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文人都对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同行十分恭维，因为他是带着双重的光环加入到他们之中的：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文学时，流着泪大喊“乌拉”的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碰面时，便向他伸出友爱之手。但他俩合不来，也谈不拢。虽然他们都是用清晰的目光来观察这个世界，但他们在各自的观察中加进了敌对的心灵色彩：一个是善于嘲讽、激动、幻灭、多情的，是崇尚美的；另一个则是粗暴、自傲，常因道德观念而苦恼，心中隐藏着一个神明。
托尔斯泰最不能容忍这些文人的是，他们自信自己的文学的天才，自命为人类大军的首领。他对这些倡导着自由主义的市井阶层的憎恶还源自于他贵族的出身和军官的经历。另外，他还“本能地反对那些被普遍承认的理论”，当然，他承认这是他自己的性格所致。对人们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蔑视，致使他随处可见欺骗和谎言。
“对于别人的真诚，他从不相信。他认为一切道德行为都是虚假的，当他与人说话时，会习惯性地用他那极其冷峻的目光，逼视他觉得说谎的人……”
“瞧他在听对方说话时的模样儿！他那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眼睛，在怎样直视着他的对手！紧抿的双唇蕴涵着多么强大的嘲讽！”
屠格涅夫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比托尔斯泰更犀利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两三个犀利的言语，定会让对方暴跳如雷，让人难堪。
就在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最初的几次见面过程中，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彼此离得远了，他们才渐渐平静下来，竭力还对方公道。但是，时间长了，托尔斯泰同他这些文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无法接受他们的口是心非，这些艺术家们一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一面又正义言辞地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他们这些人几乎都是不道德的，都是邪恶的，没有品德的，他们比我在军队里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些人还要低。可他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常常显示出沾沾自喜的神奇样儿，就像完全健康的人那样，让我感到恶心。”
最终，他离开了这个群体。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心理依旧保留着那些艺术家们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从中可以使他的骄傲心理获得满足。这是一种高回报的宗教；它可以让你得到“女人、金钱、荣誉……”
“曾经，我是这种宗教的高级神职人员，享受着惬意而优越的生活……”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托尔斯泰于1856年11月辞掉了军中职务。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安心闭上眼睛的。他相信进步，而且是愿意相信它。他觉得“这个词语还是有内涵的”。1857年1月29日至7月30日期间--到法国、瑞士和德国--的一趟旅行，使他的这一信念彻底推翻了。1857年4月6日，当他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使他了解了自己对进步的迷信和虚幻……”
“当我看到犯人身首异处，头颅落到篮子里时，我全身为之一颤，心想现存的任何有关秩序理论都无法说明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如果全世界的人根据某种理论而认可这种做法的话，我却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决定人类善或恶的标准不是他们所说的或所做的，而是我的心。”(《忏悔录》)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他看到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拒绝对一个流浪歌手施恩，于是，他在《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那些在自由派眼中十分宝贵的幻想的鄙视，并且对那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随意画出几条假象界限的人”的不屑。
“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即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制是恶。然而这种梦幻般的假想摧毁了本能的、原始的、最美好的需要。谁能给诠释何为真正的自由，什么是专制，文明又是什么，野蛮如何辨别？哪里不是善与恶共存？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他就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宇宙神灵。”
回到俄罗斯，回到家乡亚斯纳亚以后，他又开始关注农民来。这并不表示他对民众已经不抱幻想了。他这样写道：
“无论宣道者怎样说，民众或许真的都是正直的人，但他们之所以能集合一处也只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庸俗和可鄙的一面，这正好体现出人类本性中的弱点和残忍”。
