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960），李筠起兵，并北联北汉皇帝刘钧，南结淮南军李重进。但李筠办事疏漏不密，起兵前没有做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和北汉的联盟松散而又相互猜忌，结果北汉援军反倒成了不安因素。赵匡胤按原定计划迅速出兵镇压。对李筠一战的关键是快，在其他节度使还没来得及反应前就得消灭他。所以，赵匡胤命将士抄小路昼夜疾驰。他自己在崎岖的山路中甚至下马，让坐骑驮石开路。宋军以奇快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占领了有利地形，很快平定了叛乱。而对付李重进，关键是拖，利用他优柔的性格。赵匡胤又是赐免死金牌，又派内应稳住李重进，给他大吃定心丸。等他决意起兵时，已经错过了和李筠合兵的机会，最后也被宋军灭掉。
内部反抗势力平定以后，赵宋王朝得到初步巩固。于是统一全国的问题，便提到了赵匡胤的议事日程上来。当时北方是辽国，实力强大，而南方割据小国虽多，但政权腐败，实力弱。赵匡胤决定先易后难，北守南攻，待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
赵匡胤用了十多年时间，依次削平了南方的割据政权。最后才对付北方的北汉和辽国。北汉不是在他手下灭掉的，但他为太宗留下了很好的基础。
做事情先从简单的、易于把握的人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要有条理，不能急。如果一上来就要先做没把握的事，可能会开场就输掉了，被淘汰出局。赵匡胤面对周边的众多敌人，如果一上来就拿最强的辽国下手，很可能会失败，造成全盘皆输。
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失利以后，又靠“脑白金”进军保健品业，前后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重新崛起，成为商界的神话。他做“脑白金”时没有多少资金，先在一个县做销售，打开局面，积累了一点资金后，再做一个省；然后再扩展到全国。如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个商界的巨人又重新诞生了。
前期调研不可少
做重大决策之前，一定要先做调研。为了省钱而少做甚至不做前期调研，只凭感觉做决策，结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碍，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切记：该花的钱不能省！
昆曲《十五贯》很有名，里面讲的是苏州知府况钟断案的事。这位况钟，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明宣德五年（1430），况钟出任苏州知府。
当时苏州府的赋役繁重，豪族官吏更是营私舞弊，弄得苏州民不聊生。况钟到任，第一次升堂办事，府衙官吏们便拿出一大堆公文来请他处理，况钟则假装什么都不懂，左右请教，并全都按照他们的意见办理。这样一来，府衙的官吏们十分高兴，以为这个新来的知府不过是个糊涂虫。过了三天，况钟把府衙的官吏们召集起来，厉声说：“那天我升堂，我什么事都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不识好歹，该办的事阻止我，不该办的事偏让我按你们的意见办。你们这些家伙，长期以来，就这么营私舞弊吗？你们的罪行早该处以死刑了。”
说完，把几个为首的奸吏揪了出来，当场捶杀，并把那些贪虐庸懦者全都斥退。这一事件震动了苏州府，此后，官吏和老百姓，人人遵纪守法，吏治清明。在位期间，兴利除弊，不遗余力，苏州百姓奉若神明。
况钟刚到苏州任职，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先保持低调，让那些奸佞放松警惕，他则暗中了解情况。在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处理问题稳、准、狠，对奸吏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做重大决策之前，一定要先做调研。春秋时鲁国的“曹刿论战”也是一种前期调研。齐国攻鲁，曹刿想为国效力，他去见鲁庄公，问庄公准备凭什么抵抗齐军。庄公说自己平时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总是分给大家一起享用，人缘还不错。曹刿说这点小恩小惠，不提也罢。庄公挺不好意思，又说自己从不忘祭祀神灵。曹刿又说，在这节骨眼上就别提神鬼的事了，神现在帮不了您的忙。
庄公又说，遇到百姓吃官司的时候，自己都尽可能处理得合情合理。曹刿这才点头，说这倒是件得民心的事，看来可以和齐国打上一仗。
曹刿做的就是战前的调研，摸一摸庄公的民众支持率怎么样。不过他的调研在今天看来很粗放，没有数据分析，无法量化，现在的调查公司比他要专业得多了。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之前，除了美国兰德公司对这次战争进行的战略预测之外，还有欧洲的一家名叫德林的公司，倾其所有，甚至不惜亏本倒闭，花巨资研究了有关朝鲜战争的问题。经过大量研究分析，该公司认为：如果美国向朝鲜出兵，中国也一定会出兵；若中国出兵，美国注定要失败。
这一份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只有寥寥数字：“中国将出兵朝鲜”，还附有380页的研究报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8天，德林公司欲把这一研究成果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但美方认为价码太高而没买。而嫌贵的后果是什么呢？正如我们后来所知美国盲目出兵朝鲜，中国随即派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使美军惨败。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人为了吸取教训，仍然花费了280万美元买下了德林公司的这项研究成果。
