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把心思全部花费到希腊文里，那么你的病就永远不会痊愈。令你焦虑不安的正是那希腊文，是它使你对现在的生活如此冷漠。难怪大家都说希腊文是死亡的文字：它能够让人处于一种精神死亡的状态。”
在抛开了几项已拟定的计划之后，1873年3月19日，托尔斯泰终于让他的心上人伯爵夫人大喜过望，因为她看到丈夫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了。但是当他创作这部小说时，家中的丧事令他们的生活凄凉忧伤，而他的妻子也病倒了。“家中的幸福消失了……”
在这部著作中，可以隐约蒂看到这惨淡的经验和热情幻灭的痕迹。除了列文订婚的那几个章中还有一些漂亮的描写外，书中讲述的爱情已经不再像《战争与和平》中的那样，富有欢快的诗意，后者中的具有美妙抒情诗可与各个时代相媲美。而且，这本书中的爱情还掺杂着暴烈、肉感和专横的特点。故事的整体宿命色彩不再是《战争与和平》中出现的那个公正而宁静的神明克里希纳，也不是命运的支配者，而是疯狂的爱，是“整个维纳斯……”就是这个女人，在美妙的舞会现场，当安娜与沃伦斯基情不自禁地陷入爱河时，正是这个维纳斯，在无邪美丽、富有思想、穿着黑丝绒服的安娜身上，强加了“一种恶魔般的诱惑”。当沃伦斯基刚刚向她倾诉爱意之时，又是维纳斯，让安娜的脸闪闪光亮--“可是这并非欢乐的光辉：这是黑夜中引发火灾的可怕的火光”。是她令这个原本正直、理性的女人，这个挚情挚爱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涌动着一股肉欲的力量。而她始终驻足在这个女人的心中，直到把她那颗心彻底摧毁才肯离开。但是所有接近安娜的人，都感觉一种潜藏的、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和恐怖。最先发现它的是基蒂。当沃伦斯基去看望安娜时，他的欢乐之中也掺杂着某种神秘的恐惧。在她面前，列文失去了全部意志。安娜也清楚这种变化，但她却不能自已。
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这个原本高傲的人的整个道德底线正在被这纠缠不清的激情所侵蚀，安娜身上一切优秀的东西--那颗勇敢真诚的心--渐渐瓦解了、堕落了。她没有勇气牺牲自己的世俗虚荣；人生目的也变成了，单纯地取悦她的情人；她胆怯地、羞愧地不让自己怀孕；但同时她又被嫉妒心折磨着；奴役着她的性欲力量，逼迫她在动作、声音、眼神中惺惺作态；她堕入到那些能够令任意一个男子为之回首一瞥的女人群中；平日里依靠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那些再也无法忍受的折磨和道德堕落的悲苦将她推向火车轮下为止。“而那个胡茬零乱的小乡下人”--那个在她和沃伦斯基的梦境中苦苦纠缠的幻影--“站在车厢踏板上俯身向铁轨里望去”；根据那场具有预言性的梦的启示，“他俯身向一只口袋，将剩下的一些零碎都装到口袋里，那就是她带有痛苦、背叛和烦恼的生命……”
“我保留报复的权利。”上帝说……
这是被爱情煎熬，被神的律令压迫的灵魂悲剧，是作者一气呵成、触目惊心的一幅画。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托尔斯泰还加入了另外几个人物的故事。可惜这些并列的故事在相互转换时有些牵强、生硬，不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具备交响乐般的统一性。从书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真实的场面描写--书中对于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及其海阔天空的交谈的描写，但这些有时是不必要的。总而言之，与《战争与和平》相比，托尔斯泰在这本书中更直露地将自己的精神、人格和哲学思想灌输到人生景观之中。而作品并未因此减少其富丽壮观的特点。这本书同《战争与和平》一样，人物众多，而且各具特色。我觉得书中对男子的描写是棋高一筹的。他精心刻画了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这个可爱的自私者，谁见了他都会给予他友善的微笑；还有卡列宁，完美的高官形象，优雅却平庸的政治家，这个人常常用一种嘲讽来掩盖自己的情感。他是一个融合了尊严、懦弱、伪善和基督精神的混合物；是这个虚伪世界的古怪产物。在这个虚伪世界里，无论他多么聪明、慷慨，他都永远摆脱不掉。而且，他还会振振有辞地向自己的心灵挑战，因为当他听从心灵的安排时，最终总要落入神秘的虚幻境界中。
但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意义，除了讲述安娜的悲剧和描绘1860年左右，俄国社会的特殊画面--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以外，就是它那带有自传色彩的创作意义了。书中的康斯坦丁·列文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化身。他不仅将自己那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乡村贵族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思想赋予了列文，他还把自己的生命赋予列文。列文与基蒂的爱情以及他俩婚后几年的生活，就是托尔斯泰自己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甚至连列文兄弟的死也是托尔斯泰追忆弟弟德米特里去世的一段回忆。书中的最后一个部分，虽然有些画蛇添足，却让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当时被种种困扰折磨的心境。若说《战争与和平》的结束语是展开下一部作品的艺术性过渡，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在《忏悔录》中表露出来的精神革命的过渡。在这本书的叙述中，他不止一次地讽刺或以激烈的形式抨击当时的社会现状，这在以后的著作中，也没有停止过。他抨击谎言，抨击所有谎言，无论是善意的，还是卑鄙的；他抨击自由主义论调，抨击世俗的慈善，抨击具有沙龙式特征的宗教，抨击人类的博爱！他向社会发起战书，因为社会歪曲了一切真正的情感，并且摧残心灵的慷慨与激情！突然，死亡向社会上的这些陋习投下一束光芒。