所以，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不是群众，而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觉悟与良知，甚至是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人类光明、希望之所在。于是，托尔斯泰计划创办学校，但并不清楚要教些什么。为了学习办学经验，解决这一个问题，他于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开始了第二次欧洲旅居。
他研究了许多种不同的教育理论。当然，毫无疑问他把这些理论都摒弃了。在两次暂居马赛的时间里，托尔斯泰明白了：真正的民众教育其实是在学校之外完成的，往往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日常生活来进行，他称之为“无意识的学校”或者说是“自发的学校”。自发性的学校与强制性学校是完全对立的，他认为后者是错误的、愚蠢的。所以当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就是开办一所自发的学校。而他遵循的原则就是自由，因此他不允许一些精英--那么“享受特权的自由阶阶”--将他们引以为豪的学识和错误理论强加给民众，因为他们对民众根本不了解。他们也没有权利。在大学里，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式，造就不出“人类所需要的人才，却可以培养出腐败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式的教授、文学家，以及一些毫无目的地逃离自己原有的生活环境、虚度青春年华、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人--都是些病态、骄纵的自由主义者”。目前的形式应该让民众站出来说说他们有什么需要！但是，如果他们不在乎“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学习的读写技巧的话”，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要求。我们应该试着弄清楚他们的需求，并努力帮助他们实现需求吧！
作为革命的保守派，托尔斯泰一直努力把它们在亚斯亚纳的土地上变成现实。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时，他并不像是他们的老师，反而更像是他们的同学。同时，他还试图在农业经营中加入更人性化的精神。186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主要指责就是保护民众，反对地主和国家滥施淫威。
但是，不要认为这类的社会活动可以使他满足，并且能够占据他全部的精力。此时的托尔斯泰依旧会受到各种敌对情欲的支配。虽然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民众，但他还是那么喜爱社交，因为他需要社交。有时，他会再次萌发享乐的愿望，有时是受到了一种好动的性情的刺激。
曾经有一次，他因为猎熊而差点丢了性命。他常带一大笔钱去赌博。有时，他甚至会受到他原本蔑视的彼得堡文学界的影响。当他从歧途中走出来后，又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之中。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也被赋予了这种令人遗憾的艺术上和精神上游移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年)有着一种典雅、自负、浮华的艺术倾向，这让作者自己都很反感。1857年在第戎创作的《阿尔贝》就显得有些单薄、怪里怪气的，没了他那固有的深度和精度。《记数人日记》(1856年)的故事虽然很感人，但整体上显得有些仓促，仿佛反映出他对于自己的憎恶之情。他的化身--聂赫留多夫亲王，在赌场里自杀身亡：
“他拥有一切：财富、声望、才华、远大的理想；他没犯过任何罪刑，但他却做了更糟糕的事：他杀死了自己的心，自己宝贵的青春；他看不到方向，甚至并非有什么强烈的情欲，而仅仅是为了缺乏意志。”
他甚至不会受死亡的迫近而有所改变……
“同样怪诞的口是心非，同样的犹豫不决，同样轻浮的思想……”
死，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常常缠绕托尔斯泰心魂的一样东西。《三个死者》(1858-1859)已经预示了托尔斯泰在《伊万·伊里奇之死》里对于死亡的阴沉分析，也预示着死者的那份孤独和他生者的仇恨，还有他那绝望的呼号：“为什么？”这部讲述了三个死者的作品--三个死者分别是富婆、患痨病的老马车夫和一颗被砍倒的桦树--具有一定的伟大之处。人物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生动准确，虽然作品的整体结构有些松懈，那棵桦树的死也未能使托尔斯泰表达出在景物描写方面所具备的那种优美、惬意的诗意。总体来说，我们并不清楚他的思想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因为道德而艺术。
对于这一点，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1859年2月4日，他参加了在莫斯科由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举办的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他演说的中心思想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当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向我们这位崇尚“纯艺术的文学代表”发表致词后，提出了要捍卫社会与道德的艺术问题，并对他的言论加以驳斥。
一年以后，1860年9月19日，他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死在了耶尔，这令他大受打击、倍感伤痛，甚至“动摇了他对善以及一切方面的信仰”，并令他产生了放弃艺术的想法：