大型跨国企业在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或是开展一个新的项目之前，总是会花费巨资进行市场调研、可行性评估、整体策划等前期准备工作。这样，尽管前期耗资不菲，可随后的发展便往往是一马平川了。反观我国的有些企业，为了省钱而少做甚至不做前期调研，只凭感觉做决策，结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碍，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切记：该花的钱不能省！
讲道理也要讲实惠
对待下属，既要以远大的理想和光明的前景鼓舞他，也要使他得到优厚的利益。这两者都不可偏废。
曾国藩训练湘军，强调训练和训话并重。训练是培养战斗力，训话则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点，开创了中国军事训练的先河。有了这两方面的保证，湘军不但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当时中国最善战的军队，同时，因为湘军的地缘特点，它的凝聚力也最强。
曾国藩深知，没有钱什么事情都不好办。在他留下来的文字中，经济问题一直是他最头痛的问题，如果读过这些东西，对曾国藩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了。
光谈高调，没有饭吃，无论是什么圣贤豪杰都撑不过七天。要想让人死心塌地地跟随你，首先也要让人吃饱肚子。这是曾国藩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把这种想法也用在了驭人上。他的做法是，除了用思想教育增强凝聚力外，还要用“利”来争取人心。在具体的用兵过程中，通俗地说，就是多给钱，多发银子，使得湘军的官兵待遇要比别人优厚。有了这一条，湘军将领和普通士兵毫无牵挂，无不勇敢善战。湘军之所以能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深入的调查，曾国藩发现，绿营兵之所以腐败无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军饷太少了。绿营步兵月饷为一两五钱银子，绿营的守兵月饷为一两银子，绿营马兵月饷为二两银子。这么一点钱，在清朝初年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到了道光年间，由于米价上涨，就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了。因此绿营士兵不得不经常走出军营去谋生，军事训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战斗力也就每况愈下。不但是普通士兵，绿营军官也是入不敷出，为此常常克扣军饷，喝兵血，这样一来，绿营士兵的收入更低了，造成军心极不稳定，即使没有战争，也形同散沙，根本无力对抗太平军。
有鉴于此，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就十分重视士兵的军饷问题，他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确定了一个偏高的标准。大致是：操演日每日一钱，出征本省每日一钱四分，出征外省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增加。养伤银分为三等，上等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分两等，征本省土匪三十两，征外省太平军六十两。
可以发现，湘军士兵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的三倍多。而将领的收入更高，各种收入加在一起，营官每月为二百两银子，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银子，五千人以上者为五百二十两银子，万人上者为六百五十两银子。当时普通老百姓一年的生活费也不过几两银子，湘军的军饷显得过于优厚，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认为“章程本过于丰厚”。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标准一公布，湖南的农民纷纷参加。不过曾国藩并不是什么人都收，他所收的，只是那些朴实少心窍的人，勇敢而不畏艰难的人。在作战过程中，他还不断裁汰，重新招募，随时调整，补充新鲜血液。
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了丰厚的收入，湘军士兵除了个人生活之外，贴补家用也没有问题，没了后顾之忧，操练起来也比较安心，战斗力很快提高。同时，由于各级将领的收入大大提高，克扣军饷的事情也逐渐减少，起到了“养廉”的作用。曾国藩对自己的做法曾经进行过总结，他说：“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在鼓励手下的办法中，物质刺激是最直接的方式，特别是对那些贫苦无依的湖南农民，“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曾国藩的事业，就在这些人的冲锋陷阵中建立起来了。
李鸿章用人，比曾国藩更注重实际利益。这是由他的办事风格决定的，也是和淮军集团的组成人员分不开的。淮军最初的十一位营官，大都出身于地主团首、降将和盐枭，他们投靠李鸿章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功名利禄，大道理对他们根本没有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充分发挥了曾国藩办湘军的一个特点，用更为优厚的利益吸引这些人，利用部下自私自利的思想，诱使他们为自己卖命。李鸿章曾经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
