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吉安原来以为老婆是家庭妇女，没什么文化，没什么见识，只会像收祖子似地收受别人的好处。老婆现在的表现比他刮目相看，她才走出家门儿天，面貌就焕然一新，社会真是能锻炼人。他等老婆走了，在窗台上找到电话号码本。他出事后，就没有用过电话号码本，电话号码本上的人也在一夜之间和他失去了联系。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电话号码本上没有的人也会挤进他的电话里，号码本上的名字因此越来越多。现在，他一定是被人们从电话号码本上划去了。他掸去号码本上的灰尘，有些沮丧，有些懊恼，愤愤不平又冲进他的胸膛。号码本上的人现在大都还神气活现，他却一蹶不振，声名狼藉。他这辈子不可能在仕途上东山再起了，能做的是积聚一些钱财。他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决定把第一个电话打给最偏远的红花乡乡长孙大理。孙大理在开会的时候总是睡觉，发言的时候常念错别字，没什么政策和文化水平，只是会农田放养。一个乡长只会农田放养就行了吗？如果不给陆伯达送礼，他恐怕当不上乡长。
“是大理乡长吗？’钟吉安老气横秋地问。
孙大理听出电话里的声音似曾相识，又想不起来究竟是谁。他忽然想到有可能是退下来的老同志。今年年底，最迟明年年初，市里的23个乡镇要合并成11个，一大半乡镇干部要下来，他还不清楚自己的去向。他原来希望调到离城近一点、富裕一点的乡，最好是调进市里某个部门，陆伯达已经答应了，但答应不久就出了事。现在撤并乡镇，他不指望调动和提拔，只希望能够在新成立的乡镇中有一个位置。他忙说：“是我，我是孙大理。你是一一”
“我是吉安。”钟吉安说，
孙大理一愣：“谁？”
“我，地税局前常务副局长钟吉安。”钟吉安轻松地说。
孙大理和钟吉安打过不少交道，钟吉安在玉林乡当乡长的时候，玉林乡是全市搞手工业的典型。钟吉安的幽默和一张南瓜脸，让他印象很深。钟吉安到市地税局后，他们交往少了。就像一个正派人看见熟悉的邻居做贼，邻居无所谓，正派人倒有些尴尬，他含糊其词地问：“你啊……现在……还……在啊……地税局……”
“伯达书记问你好啊！”钟吉安单刀直人地说，然后紧张地等待孙大理的反应。
孙大理慌慌张张地问：“你见到伯达书记啦9他怎么样？”“是这样，”钟吉安在电话这边笑了笑，“我们正在想办法为陆书记减刑，希望你们乡能认购八百件羽绒服。”
“你说昏话！减刑就减刑，和羽绒服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养了鸭子，鸭毛没处去？”
孙大理学着钟吉安幽默。
钟吉安严肃地说：“监狱谈的条件，解决五千件羽绒服，就减刑，或者保外就医。”
“八百件9多少钱？”孙大理问。
“不多，”钟吉安说，“八万。”
孙大理为难地说：“钱是……不多，事不小……”
“老书记当初对你是不错的。”钟吉安旁敲侧击地说。
孙大理簧觉地问：“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只是想请你不要见死不救。”钟吉安的口气软中有硬，“我还可以告诉你，没有现在主要领导点头，我们也不好做这件事。”
孙大理沉默一会儿，跳跃性很大地说：“我是乡人大选出来的，又不是送礼买的。你总不能说每一个领导头上的乌纱帽都是送礼买来的吧？”
“不是我说是，陆书记说足就是。”钟吉安觉得自己的口气不能软。
孙大理很长时间对着话筒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乡穷，能不能少摊一些？”
“那你说多少？”钟吉安问。
孙大理脱口而出：“五万！”然后他咬牙切齿地骂道：“狗日的钟吉安！你不要以为老子是害怕了！老子是念陆书记人不错，当初对我也不错！”
“哎！你怎么……”钟吉安提高声音准备呵斥。
孙大理用更高的卢音说：“劳改犯！你他妈的不要罗唆，你再罗唆，老子一分钱也不出！”