“事实是残酷的……当然，如果有人想知道事实真相并说出真相的话，人们便会竭尽所能地去了解它并公之于众。这已经是我道德观中留存下来的唯一东西了，这也是我即将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但并不是源自你们的艺术形式之下。艺术是一种谎言，而我不可以再喜欢这种美丽的谎言。”
但是，还没到半年，他创作的《波利库什卡》，使他不经意地又回到了“美丽的谎言”之中。书中除了他对金钱以及金钱的万恶能力的诅咒外，还缺少一定的道德意味。这是一部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但无人能蔑视它的伟大和杰出，我们所提到的它的不足，只是观察过于复杂，素材过于丰富，足可以写一部鸿篇巨作，而且结尾的残酷同开头的幽默过于强烈，反差太大。
八
现在是过渡时期，此时天才的托尔斯泰正在摸索，也在怀疑自己，他开始显得有些不耐烦，“没有十分强烈的激情，也没有主宰的意志”，就像《记数人日记》中那个聂赫留多夫亲王一样。可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创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最精粹、最纯净的作品--《家庭幸福》(1859年)。这本书可谓是爱情的奇迹。
多年来，他一直和比尔斯一家相处得十分友好。相继爱过这个家庭里的四人女性。最后，他真正喜欢上的是他们的二女儿。但对此他并不敢承认。当时，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比尔斯还是个孩子，只有十七岁，而托尔斯泰已经三十出头，看上去就像个老头儿，他也知道没有理由将自己疲惫、污秽的生活强加在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身上，和她这样生活在一起。于是，他隐忍了三年。后来，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托尔斯泰记述了他是如何向索菲娅·比尔斯求爱，以及她是怎样回答他的--他们俩用粉笔在桌子上写出了难以启齿的词语的首个字母。托尔斯泰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样，他强烈想把自己的《日记》交给他的心上人，以便让心爱的人完全明了他过去所有的事；而索菲娅则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心中深感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们喜结连理。
其实早在三年前，在创作《家庭幸福》时，这桩婚姻就已经在诗人的头脑中铸成了。而在这三年当中，他提前感受到了那份尚未被察觉时的爱情生活，那时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光，其中还有相互吐露神圣甜蜜的情语的时刻，以及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而流泪的时刻；紧接着是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的自私热恋，和那“连续不断、无缘无故的欢乐”；再后来就是疲乏，一种说不出的不快，对单调生活的烦闷，原本结合在一起的心慢慢分离、疏远，对于少妇来说包含着危险的世俗迷恋(卖弄风情、嫉妒、无法挽救的误解)，使得爱情告吹，消失了；最后，那颗温柔凄楚的心迎来了秋来，带着丝丝哀愁，再次见到爱情的苍白、衰老的面孔；因为泪痕，因为皱纹，因为头脑中存在的那些对种种磨难的回忆，因为对彼此造成伤害而懊恼，以及因虚度年华而更加凄婉动人--再后来是夜晚的宁静，由爱情变友情，从激情的浪漫转变成母爱的庄严……该来的一切，托尔斯泰都事先想象过，体味过。为了能更好地感受这一切，他还在这个心上人身上进行体验。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来小说的第一幕，并由这个那个女人就是叙述者，这样的创作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托尔斯泰的唯一一次。故事讲述得是那么的细腻！纯洁的心灵上笼罩着一层美丽的面纱……这一次，托尔斯泰在剖析时，不再用他那有点过强的光；也没有以往狂热地要披露出真理，反倒是让人去猜测他内心的秘密。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都渐渐柔和起来了，形式与思想达到了一种和谐。《家庭幸福》具有拉辛式作品的美感。
婚姻，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给他带来温馨的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烦扰，但这的确是他喘息的一个机会。当时慵懒的他身患疾病，并且厌烦自己，而且还厌烦自己的努力。在最初几部作品获得辉煌的成功之后，迎面而来便是批评界的沉默以及群众的淡漠。他高傲地装作很高兴的样子。
“我的名声已经失去人心，这使我郁郁寡欢。但是现在的我，心情很平静，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话要说，而且还要大声地说出来。至于公众，随便吧，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这只是自吹自擂，其实他也不无法把握住自己的艺术。毫无疑问，他能够娴熟地使用文学工具，可惜他并不知晓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就像他在《波利库什卡》中提到的：“这是一个熟练掌握自己的笔的人，在遇到一个题目后，就能写出连篇废话。”最终，他的社会事业失败了。1862年，他辞掉了地方仲裁员的工作。同年，警方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搜查，把整个城都翻了一遍，而且还查封了学校。当时，托尔斯泰并不在，他实在是太疲劳了，他担心自己会得痨病。
“对我来说，仲裁纠纷是那么的难堪，学校工作也没有头绪，想要教育他人却总要不懂装懂，那份尴尬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厌恶，所有这些使我心生疑惑，最终把自己弄得病倒了。如果没有生活中那尚未被人知晓的一面--家庭生活--让我重见光明的话，我或许早已陷入十五年后我几乎要陷入的绝望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