淮军刚办的时候，衣衫褴褛，饷用匮乏，到了上海，李鸿章多方搜罗军饷，千方百计充实军力。军队保障越来越好，淮军不但战斗力大大增强，人数也急剧上升。原来在薛焕等人手下的残兵败将，被收编到淮军中以后，竟然人人成了不怕死的“勇士”。
优厚的利益也吸引了很多原来的湘军将领对李鸿章的效命。程学启和黄翼升是曾国藩临时拨给李鸿章加强实力的，随着淮军的壮大和曾国藩面临形势的危急，曾国藩屡次命令李鸿章把这两个人调回来。李鸿章尽量拖延，而程学启和黄翼升则干脆拒绝听，说湘军从来没有梗调之事。二人之所以不愿回来，主要是因为在淮军中油水更多。由于李鸿章的活动，曾国藩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而这两个人，为淮军的迅速壮大，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劳。
做领导的一定要善听
作为领导，一定要明察秋毫、见微知着，长着善听的耳朵。因为下属或许畏惧你，不敢把丑话直说；或者是出于对你的尊敬，不好直言你的缺点，所以，做领导的还是自己细心一些吧。
在城濮之战中，郑文公又曾经出兵帮助楚国打晋国，所以晋文公怀恨在心，一心想灭掉郑国。他派人去给秦穆公送信，约秦国一同出兵攻打郑国。秦穆公也正想向东扩张势力，便痛痛快快答应了。
郑文公哪见过这阵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郑国大夫叔詹对郑文公说：“秦晋两国力量强大，我们打不过它们。如果能够说服秦国退兵，只剩下一个晋国，那就好对付了。”郑文公说：“派谁去劝说秦国退兵呢？”有人推荐一位名叫烛之武的大夫。郑文公叫人把他请来。
烛之武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是个白发苍苍，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快要入土的老头子，都暗自发笑。郑文公却恭恭敬敬地对烛之武说：“听说先生能言善辩，想请您去见秦穆公，劝他退兵，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烛之武说：“您太抬举我了。我年富力强的时候都没有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如今上了年纪，还有什么用呢？”郑文公听这老头子话里有话，有感慨自己不被重用的意思，连忙说：“过去没有重用先生，那是我的过错。现在国家危急，请先生辛苦一趟吧。要是郑国亡了，对先生也不利呀。”烛之武见郑文公挺诚恳，说的话又有理，便答应了。
最后，烛之武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向秦穆公陈述攻打郑国的利害关系，不仅使秦穆公撤退了进攻的兵力，还留下两千秦兵帮助郑国守卫。
郑文公算是善于听取话外音的领导了，他听了烛之武看似自谦的话，捕捉到了话里的不满之意，赶紧道歉，从而感动了烛之武，化解了一场危机。
而战国初年的智伯却骄傲自大，不但听不进别人善意的好话，还到处乱说。这样的领导能不失败吗？
智伯胁从韩、魏的军队一道进攻赵国。首先水困晋阳，离淹城只有三丈。郄疵对智伯说：“韩、魏的君主肯定会背叛我们。”智伯问：“何以见得？”郄疵说：“从他们的脸上和军事形势上判断就可以知道。韩、魏国军队尾随我们进攻赵国，可以想见如果赵国灭亡，那灾难必然会降到韩、魏头上。虽然贤君跟韩、魏相约灭赵以后就和韩、魏三分赵国领土，可是现在晋阳只差三丈就被淹没，连石臼和炉灶都生了青蛙，饿到了人马相食的地步，晋阳指日陷落，然而韩、魏君主不但不喜，反倒忧愁，这就是一种反叛的迹象！”
对这一重要的提醒，智伯不但不引起重视，反而把这话告诉韩、魏两国君主，说：“我听说两位君主要背弃盟约，真有此事？”韩、魏两君吓得忙问：“您听谁说的？”
智伯说：“郄疵。”
韩、魏两君说：“哪有这回事？我们会这么傻吗？灭赵以后我们三国可以三分赵地，而且晋阳马上就要陷落。韩、魏两君虽然愚鲁，也不至于放弃就要到来的利益，甚至背弃盟约去做那种危险的、无望之事，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形势发展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可是郄疵在为赵国谋划，以便使贤君怀疑韩、魏两国，进而瓦解三国攻赵的盟约。如今贤君竟听信奸臣的谗言，而离间韩、魏两国的邦交，我们真为贤君感到惋惜。”说完就快步出去了。
郄疵见智伯这么没城府，急得不得了，又找到智伯说：“贤君为什么要把臣的话告诉韩、魏王呢？”智伯说：“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了他们了呢？”郄疵说：“因为韩、魏两王临走时，使劲用眼睛瞪我一下才快步走开。”
郄疵见智伯不采纳自己的建议，就主动请求智伯派他到齐国去，于是智伯就派他去齐国。不久韩、魏君主果然反叛，韩赵魏三家合力打败了智伯，瓜分了智伯的土地。
作为领导，一定要明察秋毫、见微知着，长着善听的耳朵。因为下属或许畏惧你，不敢把丑话直说；或者是出于对你的尊敬，不好直言你的缺点，所以，做领导的还是自己细心一些吧。
谨防单位里的“臭鼬”
单位里常有“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式的下属，他们爱发骚，说怪话，制造消极情绪，恰恰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对这种人也要小心，他们就像一只臭鼬，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在你的帐篷里释放臭气。
春秋时，齐庄公是一个轻佻淫荡的君主。他手下的大臣崔杼的妻子很漂亮，他就去跟她通奸。还几次到崔家去，并故意拿崔杼的帽子送给别人，以此暗示崔杼的妻子有外遇，从而羞辱崔杼。他身边的侍从劝说他不要做得太过分，他根本不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