“……好了，好了。”钟吉安怕真地把事情搞僵，笑着说，“狗口的，你狠，你山高皇帝远，我没办法对付你。你说，钱什么时候到账？”
孙大理也缓和了一些说：“你一手交货，我一手交钱。我告诉你，超过五万，我要和书记商量的。”
“书记是小吴吧？你怕他？”钟吉安问。
“书记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孙大理说，“你不要来挑拨我和书记之间的关系！他快要成为我的侄女婿了！”
钟吉安放下话筒，禁不住激动起来，在沙发上做了半个仰卧起坐。他裁下一张挂历，在上面进行了演算。
钟吉安首先看到自己赚了三千元。打一个电话，就能赚三千元，既出乎他的意料，也使他大吃一惊。这是劳动报酬，比受贿快，也比受贿安全，更是拿工资所不能比的。难怪那么多人要做生意，难怪那么多生意人要和当官的搞好关系！但是，当看到一万二千元划归到陆仲达名下，他瞠目结舌。自己辛辛苦苦，却要把劳动成果的一大半交给别人，这太不公平了，陆仲达简直就是地主、资本家！他心里不平衡。他斗争了一个下午，最后还是决定给陆仲达打电话。或许，这一个电话就能再要回百分之十，甚至有可能是再要回百分之二十。
“你总是打电话！你到底要千什么？你想什么？我这里忙得很！”陆仲达不耐烦地说。被钟吉安缠上，真是一件麻烦透顶的事，他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被钟吉安缠上的。
钟吉安硬着头皮把想法说了。当然，他没有说已经联系了五百件。
“你看这样好不好！”陆仲达强忍住怒火，嘲讽地说，“你联系的，你拿百分之八十，我拿百分之二十。”钟吉安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这……你太……客气了。”
“就这么定了！”陆仲达猛地把话筒摔到机座上，恶毒地骂了一句。他不相信这个保外就医、落水狗似的钟吉安能联系到什么接收单位。这是做生意，不是做交易。他想起来了，被钟吉安缠上，是在他第一次从监狱回来之后。当时是一大早，他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了钟吉安鬼鬼祟祟的电话。后来，钟吉安就陪他去监狱，给他出点71，还和他签合同，成了他的顾问，让他深夜去见冉从文……电话线如同钟吉安手中的一根绳主子，他不知不觉就被拴住了。他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脚踢翻了一张椅子。
“找一下方惠。”陆仲达给团市委少工委打电话，想把一肚子火向方惠发。当初，是方惠让他去监狱的。
方惠办公室的同事李萍萍，是一个见到体面男人就撒娇的女人，说活和眼神像能勾魂似的。据说，被她俘虏的男人有三四十个，她因此办成不少事情，只是没听说谁真正占到过她的便宜。她听出是陆仲达，嬉笑着说：“是陆总吧？大白天找方姐干什么？”
“是李小姐啊？我不找她，我找你呀？”陆仲达猥亵地说。
李萍萍温柔得恨不得钻进话筒：“陆总找我呀？太好了！你什么时候请我？”
“马上！”陆仲达说。
李萍萍先是惊喜，紧接着又遗憾地说：“啊呀，不行啊方姐不在，我要值班啊！”
“那你说什么时候？”陆仲达问。
李萍萍说：“晚上，晚上怎么样？”
“好的。拜拜！”陆仲达心满意足地放下电话，火没发出去，碰到李萍萍就消了。女人真楚好东西，你是火的时候，她是水；而你是水的时候，她又成了火。他把踢翻的凳子扶起来，拉开抽屉对着里面的镜子照了照。他对镜子中的脸还是满意的，不满意的是镜子中的人的脸色，发灰、灰中有青。他摸出电动剃须刀，在下巴上来回拖动。
“我操！”陆仲达摸摸头，暗暗嘲笑自己被李萍萍说晕了头。他不会愚蠢到去和李萍萍约会的地步，李萍萍十有八九是开空头支票。即使李萍萍去，他也不敢，方惠那边不好交代，被人看见了，那就是轰动新闻。
