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寄萍走的这天，城里便传着扒城的新闻，而这新闻在乡下传得更起劲。“扒城哟！扒城哟！都去扒城哟！”老头子们在呼叫着，年轻人们在呼叫着，小孩子们也在呼叫着。男的在呼叫着，女的也在呼叫着。从平原到深山，从市镇到村落，所有躺卧着耕牛的地方，所有冒着炊烟的地方，都被这一个想不到的紧急命令震惊和沸腾起来了。那些掉了牙齿、白了头发的老年人还都记得，因为长毛反，父辈和祖父辈曾经被召去翻修过城墙，至今乡村里还保留着许多传说。他们记得很清楚：
就在几年之前，为着“剿共”的军事需要，乡下老百姓被逼着修城墙又修碉堡。一年之前，为着准备抗日，乡下老百姓被逼着修城墙，修寨墙，又修碉堡，硬逼得庄稼人误了农活。可是如今又要扒城了，听说这一次要彻底扒平。人们纷纷议论着，非常惊奇，但不懂得什么道理，连那些耀武扬威的乡保长也不晓得。“这倒是新鲜的花样！”人们这样批评说。“反正老百姓肚皮是私的，人是官的，一年四季都不得安生！”于是在保甲长的火急督促下，人们放下了向田里灌水的工作，放下了晚稻的插秧工作，放下了田里的除草工作，放下了红薯的栽植工作，放下了一切属于自己的要紧工作，带着扒城的家伙，运砖运土的家伙，带着干粮，带着煮饭的家伙，跟随着保甲长往各处区公所集合，又从各处区公所往城里去了。
成千上万的农民汇集到古老的城墙下，分布到附近的街道上，有的已经按照分配的段落开始工作，有的还在陆续从乡下赶来。在这个非常壮观的集团里面，有不少驼着脊背的老头子，白胡须在风中飘着，在太阳下闪着银光；有不少才只有成人的肩头那么高的小孩子。由于这些小孩子是第一次走进县城，看见城墙，看见这么庞大的农民集团，他们以惊骇和好奇的眼光，不住地向各处张望；有许多中年妇女，她们不得不来应付差事，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死了，她们的孩子打仗去了，或者还太小，或者病在床上了。在这个集团里面，有很多人害着眼疾，有些人的眼皮向外翻着，眼球上网满血丝，很可能他们的眼疾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永远也没有医过；有很多人的脸孔虚肿，黄得可怕，显然他们是被疟疾或别的什么传染病蹂躏了许多日子，靠着天大的幸运，靠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药方，保住性命，仍未恢复元气；有很多人的脖子里长着瘿包，因为食物中缺乏碘质；此外，也有很多的小孩子患瘌痢，有的已经成了秃子。在这个集团中，虽然人的成色非常不齐，但是单看看这些人们所穿的破烂衣服，单看看他们的结着茧皮的双手，就知道他们是从乡下来的真正的劳苦大众。在乡下，绅士们、地主们、跟乡保长有一点瓜葛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乡保长看做略有身份的人们，都从来不参加政府所号召的任何劳役，不出壮丁，甚至还可以不负担苛捐杂派。而是由乡保长将他身上的苛捐杂派转嫁到一般的百姓身上。
这情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已经习惯，被乡保长和绅士们看成为天经地义，所以在这上万人的集团中没有一个人对于这情形敢公然批评，甚至连偷偷地发怨言也极有分寸。噢，这个包括着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太老的和太小的，包括着孤儿寡妇的庞大集团，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有忍耐力啊！人如同蜂群一样，活动在城头上，一齐努力破坏着这座占城。