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快速反应司令部推荐伍德沃德作为特遣舰队的司令时，他自已和许多人都瞠目结舌。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他年轻、缺乏阅历和经验。的确，那年他才49岁，不久前才升为少将，在那些资历深厚、身经百战的将军们面前，他太年轻了。支持者则认为，他是海军青年将领中的佼佼者。这也并非过誉。在军中，伍德沃德有着“海狼”的绰号，是最优秀的潜艇和驱逐舰指挥官，由于特别勤奋好学，善于接受新事物，伍德沃德还被同行们称为“好动脑筋的军官”。但是英国同中国一样太注重和强调资历了。在这场争论中，撒切尔最后把天平倾向了年轻的伍德沃德。
撒切尔夫人力排众议，决定起用伍德沃德少将任特遣队司令。撒切尔夫人认为：衡量一个人的才能不能只看年龄与资历，而是要看他在岗位上的实际表现。伍德沃德在担任国防部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驱逐舰舰长等职期间所表现出的过人素质，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鉴于此，撒切尔夫人果断拍板：“让这个人去！”在出发前，首相专门召见了伍德沃德。“你需要什么？”撒切尔问。“权力。”“什么权力？”“真正指挥特遣舰队的权力。我不要别人干涉我，包括您和战时内阁。”首相的眼睛一亮，她正需要这样的指挥官。“我给你权力，给你除了进攻阿根廷本土以外的一切权力。”
伍德沃德从撒切尔夫人那里取得“除了进攻阿根廷本土以外的一切权力”之后，为了争取主动，完成夺回马岛的战略目标，彻底重创阿根廷的海军力量，没有经任何请示，断然下令将阿军在200海里禁区外的一艘巡洋舰击沉。特遣舰队到达马岛后，当伍德沃德命令突击部队司令官穆尔少将登陆时，问道：“你还需要什么？”“权力。”“什么权力？”“真正指挥突击队的权力。你不要干涉我在岛上的行动，那里只有胜利！”“我给你全权！”出发时，撒切尔首相授权伍德沃德，战场上伍德沃德又授权穆尔将军。
当穆尔少将带领登陆部队在向纵深推进时，他发现阿军出人意料地不堪一击，立刻改变伍德沃德要求采取的“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的战术，转而采取“蛙跃式”战术，高速交替向前推进。其时参谋人员询问是否要请示伍德沃德，穆尔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用，我自己作主。”然而，当他命令威尔逊旅长攻打鹅湾时，威尔逊在途中发现弗兹罗港的阿军已经撤离，于是，他也未经请示就下令迅速占领了这个战略港口。
马岛之战就这样以威尔逊旅长的胜利而结束，以穆尔少将的胜利而结束，以伍德沃德司令的胜利而结束，以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胜利而结束，以英国的胜利而结束。胜利弥补了撒切尔政府内政的不足，保证了保守党赢得下次大选，给保守党和撒切尔夫人本人带来了无穷的好处。
纵观马岛战争的全过程，撒切尔夫人采取了充分放权的领导方式。这种方式被西方军事家们称为委托式指挥法。而在中国古代，它被皇帝和出外征战的将军共同理解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核心是科学授权。
在领导活动中，任何领导者要完成一定的任务，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足够的权力。如果权力都控制在上级手中，任务却要下级去完成，那就会一事无成。授权的前提是授给谁，何时授。也就是说授权是有条件的，其中最关键的是确定授权人选。另外，授权的成功与否，在于被授权者能不能用好权，拥有权力和用好权力是两码事。下级在接受权力之后，如何用好上级授予的权力，关键在于下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机动灵活、相机行事，在于充分发挥下属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如果没有这一点，任何权力的授予都将变成徒劳。在撤切尔夫人身上真正实现了责任与权力的统一。她授权的前提是正确用人，撒切尔夫人力排众议，毅然选择伍德沃德担任特遣舰队最高指挥官，并非一时冲动，哗众取宠，而是建立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马岛战争以英方的胜利而告结束，不仅显示了首相撤切尔夫人高超的委托式领导艺术，而且展现了英国特遣舰队指挥官出色的科学用权技巧。
委托式领导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授权。授权是领导者智慧和能力的延伸，是完成现代领导活动实现既定领导目标的必要环节，也是培养、锻炼、提高下属领导力的重要途径。对此，领导者要有系统的观点，对组织的权力结构进行整体考虑、全面规划，对哪些权力该保留、哪些权力该下授，进行科学设计。同时弄清接受者的能力、积极性和兴趣，掌握他对所要承担目标任务理解的程度，即被委托者要知道上级所期望于自己的成果是什么，并且对完成这项任务有很大的积极性和热情，做了充分的准备，自信能够干好。否则，授权就有落空的危险。在此基础上，把握好三个环节：一是分配权力，责任就是工作任务，领导者要为被委托者清楚地描述他们所应从事的任务，这种任务要分配得非常明确，不致使被委托者在工作中相互推诿扯皮；二是授予权力，即授予被委托者完成相应职责而必要的权力，并给予相应的支持，激发被委托者的责任感；三是监督检查，领导者要始终把握被委托者的工作结果与计划的偏差程度，发现走偏方向，及时提醒并给予指导和纠正。
