党营私，善于搞小团体。
三是不喜实干，爱吹牛。“官油子”们，干工作，一般都是浮在水面上，人浮于事，懒散拖拉，甚至是坐在办公室里作决策、搞指挥，他们通常很少下基层，即便下去了也是蜻蜓点水式地走个过场、秀个形式。但是他们工作可以不干，成绩却万万不能不说。所以他们很爱吹，也很会吹，很能吹，有着能将死人吹活的超强“本事”和“能力”。
四是不敬百姓，敬领导。“官油子”们对人民没感情，对群众的需求诉求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却对领导很热心，对上阿谀奉承，对下蛮横无理，走上不走下，亲领导、疏群众，逢年过节，群众家可以不去慰问，领导家不能不去孝敬，已经将为人民服务彻底异化为了为领导服务。
五是急功近利，瞎折腾。“官油子”们为了使自己能够“油”得更顺更快，通常都很急功近利乃至唯利是图。爱搞文过饰非，爱玩花拳绣腿。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办事不尊重规律，乱上项目、乱铺摊子，做表面文章，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
六是贪图享受，贪财色。“官油子”由于心思不在工作上，更不在群众身上，工作很清闲，当然就会对一些腐朽没落、消极颓废的东西感兴趣。“官油子”无论在哪个单位，都始终信奉这样一条原则，那就是“再穷不能穷领导”，只要有一分钱，总得把自己这碗饭盛满，铺张浪费、挥霍无度，而且还攀着花、比着用，胡花乱用百姓的血汗钱，一点都不心疼、一点都不脸红，老百姓穷得丁当响，自己照样肥得冒油。
当然，“官油子”的特征和表现，可能还有很多，这里也不可能穷尽枚举。但是，“官油子”吃着国家的俸禄，掌控着行政资源和行政权力，却在其位，不谋其政，使许多好的方针政策难以有效贯彻落实，执行力大打折扣，甚至干着有损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情，败坏了官场风气，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而且很具传染性。
团结共事、共克时艰，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而“官油子”自己不干事，也怕别人干成事，因而也最有精力和动力挑干事人的毛病，拆干事人的台，甚至本人就是一些流言飞语的始作俑者。只要有“官油子”掺和的地方，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工作局面就难以打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难以落到实处，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感召力、权威性就面临下降的危险。治党必先治吏，治吏必先治“官油子”。
如何淘汰“官油子”，扫除不良官场文化呢？首先，在为谁当宫、为什么当官、当什么样的官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坚定信仰。当年孙中山开办的黄埔军校，大门上有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去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那时候的革命者，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家境并不贫寒，他们不为升官发财而投身革命，而是为了信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如今，坐了江山的共产党员，应该矢志不移地坚定这个信仰，谋求这个大利益，不是为个人升官发财当官，而是为人民群众当官，为中华民族复兴尽职，当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才有底气与腐败的官场文化、与“官油子”划清界限。
得人心而后得天下
古人说，得人心而后得天下。得人心，才能创造“人和”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平定天下。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鹊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孟子的意思是说：“桀和纣失去了天下，是因为失去了人民；失去人民，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天下有办法：得到人民，就能得到天下了；得人民有办法，赢得民心，就能得到人民了；得民心有办法：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积聚起来，他们厌恶的，不加给他们，如此罢了。”
“人民向于仁，如同水往下方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替深水赶来鱼的是水獭；替树丛赶来鸟雀的，是鹞鹰；替汤王、武王赶来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如果现在天下的国君有爱好仁德的，那么诸侯们就会替他把人民赶来。哪怕他不想称王天下，也不可能了。
“现在想称王天下的人，好比害了七年的病要找存放多年的艾来治。如果平时不积存，好就终身得不到。如果不立志在仁上，必将终身忧愁受辱。以至于死亡。《诗经》上说：‘那怎能把事办好，只有一块儿淹死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可说是中国古代一位赢得人心的高手，他曾经引用东汉张衡《两京赋》中的话“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来教训他的儿子李治。就是把老百姓比成了水。还有，“得民心则昌，失民心则衰”。中国古代，成大事者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能达到此种境界，真是不容易。只要能得到人心，你就能拥有最大的财富，就能建筑起无数钢铁长城。