砖头和石头，黄土和石灰，不管结合得怎样坚固，迅速地在人们的脚下崩解着，飞迸着，向城下滚落着。钢铁的碰击声，砖石的滚落声，劳动者的吆嗨声，沿城墙构成了不断的嘈杂声。但是那些监工的绅士们对于这一重大的扒城工作并没有认真准备，连洋镐都没有，也没有想到将群众的力量合理地加以组织。他们忽而说用砖头和石头填塞城壕；忽而命令把砖头和石头运到别处；忽而人们同时听到这两种命令。究竟哪些人担任扒，哪些人担任运输，以及怎样的轮班休息，什么时候应该让大家吃饭，监工的绅士们一点也投有想到。县长带着区长们，后边跟着十来个挂盒子枪的勤务兵，从城墙上走了一趟，向监工的绅士们嘱咐几句，要他们加紧督促；也向拿着专为打人用的手杖的联保主任和保长之类的人物说声“辛苦”，然后，他认为一切满意，跺一跺脚上尘土，回他的衙门去了。男人们全脱光了上身，汗水在炽热的阳光下像雨珠一样奔流在额角上、胸膛上、胳膊和手上。当喉咙渴得冒火的时候，如果他们找不到一点开水喝时，便走到附近的小溪旁边，蹲下身子，用双手捧起溪水解渴，不管这溪水是否干净。到晚上，人们像难民一样露宿在被破坏的城墙上和街道两旁，身下薄薄地铺把草，至多再铺一件自己的破棉袄，几个人挤在一起，用一条破被子遮着露水。黎明前有些人被寒气逼醒，揉一揉眼睛坐起来，瑟缩地夹着膀子，用火镰打着火，点起烟管抽着，于是这儿那儿闪动着点点火星，发出来断断续续的咳嗽，也偶尔发出来喃喃的小声絮语。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睡得很香甜，从喉咙里发出来沉重的鼾声；但有些常常被噩梦惊醒，醒来后惊慌四望，才看见自己是睡在城上，但见满地明月像霜样白，并没有乡保长派人来抓壮丁，也没人来催逼苛捐杂派。第二天人们又早早开始工作，恨不得立刻把工作做完。
他们大部分仍然不知道这样紧急的扒城是为了什么，只有少数人听到或感觉到这个事情与战事有关，但是在心上的反应却十分淡漠。
从扒城开始的时候起，城里的居民们起了很大震动，到处谈论着这新的话题。老人们提着烟袋或鸟笼，女人们抱着或拉着小孩子，都被好奇心吸引来了。他们恐怕衣服上扑了尘土，又怕砖头或石头滚到脚上，总是找一块空散的地方站得远远的，不近城根。虽然他们听说扒城和战事有关，但心中却不对战事格外地感到关切，甚至还有人批评军事当局下这样的命令未免过虑。在这个小县城的绅士中，只有很少人肯相信敌人有可能进攻武汉，这个地方将来会沦为战场。对于这座占城的扒毁，有些人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担心着将来万一有匪荒时没有保障；有些人觉得城墙拆除后较为方便，提议把城基改为马路，多多地栽植树木，以供市民们将来散步；有些人打算如何利用这些砖头和石头为自己建筑房屋。但救亡工作者却把扒城这件事看成为最好的工作机会，于是几位负责分子立刻开了一次会，决定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提醒那些醉生梦死的市民们对时局的注意。为着不引起当局误会，余新之同罗明开过会就一道去拜访县长了。
正是全县行政会议开幕的时候，传达长接到余新之名片后迟疑起来。他知道县长这时候不能会客，把名片拿进去说不定会碰钉子。但是余新之的名片上的官衔是那么多，而且前几天县长请他吃过饭，使传达长又不敢不传。这位小心谨慎的传达长想了一想，把县长正在主持开会的事情说明，问他们是否可以先会一会秘书或科长。余新之和罗明表示可以，他就拿着来宾的名片往里边去了。一会儿工夫，传达长走出来说了声“请”，把余新之和罗明带到秘书室，请他们稍等一下。