陆仲达冷静下来，觉得自己不欠陆伯达的，陆伯达虽然是他的堂兄，但没有帮他一点忙。他决定不管什么羽绒服了。陆伯达能减刑，能保外就医更好，不能出来也没有什么，他在监狱里不吃什么苦，还在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既养身也养生，一旦出来，既无事可做，也没脸见人，反而对分体不利。指望陆伯达出来做公司顾问，不现实，也不可能，他是受贿卖官的典型，年龄也大了，能做什么呢？不仅不能做什么，还会起副作用，因为谁和他接触，谁就说不清和他的关系。市里任何部门的干部，现在是冉从文的部下，升降都是冉从文说了算，大家为了避嫌，也要和陆伯达保持距离。陆伯达在台上的时候，公司都没有得到过他的好处，他退出政治舞台了，反而倒要依靠他？
“把最近一个星期的市报送过来。”陆仲达站在办公室门口，对信息部的人说。
八
“最近仲达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啊？”钟吉安打电话问方惠。他最近没有陆仲达的任何消息，不知道羽绒服推销了多少件。他更不知道哪些地方推销了，哪些地方没有推销，不搞清楚，万一冲突了，就有可能坏事。
方惠那边的人很多，她埋怨陆仲达说：“他做生意？他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对舅舅保密啊？”钟吉安不相信方惠不知道，方惠是很精明的人。他说：“我又不去吃大户。”
方惠不高兴地说：“那你打电话问问他吧。”
钟吉安知道这些就足够了，嘴角发出一个掌握一切的微笑。他似乎看到陆仲达正在紧张地和方方面面联系。有冉从文的支持，南宫市会路路畅通。他还是从边缘着手，找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玉林乡。
“这件事，是冉书记点头的。”钟吉安说。他熟悉的乡长不在，接电话的是他不大熟悉的乡党委书记马恩民。
马恩民原来是团市委书记，到玉林乡工作属于锻炼性质。他委婉地表示不相信钟吉安的话：“冉书记是很谨慎的。”
“正因为谨慎，才没有发文。”钟吉安说，“也就是三五百件衣服，玉林乡的底我是知道的，这点钱，伤不了筋骨。”
马恩民老练地说：“说老实话，无论出多少钱，钱总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事不是小事啊。”
“那你看什么时候……”钟吉安争取说。
马恩民侧面提醒钟吉安的身份说：“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再考虑一下。你上班了吗？有消息我打电话到你办公室。”
“……我在家养老钟吉安满脸发烫，脸皮仿佛被烫坏了似地疼痛。他放下电话，把马恩民痛骂了一顿。现在的年轻干部比中老年干部狡猾、狠毒，中老年干部有时候还讲情面，有时候还坚持原则，但年轻干部只讲利益，有奶便是娘。他想了想，给陆仲达打电话，让陆仲达给马恩民施加压力。
陆仲达正在接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是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郭庆打来的。副市长后面都跟一个副主任，郭庆跟副市长李兆林。他说请陆仲达参加中小学冬季田径运动会的预备会议。
“市里决定，你进组委会。“郭庆说。
“谢谢想到我，谢谢想到我。”陆仲达嘴上偷快地答应，心里怨声载道。这种电话给他面子，实际上是要掏他口袋里的票子。他非去不可，否则在市里会渐渐没有位子。
钟吉安把电话打了进来。陆仲达和公司信息部的小汪同时拿起话筒。他听是钟吉安的声音，就向小汪使了一个眼色，小汪会意，说陆总在。
“陆总人呢？”钟吉安问。
小汪说：“我不知道，你打他的手机。”
陆仲达赞许地向小汪点点头，把手机关掉。
中小学冬季田径运动会的预备会议在市政府会议室举行，市教委主任主持，李兆林讲话。像李兆林这样以特殊身份进人市政府的人，一般都适分管教育、卫生和体育。预备会议讨论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服装。乡镇教委负责人提醒说，各学校都有比赛服，为了减轻负担，服装就不要再准备了。
