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有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方“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钦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耗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使钦差大人也没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鄢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禀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瑞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日，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也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谀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鄢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怀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
1569年复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是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八个月之后，他遇到参劾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住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儿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台，正是因为他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
还在海瑞受理田产纷争之前，他已经受到了监察官的参劾。参劾的理由是他不识大体，仅仅注意于节约纸张等细枝末节，有失巡抚的体统。随后，给事中戴凤翔以更严厉的措辞参劾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产业做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这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不免使人怀疑这位给事中是否已经和高利贷者沆瀣一气。更为耸人听闻的是，戴凤翔竟说，七个月之前，海瑞的一妻一妾在一个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于谋杀。尽管海瑞答辩说他的侍妾在阴历八月十四日自缢，而妻子则在八月二十五日病死，但是给事中的参劾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不论真相如何，许多人已经怀疑海瑞确系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
事情极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求罢免海瑞的奏疏继续送达御前。吏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疏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
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感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堪称廉吏的典范，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官，不仅在当时为多数人所不容而见弃，后世也无几人能真正以他为榜样。原因恐怕在于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而不通人情世故，他只是专制机器上一颗忠贞的螺丝钉而已。所以终其一生并无丰功伟绩可言，唯有道德操守为后人敬仰，却又不可效仿。
为国忧劳的左宗棠
办公事最怕的就是不敬业，心里面时刻想着一个“私”字，即使费了天大的力气，也是事倍功半。私心是做事之大敌，不可不戒。
左宗棠一生戎马生涯，驰骋南北，尽忠国事。到了晚年，他又被召入京师，在中枢任职。中央是个权力争夺激烈的地方，尤其是李鸿章对他颇多掣肘，但左宗棠在其位即尽其责，仍为国事忧劳。
左宗棠入京执掌总理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当时朝中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比作北宋重臣司马光。左宗棠看到日本正企图效仿西方列强，向我索要种种特权，他非常愤慨，表示不能一味容忍退让，“此时万无言退之理”。他要改变总理衙门以往媚事外国的软弱形象。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见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吐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由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人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隶管辖，左宗棠需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商量，可是李鸿章只是表面应付，内心并不配合。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墩、王诗正率各军抵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地，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四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与英国驻华公使协商，欲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左宗棠痛陈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可是，仅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扭转形势的，他也感到痛心和无奈。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但他却被政敌排斥出中央，调任两江总督。他不以个人荣辱为意，而是尽力多做实事，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着。
左宗棠生活俭朴，家教甚严，他要求亲属，“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要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他胸怀坦荡，人格受人尊敬。
左宗棠在历史上是一个刚正、爱国、务实、有魄力的形象，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能做到“视公事如己事”。我们做事情的态度也应该是这样的：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去办，多办实事，才能把事情办好。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做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为公，而是为私。为了一己之私，当然要大搞表面工程，当然要钩心斗角，当然要拉帮结派。这样的人多了，事情不可能办好。
李鸿章与翁同龢的积怨
胸中要有正气，要能为大局着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摆在公家的桌面上。这是做人做事的准则。
19世纪末，着名的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惨淡经营近20年的北洋水师，惨遭败绩。三十艘战舰沉没的沉没，被缴的被缴。李鸿章不得不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还赔了2亿两银子。翰林院上表弹劾，国人唾骂不止，李鸿章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只好受窝囊气。
并不是北洋水师贪生怕死，而是原因北洋水师的装备不如人，船速慢、弹药奇缺。与日舰战斗时，炮弹缺乏的程度令人吃惊。许多炮艇上，巨炮炮弹仅有一发。发完之后就无以为继。小炮炮弹也不充足，轰了几下，也就成了摆设。致远、经远两舰，如果弹药充足，何至于动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念头？而且我们两舰还没靠前，就被人家用鱼雷击沉了。
人们一般认为，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慈禧挪用修颐和园了。但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19世纪90年代，清朝政府预算支出北洋水师的军费是每年500万两。慈禧建颐和园又能用得了多少呢？假如按人们常说的挪用款项150万两，4年时间，李鸿章仍有1850万两军费可用。如果这些钱用来购置军舰，可以再增加两支原来规模的北洋舰队。
那么，是谁那么大胆子，敢不按预算拨款呢？据考证，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他当时是军机大臣，主管户部，财政工作归他管。
原来，李鸿章与翁同稣有一段很深的积怨。翁的哥哥翁同书，曾在安徽当巡抚，太平军围困时，他弃城逃跑，被李参了一本。皇帝宣判翁的哥哥斩刑。当时翁的父亲是皇帝的老师，听说要处死儿子，当时气死。后来，将翁的哥哥由处死改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全因李鸿章那支如刀之笔，翁岂能善罢甘休。
甲午战前，翁力主开战。他的一个学生劝阻说，我们实力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回答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这里这个他，就是李鸿章。还没等开战，就有人要看他的笑话了。
任何事件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细节；任何一段历史，都有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这里面，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有的让人不寒而栗。历史常常由于偶然的因素发生转折，这偶然的因素往往就决定了一些人的兴衰成败、生死荣辱。
大战将临，本该共御外侮，却不承想，翁大人竟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而想借敌人之手，以报私仇。秉持国政的人，竟然如此谋国，李鸿章安能不败？清朝安能不败？
后来，敌人打进来了，慈禧怒令翁向李问策。翁一见李就问，你北洋的军舰在哪里？李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李转过头去说，你是总理度支，管钱的，平时请你拨款，你没一回不给驳了。现在出事了，你来问兵舰了，兵舰果然可以依靠吗？翁说，唉，过去的事情嘛，我们当臣子的，以节约用钱为尽职尽责啊！
不知就里的人听了这话，还以为他为了国家精打细算，哪知道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有那么卑鄙的用心。看来，假公济私是小人们的拿手好戏。而公报私仇则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私人恩怨在所难免，问题是，国难当头之际，应该一致对外，这是做人做事的准则。
曹操战宛城时，他儿子被张绣杀死，他活捉张绣后，听从谋士的劝告，收服了张绣，并同他做了儿女亲家。武则天曾问狄仁杰，有人背后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是谁吗？他说，陛下以为臣有过，指出来臣加以改正。如果您认为我无过，那是我的荣幸，但我不愿知道告我的是谁。武则天听后赞许良久。
胸中要有正气，要能为大局着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摆在公家的桌面上。
记得20世纪70年代西沙之战时，东海舰队听从毛泽东调遣，走台湾海峡，保卫西沙。台湾当局的将领发现后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西沙战事紧。那位将领心领神会，让东海舰队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血浓于水，两个打了几十年的对手，在这时不也取得了默契吗？
要善于揣摩领导的意图
与领导相处，最重要的是那份“心领神会”，形成默契。有些事领导还没说，你就已经做好了，领导当然会非常赞赏你。凡事等领导发话你才做，那往往已经晚了，他在心里已经给你打了低分。
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包括平时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这时，下属要多留心，揣摩领导的心意，根据领导的真实意图行事。
郑武公的夫人武姜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是难产而生，因而叫寤生，相貌丑陋，武姜心中深为厌恶；次子名叫段，成人后器宇轩昂，仪表堂堂，武姜深为疼爱。武公在世时武姜多次劝他废长立幼，立段为太子，武公怕引起内乱，就是不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