纪律严才能人心齐
要激发下属的势气，除了鼓励之外，没有什么比纪律更为重要的了。纪律是人的重要约束力，也是团队的精神连接纽带。
古代名将统兵打仗，从来都以军纪为约束军队、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治军以严明约束士兵，主张军队之中爱人之道，以严厉为主，如果过于宽厚，那么下属的心就会松弛而浮躁，所以绝不可因人才难得而迁就，舍军令而迁就人才。
众多着名将领都十分看重军队的士气，讨厌那些散漫的游侠。清代名臣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最不喜欢那些走江湖的剑侠，而更看重部队的纪律。在祁门时，有一人前来投奔，自称皖省名士许荫秋。武艺的确一流，但曾国藩考虑到军中纪律如铁，侠士则比较散漫，故不收留。幕僚问他何故。他说这种剑侠大多是无赖流氓，不受当地约束，邪多正少，不遵守国家法度，虽武功高超，但留之则坏军纪且会影响军中风气。名侠尚且不留，此后再无侠客一类的人来投奔了。曾国藩始终没有因人才难得而破坏了自己的规矩，即使对爱将也是如此。
曾国藩初带兵时，李鸿章投到门下做幕僚。他自觉自己是进士出身，内心高傲又有文人散淡习气，所以多次不参加早练，尽管有军令在上，他则总是日上三竿才大梦方觉。这样一连三天，曾国藩看在眼里，但碍于情面暂不作声。第四天天未亮，曾国藩就派人告诉李：“曾大帅说，每日早起早练是统一军令，即使有病也得起来，大家等你去后再用餐。”
李鸿章这才感到心理紧张，赶紧披衣下床，急匆匆地直奔餐厅，心中忐忑不安。曾国藩瞪了李鸿章一眼，端起碗吃饭，幕僚们跟着端起碗来，一言不发。吃完饭后，他放下碗筷，面对所有同僚，一字一句地说：“少荃，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矩。此间所尚的，是统一的军令，任何人也不得例外。”
说完，甩手走出餐厅，这一句好像当头棒喝，李鸿章被打得目瞪口呆，半天没回过神来。
从那天起，李鸿章果然十分遵守军令，一改过去骄横清高的文人习气，虚心学习周围的一切，而良好的纪律和风气也使得湘勇这一支军队成为能征善战的劲旅，影响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朝廷唯一可战之师。
领导一个团体，最重要的就是纪律。与纪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第二位的。
上世纪70年代，日本伊藤洋货行的董事长伊藤雅俊，突然解雇了功绩素着的岸信一雄，在日本商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就连舆论都用尖刻的口吻批评伊藤。
人们都为岸信一雄打抱不平，指责伊藤过河拆桥，将三顾茅庐请来的一雄解雇了，是因为他的东西全部榨光了，已没有利用价值。在舆论的猛烈攻击下，伊藤雅俊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纪律和秩序是我们企业的生命，不守纪律的人一定要处以重罚，即使会因此降低战斗力也在所不惜。”
那么，事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现任经理岸信一雄是由“东食公司”跳槽到伊藤洋货行的。而过去伊藤洋货行是以从事衣料买卖起家，所以食品部门比较弱，因此伊藤才会从“东食公司”挖来一雄。“东食”是三井企业的食品公司，对食品业的经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于是有能力、有干劲的一雄来到伊藤洋货行，宛如是为伊藤洋货行注入一剂强心针。
事实上一雄的表现也相当好，贡献很大，十年间将业绩提升数十倍，使得伊藤洋货行的食品部门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但从一开始，一雄和伊藤间的工作态度和对经营销售方面的观念即呈现很大的不同，迁延日久裂痕愈来愈深。一雄属于海派型，非常重视对外开拓，常支用交际费，对部下也放任自流，这和伊藤的管理方式迥然不同。伊藤走传统、保守的路线，一切以顾客为先，不太与批发商、零售商们应酬，对员工的要求十分严格，要他们彻底发挥自己的能力，以严密的组织作为经营的基础。基于这种分歧，伊藤当然无法接受一雄的粗豪做法，伊藤因此要求一雄改变工作态度，按照伊藤洋货行的经营方法去做。
但是一雄根本不加以理会，依然按照自己的做法去做，而且业绩仍然能达到水准以上，甚至有飞跃性的成长。充满自信的一雄，就更不肯修正自己的作法了。他说：“一切都这么好，证明这路线没错，为什么要改？”
这件事情不单是人情的问题，也不尽如舆论所说的，而是关系着整个企业的存亡问题。对于最重视秩序、纪律的伊藤而言，食品部门的业绩固然持续上升，但是他却无法容许“治外法权”如此持续下去，因为这样会毁掉过去辛苦建立的企业体制和组织基础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伊藤的做法是正确的，纪律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