面对奄奄一息的安娜，故作高傲的卡列宁落下了伤心的泪。这里没有生命，世间万物都是造作的心魂。但一道具有基督徒的宽恕的爱光明透入其中。令这三个人--丈夫、妻子、情人--顿时发生了变化。所有的灵魂都变得质朴、正直。但是，当安娜渐渐恢复时，这三个人又依稀感受到，“在一种由内心中指引他们走向圣洁的道德力量面前，还存在一种粗暴、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正不知不觉地统治着他们，让他们无法安宁”。可是他们很早就清楚，面对这场争斗，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将在这正邪之争中被迫作恶，那也是社会认可的”。
列文就像托尔斯泰的化身一样，在书的结尾处成为升华者，那是因为他被死亡所触动。在此之前，“他无法信仰，也同样不能彻底怀疑”。可是，自从他看到弟弟的死去，他便对自己的愚昧感到恐惧。他那最初甜蜜的婚姻在一段时期里真的将他的焦虑都消除了。但是，当他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人间之后，他那久违了的焦虑再次出现了。他反复地从事着祈祷与和否定。他开始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但这是徒劳无益的。狂乱时，他甚至怀疑自己会自杀。做了些体力劳动令他感到一丝轻松。因为在劳动中，他没有任何怀疑，所有的事情都是明晰的。书中的列文可以自在地同农民们聊天，一个农民还同他谈起那些“不为自己只为上帝活的人”。这对他而言，是一种启示。由此，他看到了理智与心灵之间的对立。理智引导人们为了生存必须残忍地去奋斗，对别人热爱是毫无道理的。
“理智没有教会我什么东西；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心灵赐予我，启示我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
从此，平静在一次来临。卑微的乡下人--只有心灵是他唯一的指引者，这个词语将他带到上帝那里……上帝是谁？他无心知晓。而此刻的列文，就像将来长时期的托尔斯泰一样，毕恭毕敬地呆在教会里，对于教义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即使是在天空的幻象或星球的外表的运动中，都存在一种真理。”(《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
十一
列文心中的这些悲痛与对自杀的憧憬，是基蒂所不知道的。而此时的托尔斯泰也在同一时期里瞒着他的妻子。但是，他并没有获得像他所赋予生命的主人公那样，获得一份宁静。事实上，这种宁静不可能互相传递。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它被人们向往多于被实现。因此，不久后，列文就又陷入怀疑之中。托尔斯泰对此十分清楚。他费了很大的精力才创作了这部著作。在临写完时，他就对《安娜·卡列尼娜》心生厌倦之情了。他无法创作了，只是怔怔地呆着。现在的托尔斯泰没有意志，厌恶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此时，他的生命空隙中突然刮起一阵来自深渊的狂风，那是死亡的眩惑。后来，当托尔斯泰从深渊中逃出来时，他将这段蹉跎岁月记录了下来。
“我还不到五十岁。”他这样说道，“我爱过，也被爱过，我有几个可爱的好孩子，拥有一大片庄园，还有荣耀与健康，道德与体魄的力量；我可以像农人那样割草；即使连续工作十个小时我都不会感觉疲倦。可是突然间，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虽然可以呼吸、吃喝、睡觉，但这并非真正的生活。我没有任何欲望了。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向往的了。我甚至都不愿意去认识真理。所谓真理就是，人生只不过是一种癫狂。我已经走到了深渊的边缘，我清楚地看到，除了死亡，空无一物。我，一个健康、幸福的人，此刻我感到自己不能再活下去了。一个无法抗拒的力量在把我引向对生命的摆脱……我没有说我要自杀。但是这股力量是那么的强大，它与我过去向往的生活的吸引力十分相似，倒是方向相反而已。我不得不对自己使些计谋，不然会退却得更快。就这样，我原本幸福的一个人，竟要把绳子藏起来，以免每晚独自脱衣就寝时，在卧室的几只衣橱上悬梁自尽。我也不再去打猎，免得产生用枪自毙的想法。我认为自己的生命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好像什么人在故意耍我。40年的劳动、痛苦与进步，当我回头望时，竟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啊！我所拥有的仅仅是一堆烂肉和蛆虫……当你陶醉于自己的人生之中，你才能活下去；但是，当这种醉意消失，你就会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是谎言，而且是荒谬的欺骗……家庭和艺术已经无法满足我了。家庭，是那些同我一样不幸的人的遭遇；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失去意义时，照镜子也就变得更加无意义。然而，最糟糕的是，我无法忍耐。我仿佛是一个在丛林中迷路的人，十分恐惧。由于迷失方向而到处瞎撞，但还不能停下，尽管明知多走一步就越陷越深……”