从秘书室的窗子望出去，恰好可以看见作为会场的三间大厅，里边坐满了穿黑色公务员制服（即中山服）的人物，也有几个人穿草绿军服，束着武装带。县长正站在主席位置上滔滔不绝地讲话，时不时用指甲搔着起明发亮的前脑瓜上的光头皮。大概他的开幕词已经讲得很长，他的喉音显出来一点苍哑，而坐在后边的绅士们也有人忍不住打着哈欠，甚至有人打盹。余新之和罗明正在观察着会场情形，刘秘书拿着半截纸烟，带着倦容，喀喀咳嗽着走了进来。他强装精神，同他们打着招呼，让他们抽烟喝茶，但他的态度却显得十分冷淡，和两天前遇见他们的情形完全两样。余新之和罗明对这一点都立刻感觉出来，心里稍微有点不快，但随即想着这家伙的态度冷淡大概是因为精神疲倦，也就不大在意了。余新之望着刘秘书的那一双熬夜熬红的眼睛，客气地问道：
“刘秘书一定很辛苦吧？隔两天没有见，你已经有些憔悴啦。”“为着准备开会的事情，”刘秘书打个哈欠说，“一连两夜晚没有睡觉。唔，两位今天来有什么事情见教？”“是关于工作问题的，”余新之沉着不迫地说，“我们想趁着扒城的机会，对民众作一点宣传教育工作，比如当他们休息时候……”“是不是要演戏？”刘秘书截住问。
罗明说：“不一定要演戏，主要的是趁他们每天休息的时候向他们讲一些军民合作啦，帮助政府抗日啦，踊跃从军啦一类问题。”“同时也让他们知道政府为什么要他们来扒城。”余新之补充一句。
刘秘书耸耸肩膀说：“你们两位的意见当然都是很好的，不过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惯了，要他们出钱他们出钱，要他们出力他们出力，用不着对他们宣传解释。况且，有时宣传得多了反而会出毛病，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况且，上面命令叫扒城是一种军事秘密，更不必向他们解释道理。况且，总理的‘行易知难’的学说正是我们领导民众的最高原理，只要民众能依照政府的命令去行就可以了。况且如果要他们先知而后行，起码还得等候一百年！”刘秘书用食指敲掉烟灰，很满足他自己的这套理论，望着客人们笑了。
余新之和罗明对于刘秘书的这番回话都觉得出乎意外，叉生气又觉得可笑。余新之用讽刺的口吻说：
“刘秘书对于‘行易知难’的解释非常新鲜，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他轻蔑地微笑着，向窗上吐一口烟缕，“刘秘书是不是认为抗战不需要政治动员，不需要任何宣传？”他接着说，虽然态度很温和，但骨子里却又冷又硬。“从去年‘八·一三’以后，我就跟方中允先生率领战教团在各地工作，许多军长师长，地方当局，都希望我们多做点民众工作。十天前我在潢川看见白健生先生，他也是同样意见，并且保证在工作上尽量帮忙。我想刘秘书同县长也绝不会不同意做民众工作。”余新之故意不称白崇禧的官衔，而称白的表字，以暗示他自己在文化界的身份较高。
“这个，这个，这个恕兄弟不能负责，”刘秘书赶忙推脱责任说，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我的意思是恐怕耽误老百姓的工作时间，因为上头限一个星期内把城墙拆平，况且……”余新之抢着说道：“我想在今天必须贯彻《抗战建国纲领》上规定的努力原则，不要同民众之间画一道鸿沟。刘秘书觉得怎样？”“是的，《抗战建国纲领》自然要实行。不过，况且，县长是恐怕有人会故意扰乱民心，节外生枝。他是地方官，负一个县的责任，有不得已的苦衷啊。”罗明心里想着一定是出岔子了。他望一望余新之，向刘秘书问道：“是不是有人对战教团跟讲习班不很谅解？”刘秘书闪烁其词地说：“那倒不晓得，这恐怕只有县长晓得。”余新之说道：“不相信战教团才真是笑话！战教团的负责人是姬先生和方先生，他们都是国内有数的学者。姬先生现在是河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本省党政要人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方先生最近还到武汉去见过陈辞修。’部长，我自己也同白健生先生谈过几次。陈部长同白先生都竭力支持战教团，怎么还有人不相信呢？奇怪！奇怪！”于是他轻轻地笑了起来，仿佛在笑着别人的幼稚和愚蠢。