“我知道各学校的情况，比赛服都有。”李兆林说，“但是运动会是在冬天开，比赛服外面穿什么？现在强调素质教育，我们要给教练员、运动员一点甜头，给他们每人发一件羽绒服。”
“啊去吔！啊去吔！啊一一去吔！啊一一去它！”陆仲达受了羽绒服的刺激，鼻子四周弥散着鸭毛的臊味，条件反射似地连打四个喷喽。
四个响亮的喷嚏，把大家打得胆战心惊。
“对不起。”陆仲达揉着鼻子说，“鼻炎。”
一个乡教委主任微笑着问了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谁出钱？”
“每人一百块钱的标准，大约要三千五百套，也就是三十五万。钱，市里出一点，乡里拿一点，学校筹一点，社会各界捐一点。”市教委主任说。
几个企业负责人知道该发言了，有人说出一万，有人说五千。一圈下来，组委会有了十二万。
陆仲达看这几天的报纸，是希望能看到什么适合他捐助的消息。他要迅速引起冉从文的注意和好感，只有走这条捷径。现在是一个机会。他想把这三千五百套的服装业务接过来，他不想每件赚三十了。他说：“我们公司给每件出三十块钱，一共出资十万零五千块。”
陆仲达的表态，使得资金缺口很小了。他的话立即赢得大家的掌声。他忽然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实际上他并没有捐助一分钱，只是没有赚。他又说：“我们公司再出资两万块，作为运动员破畨市纪录的奖金。”
李兆林离开座位，走到陆仲达身边握手。
陆仲达还是不好意思，因为运动员要破省市纪录几乎不可能，这也就等于他的两万块钱出不去。他还想说苒捐些什么项目，话到嘴边又改变了主意。他意识到自己是开公司的，不是办慈善机构的。
“服装的事，谁来负责呢？”李兆林问。
会场上一阵沉默。不少人想负责，因为一经办，就有可能拿回扣，也正是有寸能拿回扣，使得想负责的人不敢开门。还有一个不敢开口的原因是，虽然这家捐这么多，那家捐那么多，但都是口头支票，把钱全拿到手，要费不少工夫。
陆仲达就是在等大家沉默，他抬起头，好像知难而上地说：“那就……我来吧。”
大家没有意见，有意见也不敢提。陆仲达在市里是说一不二的人，而且他出钱最多，谁要是和他争，他只要把十万零五千钱块钱迟拿出来几天，就能让谁急得跳楼。
陆仲达没有把参加会议的事告诉钟吉安。什么都向钟吉安汇报，钟吉安就成他的老板了。家里的电话都是方惠先接，只要是钟吉安的电话，方惠就说陆仲达不在。
“他到哪里去了？”钟吉安问。
方惠说：“不知道。我也在找他呢。他能到哪里去呢？”
钟吉安打陆仲达的手机，不是没有人接，就是关机。陆仲达仿佛消失1一。他以为陆仲达已经把五千件羽绒服全推销了，马上给监狱的印宝全打电话，印宝全说陆仲达一直没有消息，还反过来问他羽绒服的事怎么样了。他又以为也许是陆仲达推销不顺利，知难而退，当然，也许是冉从文不同意帮忙。如果是这样，陆仲达也该和他通气，不该杳无音信。眼看就要到手的钱没了着落，他心里很着急，随手抓过一张报纸，无意中看到一版登了一条消息：市中小学生冬季田径运动组委会成立，市委书记冉从文、市长周信远任组委会名誉主任，主任由副市长李兆林担任。
“这个狗日的！”钟吉安嫉妒地骂道。他认识李兆林。李兆林是玉林乡刘河村人，七七级大学生，毕业后在第一中学做教师，后来成了特级教师，再后来就是副校长、县教育局副局长，撤县建市后当选为副市长。李兆林的父亲去世，他正好随代表团在美国考察，丧事是钟吉安派人帮着操办的。
“狗日的！”
钟吉安翻到李兆林的电话号码：“李主任，恭喜啊！”
李兆林被“主任”的称呼吓了一跳，他以为是谁得到消息，冉从文要安排他到市人大当副主任。人事上的安排，一般都是当事人最后知道内情。他本来一心一意做教师，希望桃李满天下，没想到会有走上仕途的机会。既然走上仕途，尝到人在仕途的甜头，他就希望能一直走下去。他紧张而谦恭地问：“你是谁呀？”“是我呀。姓钟，名吉安。”钟吉安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