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朱元璋，同样也认识到了老百姓的力量是宝，因此，他很重视民心，每到一处地方，便收买一处的民心，明朝的天下就是由此而来的。
朱元璋乐于采纳建议，为了倡仁义，收人心，他采取了一系列赢得民心的措施。在政治上，朱元璋所行的仁义首先体现在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宽减税役。龙凤二年(1356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应天府所辖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犯，规定当月二十日拂晓之前，所有触犯刑律的官吏牢民，一律免罪释放，并要求执行官吏不得复言其事，如借口拖延，要以罪论处。到了龙凤四年(1358年)三月，又派提刑按察司合事分巡郡县，询察案犯的罪状，规定原来判处笞刑的释放，判处杖刑的减半处刑，重罪囚犯处以杖七十的刑罚，贪污受赃的不再追征赃物；司法官吏没有按规定期限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者从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武将出征犯有过失的，也都予以赦免。也就在这一年，对朱元璋这一规定，当时也有官员想不通，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未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无以为治。”朱元璋的回答则是：“自兵乱以来，百姓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在经济上，朱元璋设法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龙凤三年(1357年)，他亲征婺州时路经徽州，曾召见当地儒士唐仲实、姚琏二人询问民事得失。唐仲实反映当地守将邓愈役民筑城，百姓颇有怨气，他立即下令邓愈停工。唐仲实说话间又婉转地反映“民虽得其所归而未遂生息”的情况，意即百姓负担过重。朱元璋即坦率地承认：“此言是也。”并作出解释，说：“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显示了愧意。到了龙凤四年(1358年)，他下令在徽州实行土地新政策，令民自实田。龙凤九年(1363年)又在徽州落实“民自实田”之策，并要求防止官吏横敛百姓。民自实田而定科徭的结果，使过去地主隐瞒土地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大为减少。后来，朱元璋把农业生产抓了上去，军队的屯田取得一定成绩，他又着手减轻各种赋税和徭役，废除新归附地区的旧政，对新归附区的所有税赋和徭役实施“尽行蠲免三年”的政策。
做到此，朱元璋还觉得不够，于是进行了免租和赈灾活动。他“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改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现象，他还实行“给民户田”的政策，支持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朱元璋没有忽视人民，而且懂得爱民才是最大的政治，他任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做官，对人民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
想得到人心就要会笼络人心，人有喜好的东西，用喜好的东西引诱他没有收服不了的。为上者若不能治下，名实不符，势必为人架空，形同傀儡。为下者多怀心机，轻易是不会死心塌地为领导卖命的。聪明的领导便会采取迂回之术，满足下属的欲望，掌握他，征服他。下属在感恩戴德之下，往往会更忠心，做事不遗余力。
宋太祖赵匡胤一向以驭臣为能事，他对大将曹彬说了谎，而曹彬还是甘愿为他效犬马之力，可见其高超的治下之术。
攻取江南南唐时，他左思右想，最终决定派大将曹彬担此重任。可赵匡胤疑心甚大，又恐曹彬不尽全力，于是他把曹彬召来，当面对他说：“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这是人臣的毕生所求，想必你也不会例外，如今有此机遇，愿卿以为珍重，奋勇杀敌；待你得胜还朝，一定封你为丞相。”
有了皇帝的亲口许诺，曹彬喜出望外，信心倍增，他带领大军直捣江南，冲锋陷阵，很快就消灭了南唐政权，俘虏了皇帝李煜。
回朝之日，曹彬满心欢喜，只等皇帝兑现诺言。不料赵匡胤竞出尔反尔，未封他丞相，只是漫言：“丞相为百官之首，无可再升。如今四海未平，天下未定，尚需你等出力分忧。并非有意骗你，只是人心难测，倘若你官居丞相，志得意满，怕是不会那么卖力为我打仗了。”
曹彬失望之至，怅怅回府。进得屋来，却见室中堆满了钱，数额甚巨。
当他得知这是皇上赏赐的五十万钱时，刚才的不快顿时一扫而光了，他心下感恩，嘴上说：“皇上这般用心，我曹彬还有何话可说？何况就算当了丞相，也不过多得点钱财；如今有了这么多钱，我又何必争当什么丞相呢？”
他高兴至极，再不以赵匡胤说谎为念。他竭尽心力，为宋王朝征战扩土，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感情是一笔获利丰厚的投资
利用感情作投资，是赢得人心最有力的手段。人都是这样：也许他会拒绝你的钱，不接受你的礼，但他却不能抗拒你对他好。让他觉得你是真心对他好，你收获的必然是部下的忠心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