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领导者要有灵活过人的手段
一个领导必须成为掌握权力的高手，既能重权又能藏权，既能强权又能护权，既能集权又能授权，既能争权又能让权，既能谋权又能升权，才能把难事办得顺当，把不利化为有利，使组织变得章法严明、环节紧凑，效率倍增。
假力他人，长袖善舞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建立庞大的蒙古帝国，善于假手于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3世纪以前，漠北一带，各部落为争夺地盘，战争不断，在激烈的争夺和兼并战争中，没有一个部落能始终保持原样地统治自己的臣民和维护自己的产业。要么得到，要么就是失去，成吉思汗就诞生在这样的年代，他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灭国四十”，使群雄逐鹿的漠北归于一统，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铁蹄横跨西欧大陆，征服了波兰、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和几乎整个亚洲。实现了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梦寐以求却未能如愿的帝国之梦。他的赫赫战功就连亚历山大、凯撒大帝、屋大维等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的开拓者们也望尘莫及，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里中国仅有的八位之一。难怪伊朗历史学家志曹尼在他的名着《世界征服者史》中说：倘若那位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在使计用策方面只能做成吉思汗的学生。
成吉思汗成功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纵观成吉思汗的一生，不难发现，善于假借他人的力量，为己所用，是其走向辉煌的先决条件。早在年轻时，他的这种才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自从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部人毒死后，原追随他父亲的部众纷纷逃离，臣民纷纷散去，家中只剩下母亲、姨娘和兄弟一共九人相依为命。少年成吉思汗便成了家中的主心骨。为躲避战乱和仇人追杀，在成吉思汗的主持下，一家九口迁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艰难度日。在这种处境下，成吉思汗迎娶了儿时订下婚约的孛儿帖，但是新婚不久，成吉思汗的住处就遭到了蔑儿乞人偷袭，爱妻孛儿帖在这次偷袭中被抢走了。
爱妻被抢，对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拼了命也要把爱妻夺回。但是成吉思汗毕竟是成吉思汗，他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自知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与强大的蔑儿乞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决定先忍气吞声，不逞一时之勇，然后结“父子”拜“兄弟”来寻求各方支持，报夺妻之仇。他首先到克烈部首领王罕处求援，他与父亲也速该有很深交情，而且也曾受辱于蔑儿乞人。在此之前，他为收回父亲去世时离散的部众和臣民，曾到过王罕处，把岳父母送的一件非常珍贵象征着勇敢和权力的黑色貂皮大衣赠给王罕，并对他说：“在前些日子，你与我父亲契合，便是父亲一般，今将我妻子上见公姑的礼物拿来与父亲。”王罕非常感动，深情地对成吉思汗说：“你离散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漫散了的牛羊，我与你完聚。”由于种种原因，王罕暂时还未能兑现诺言，这次成吉思汗来求，他认为是体现长者风范同时又是报私仇的最佳时刻，是兑现诺言的最好机会，决不可错过，于是，满口答应成吉思汗的要求，出兵两万，还给成吉思汗出谋划策，建议成吉思汗去找曾被蔑儿乞人欺负的札木合。
成吉思汗从王罕处回来后，立马派遣弟弟向札木合求援，弟弟按大哥授意，到了札处，先叙及儿时的光景和离别之情，然后话锋一转，告诉札木合大哥爱妻被抢一事，并向札木合转告了王罕的意思。札木合是成吉思汗儿时的伙伴，曾结为“兄弟”，感情很深，听到成吉思汗的爱妻被蔑儿乞人抢走，立即想起儿时被蔑儿乞人欺负的场景，怒火中烧，声称不报此仇，有何面目立于漠北，发誓“此仇不得不报，要尽灭蔑儿乞部”。随后自认统领，率自己两万人加上王罕部两万共四万兵马向蔑儿乞部开战，蔑儿乞部自感兵力不足，不敢迎战，仓皇夺路而逃。在溃逃中，被札木合率领的联合军追杀，死伤者无数，尸骨遍野，成吉思汗终于救回孛儿帖夫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吉思汗借他人之力为己所用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到了三十多岁之后，他的这种才能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为报杀父之仇，他归附金朝向金朝称臣纳贡，取得金的支持后联合王罕打败了杀父仇人--塔塔儿部。因札木合之弟偷成吉思汗手下的马匹，被成吉思汗手下打死，两人产生矛盾，最后付诸武力，为此他再次寻求王罕的支持，借王罕的力量，击败了札木合；而后又利用札木合与王罕之子桑昆之间的矛盾，偷袭王罕，一举歼灭克烈部。为了战胜乃蛮部，他四处游说，寻找盟友，与沃古部结盟，共同抗击乃蛮部，取得了又一次巨大胜利。在攻击金国之前，成吉思汗仍与金保持友好关系，并成功地破坏夏金之盟，而后亲率大军三征西夏，为攻打金朝创造条件，解除了西夏援金的后顾之忧，随即撕破称臣于金的面纱，挥戈征金，使金措手不及，兵马长驱直入，直至金中部。西征时，他又派人游说摩诃末之母，争取摩诃末之母的支持，并与之达成协议，削弱摩诃末的支持力量，终使大名鼎鼎的花刺子模沙摩诃末战败而逃，病死于西逃途中的里海的一个小岛上。