“他为什么要说这话呢？”罗明心中说，“吹得肉麻！”刘秘书吹一吹纸烟灰，淡淡地笑了。大家一两分钟都不说话，各自默默地抽烟喝茶，想着心思。县长的话仍然回荡在罗明的耳膜上，在他的心坎深处激起来厌恶之感。为要转变一下谈话的气氛，罗明从窗口抛出纸烟头，向刘秘书问道：
“扒了城墙之后，那么多的砖头、石头准备做什么用？”刘秘书懒懒地回答说：“行政会议上也要讨论到这个问题，自然要加以适当利用，比如盖校舍，救济院，县医院，贫民工厂。”余新之不肯罢休地问道：“县政府派人同我们一道工作好不好？”“你们最好等晚上，县行政会议开过会以后，找县长当面谈谈，或者找动委会程秘书谈一谈，因为这事情兄弟不能负责答复。……来人倒茶！”主人既然要送客，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余新之和罗明失望地向刘秘书握手告辞，从县政府走了出来。一到街上，罗明深深的吁出来一口闷气，骂道：
“妈的，真是想不到，什么样的事情都有！”余新之笑着说：“老弟，将来碰钉子的时候多着呢，工作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嘛。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再来找县长一趟？”“我看这问题并不简单，暂时别找吧。我们今晚上再讨论一下，研究一个比较适当的办法，然后提出来同县长商量。”他们向同学会一边走一边谈着刘秘书所发的奇怪理论，谈着县长在开幕词中所讲的关于严密保甲组织的一番话。罗明学着县长的姿态和声调说：
“呃，各位同学，我说，要安定抗战后方，推行政令，就必须严密保甲组织。要严密保甲组织，就必须，呃，从今后花户不准告保甲长，保甲长不准告联保主任，联保主任不准告区长，有以下犯的就是在抗战后方捣乱，就是破坏保甲，破坏政府，破坏抗战，我一定从严惩办！”起初他们带着憎恶和气愤谈着县长和刘秘书，但谈着谈着就忍不住笑起来了。
眼看着这座被夸赞为铜墙铁壁的古城，这座曾经保护地主和绅士们平安度过了无数次兵灾匪荒，度过了“洪杨之乱”，度过了几年前大别山红色风暴的古城，非常迅速的，像奇迹一般的，被上万的农民以惊人的力量在两三天之内扒毁得不成样子。工作还在继续着，并且还加了夜班。每天晚上，下弦月还没有出来，颓毁的城墙上已飘动着无数灯笼，灯笼也随着运送砖石的手推车和挑子散在附近。手推车的轮轴的摩擦声，砖石和钢铁的碰击声，有韵律的吆嗨声，以及零乱的灯火和人影，一直继续到午夜方休。
战教团和讲习班，以及别的几个救亡团体，因为不能得到地方当局的同意，始终不能够趁着扒城的机会对民众展开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向环境的困难缩进脖子，反而想出来种种办法去突破地方顽固势力所加给他们的工作封锁。他们利用壁报，特别是利用漫画，向农民解释着出力救国的道理，解释着军民合作和拥护抗战到底的道理，解释着敌人的侵略野心和奸掳烧杀的残暴行为，解释着战局的严重和扒城的重要意义，以鼓励群众的爱国心和工作热情。他们利用每个同志的私人关系，比如有的人到群众中去瞧看他的邻居，有的人去瞧看他的佃户，有的人去瞧看他的本家或亲戚，用口头解释着一切道理。群众的反应是非常好的。他们很愿意多知道一点救国道理，多知道一点战事消息。当他们知道后，他们就自己互相谈论起来，不再对国事漠不关心，也不再认为扒城这件事和他们自己的利害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