将托尔斯泰拯救出来的是民众。
对于民众，托尔斯泰一向怀有“奇特的亲情”。无论他对社会的种种幻想如何破灭，他仍坚定自己的信念。晚年时的托尔斯泰，就像列文一样，更加接近民众。他想到自己圈子之外的亿万生灵，那些想要自杀，整日浑浑噩噩的人们，或者是像他一样苟延残喘的学者、富人以及碌碌无为的人。他想知道，这亿万生灵为何摆脱了那种绝望，为何没有自杀。于是，他发觉，这些人并非通过求助于理智，而是放任不管理智--凭借信仰而生活。那么这种不知理智是何物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如果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宗教思想早在人类思想启蒙时便孕育而生了。在回答人生之谜时，信仰里包含了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了解了宗教书籍所记录的智慧公式就可以了吗？不，信仰并非一门学问，它是一种行动；只有将它付诸实践才有意义。托尔斯泰看到，那些富有、思想正统的人将信仰看作是一种“享受人生的慰藉”，这让他感到憎厌，使他决意和普通人混在一起，并且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的生命同信仰相一致。
“他明白了一点，劳动人民的一生就是生活本身，而赋予这种人生意义的就是真理。”
但如何让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让他们享有自己的信仰呢？仅仅知道别人是有道理的没有一点用，要像他们那样，其实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徒劳地祈求上帝，向他伸出双臂，可是上帝躲了起来。到哪儿抓住他呢？
一天，上帝将他的恩泽降临人间。
“初春的一天，我一人来到丛林中，聆听林中的声音。我思考近三年来的惶惑，想到我对神明的苦苦追求，想到自己从快乐到绝望、从绝望到快乐的反复蹦跳……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只有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才真正存在着。只要想到上帝，我的心中便激荡起生命的欢快波浪。刹那间，身边的一切都开始跳跃了，所有的事物都蕴含着一个定义。但是，一旦我停止对上帝的信任，我的生命好像也跟着停止了。
“既然如此，我还要寻找什么呢？”内心中迸发出一声呼喊，“我找寻的正是这个人，若没有他，就无法存活！认识上帝与生活是一件事。因为上帝就是生活……
“从此，我的身旁永远闪耀着这道光芒。”(《忏悔录》)
他获救了，上帝降临到他的面前了。
但是，他并非出神入定的印度修行者，他不以此而满足，因为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亚洲人的梦幻，以及西方人对理性的挚爱和对行动的追求。由此，他必须马上将所获得的启示全部转换成切实可行的信仰，并从上帝的生活中找到日常生活的一些规律。此时的托尔斯泰没有丝毫定见，他怀着一颗真心要去相信家人的信仰，于是，他开始学习自己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为了拉近使自己与教义之间的距离，三年里，他遵循着一切宗教仪式，忏悔，领圣体等。不敢对那些令自己不愉快的事情做任何判断，反倒要发明各种解释去自问自答那些他觉得隐晦或不可思议的事。对于自己所爱的人--无论生者还是死者--的信仰，他都始终认同，并希望到了一定时刻，“这份爱可以使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的理智与心灵是互相抗争的。一些行动，例如洗礼、领圣体，令他感到无聊难堪。当别人强迫他反复说出圣体是基督的真实血和肉时，他的心像被捅了一刀似的。然而，在他与教会之间筑起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的，并非教义，而是许多实际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两个：各教会之间的仇恨和水火不容；二是正式的或默许的对杀人的认同。换句话说，也就是赞成战争和死刑。
于是，托尔斯泰退出了。三年来，他始终压抑着自己的思想，决裂后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他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他轻蔑地将昨天尚在笃信的宗教踩在脚下。在他创作的《教义神学批判》(1879至1881年)中，他不仅将以往的信仰看作上是“不健全，而且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谎言”。他在《四福音书的统一性与演绎》中，就将福音书与神学相对立。终于在福音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之基础》1883年)。
对于这一信仰，可以概括为下面几句：
“我相信基督教教义。我认为，当每个人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时，那么这个世界才可能幸福。”
信仰的基石是基督的山上宝训，托尔斯泰把其中最主要的精神归纳为五戒：
一、戒发怒。
二、戒犯奸。
三，戒发誓。
四、戒以怨报怨。
五、戒与任何人为敌。
这是基督教义中的消极部分，而积极的部分只概括了一戒：
爱上帝和你的邻人，就像爱自己一样。
基督曾经说过，如果有人触犯这些训诫，那些他在天国的位置就会变小。
托尔斯泰对此天真地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