成吉思汗就是这样，凭借他人的力量逐个将对手征服，使许多个不同语言、文化的部落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建立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使蒙古族从一个野蛮愚昧的民族开始进入文明的封建时代，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今社会，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超然于社会系统之外。领导就需要善于把各种社会资源变成手中的财富，为实现组织目标创造条件。尤其在当今时代，不管是企业领导还是行政部门的领导，只有善于借助各种力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吉思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广交朋友，借助他人的力量。在他势单力薄的时候，自甘作“王罕之子”、“札木合之弟”，广纳江湖豪杰。在他羽翼渐丰的时候，为“报杀父之仇”仍能委曲求全，向金朝称臣纳贡，以达结交的目的。以至于在他称霸草原一呼百应的时候仍能广交朋友，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他人力量的机会，让他人心甘情愿地为自己付出。
提高组织的整体效能，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必须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借用各方面的力量。成吉思汗的成功说明，领导者善于与外部协调关系，能巧妙而灵活地借助外部资源以促进组织发展的时候，不仅组织本身可以超常规发展，而且组织人员也将获得更多的成长机会。成吉思汗的成功还说明，领导者善于扮演自己在不同场合的角色，才能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在正式组织中，领导者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对下级来讲是上级，对上级而言是下级，相对平级却是同事。在非正式组织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这就要求领导者根据不同角色特点的不同要求扮演好不同角色，协调各方面关系，利用各种社会力量，为实现组织目标服务。
为留英才，敢于分权
现在一些企业和政府机关招募人员，对应聘者采取的多是“五分钟面试的方法”，没有力求多渠道地和应聘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全方位地了解每一位应聘者的特长和缺点，常常会错过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
发现人才是使用人才的先决条件，如果发现人才而不使用的话，不但人才本身会很快贬值，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留住人才。如果一个公司或者组织留不住人才，或者对人才使用不当，就会降低该企业或者组织对社会上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更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壮大自己。
发现人才，必须多方面听取他人的意见。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聪明的人也会有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而对于一个高层领导者，往往一个错误的决定就可以使公司走向破产；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其决策的失误更是毁灭性的，整个政治生涯也许就因为一次错误而永世不得翻身。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领导却不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不善于从他人那里吸取有益的东西，导致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有的领导则习惯一刀切，不能量才使用，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和创造性，为组织作出最大的贡献，造成很多人不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然而在秦末乱世，天下大势却一度演变为刘项之间“得韩信者得天下”。因为在群雄逐鹿过程中，决定胜负的毕竟还是军事斗争。而韩信，这个极善于大兵团作战的天才军事家，便成了当时左右天下大局的关键因素。
最早看出这一点的是刘邦的谋士萧何。韩信初投项羽麾下，做了其帐前侍卫的“郎中”，为项羽执戟站岗，有时也在项羽面前发表一些军事见解。项羽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对韩信的建议非但听不进去，时常还要训斥几句。韩信见抱负实在施展无地，便投奔刘邦，起初也未得重用，却在此结识了对他今后一生有着深远影响的萧何。韩信曾数次与萧何交谈，被萧何视为奇才。
过了一段时间，韩信见没什么动静，既不得重用，不如也另谋出路。萧何听说韩信跑了，顾不得禀报刘邦，便自行去追韩信，这就是千古传颂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
萧何向刘邦力荐韩信时，韩信的军事才能尚未得到任何证实。市井流氓出身的刘邦，此时显出一个政治家卓越的胆魄，他相信萧何的政治眼光和识人之能，不但接纳了萧何的举荐，拜韩信为大将，而且按照萧何的提议，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极尽隆重，令三军为之惊愕。
韩信果然不辱使命，越太行，强渡黄河，连克魏、代，势如破竹。刘邦却派人收其精兵，调去荥阳归自己指挥以拒楚，只让他带领号称“数万”的残弱之师继续击赵，摆明了不愿韩信在征战中做大自己人马。在背水一战大破赵军之后，韩信遣使报刘邦，刘邦以张耳为赵王，镇抚其国，等于告诉韩信：你只负责打仗，打下来的地盘，要交给别人看管。
自东征以来，韩信不断被刘邦抽走精锐人马，他却丝毫没有放慢东进速度，愈战愈勇，兵力日益壮大。而刘邦虽不断抽调韩信兵马壮大其主力，却依然不敌项羽，兵败荥阳，逃至成皋，又被围困。他逃出成皋，潜入韩信军营，趁韩信尚未起床，诈称汉使，驰进韩信营帐，夺其印符与大部分军队，令张耳留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虽然只剩下刘邦留给他的残余部队，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信依然一举击败了项羽派来的大将龙且和二十万援军。一个人某一方面的天赋太超群，究竟祸兮？福兮？恐怕没人能够说得清。韩信连克魏、代、赵、燕、齐五国，而与此同时，在与项羽交锋的正面战场上，刘邦仍旧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汉王心中作何感想，可想而知！
韩信破齐之后，大概觉得有些累了，自己的名号、地位也应该有个说法了，也许他也是诚心地为汉王守业考虑，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刘邦，信中道：“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
其时刘邦正被项羽困在荥阳，身上还中了项羽之箭，心烦意乱，见信大怒，骂道：“混账！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一旁张良、陈平见势不妙，赶紧“蹑汉王足”，附耳语道：“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顿悟，于是改口骂道：“大丈夫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何以假为！”特派张良往立韩信为齐王，并再征其部分军队击楚。
“树大招风”，如果说刘项之间，“得韩信者得天下”，先前只有萧何意识到这一点。韩信这一封王，连项羽也意识到了。他派盱眙人武涉往说韩信。然而韩信辞谢道：“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已去，齐人蒯彻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他试图借相术打动韩信，对韩信道：“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暗示要韩信背汉。韩信不从，答道：“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向）利倍（背）义乎！”
蒯彻仍不死心，列举了一系列君臣由患难之交而最终反目者来告诫韩信，而韩信终不忍背汉，又自认为功高盖世，刘邦不会裁撤他齐国的封地，所以对蒯彻的一番言辞敬谢不敏。
高层领导者必须善于将将，而不一定要善于将兵。作为一个单位、企业，甚至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如果事无巨细，事事关心，一方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包办所有事情。同时，这样做也很容易使自己陷入琐碎之中，而丧失大局观念，使自己缺少掌握大局的能力。如果单论领兵打仗的本领，刘邦也许连一个普通的将领都不如，但是不会带兵并不影响他成就一代帝业，主要即在于他善于控制手下的关键将领和谋臣，使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
对于渴望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内在激励比外在激励来得更强烈和持久。也许有人会说刘邦对韩信的奖励很少啊，有的也只是韩信自己提出要封齐王，而刘邦还是在不大情愿的情况下同意的。的确，故事给人的感觉是刘邦不断抽走韩信的精锐，一次次地强行夺其兵权。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关键的一点：给韩信以兵权，让其冲锋陷阵，给他以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机会。这些对于韩信的激励远比什么物质激励、封王奖赏重要得多。后来韩信即使在稍微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之后，还是不动叛变之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刘邦知遇之恩的回报。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就要充分发挥沟通的重要作用。通过沟通，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意见、要求告诉接受者，从而影响接受者的思想意识，进而改变其行为，推动实现组织的目标。韩信在项羽处没有得到重用，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韩信和项羽之间沟通得很少，双方不是很了解，使项羽误认为韩信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武士而已。而韩信在刘邦处得到重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信和萧何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通常而言，善于用人是留人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需要以我实现为最高需求。很明显，韩信是渴望自我实现的人。从韩信建功立业的过程，可以发现，留人不如用人，更加准确地说，是不如适当地用人，让人才在自己熟悉、喜欢的领域发挥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