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贝多芬再一次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又成为了孤家寡人。但是，光荣已经到来，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威力。这时的贝多芬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粗野的脾气随意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还有什么可害怕、敷衍的？失去了爱情，野心也已经逝去，剩下的只有他的力量了，他要运用，甚至是滥用自己的力量。“力量，这才是区别于普通人的精神！”他又回到不修边幅的状态了，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利畅所欲言，即使面对崇高的人也可以如此。1812年7月17日，他写过这样一句话：“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勃伦塔诺说：“没有哪一位皇帝或国王，能够像他那样坚信自己的力量。”她被他的坚强气势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提到：“当我第一次见到贝多芬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他让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深信自己没有弄错，我觉得此人已经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了。”
由此，歌德便很想与这位传奇的人物结识。1812年，他们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遇了，可他们并不十分投机。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十分称赞，可他那过于自由、暴躁的性格很难与歌德的性格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到对方。贝多芬曾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高傲的共和派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官教训了一通，致使歌德一直没有原谅他。
“尽管君主和亲王们能够培养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并赏赐他们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更无法造就超凡脱俗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察觉出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与皇室一家相遇。当我们远远看见他们时，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垂手站在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所有我想说的话，但他连半步都没有向前走。于是，我按了按帽子，扣上外套上的扣子，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鲁道夫公爵向我脱帽致敬，皇后最先向我打招呼。大官员们几乎都认识我。--我觉得皇家车马从歌德面前经过时十分好笑。歌德站在路边，将帽子握在手里，向皇室们深弯着腰行礼。事后，我毫不客气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歌德永远都没有忘记这件事。
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创作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狂欢的节奏曲，后者则是幽默诙谐的交响乐。他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的，是最“放松”的，而且带有欢乐和狂乱的激动，出乎意料的对比，让人惊讶、雄壮的机智。这部乐曲也使歌德和采尔特惊骇不已。甚至使德国北方人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没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陶醉于力和才华。
贝多芬说过：“我是为人类酿造玉液琼浆的酒神，给予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的那样，要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里描绘出一个酒神的庆祝会。但我发现，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蕴涵着弗朗德勒人的遗传特质；同样地，我还证实了，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妄、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是源于自身的血统。在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部能像《第七交响曲》那样，表现出如此坦荡、自由的力量。这是毫无目的的超人精力的发泄，只是为了娱乐，如同一条泛滥的河将欢快淹没。而在《第八交响曲》中，虽然没有如此雄浑的力量，却更加奇特，更具贝多芬自己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大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1814年，贝多芬名声大振。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为欧洲的荣耀。他积极地参加各种欢庆活动。亲王们都向他致敬，而他则像他同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对自己献媚奉承。
1813年，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创作了一支《惠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一支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复兴》。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并于1815年，为纪念攻陷巴黎创作了一支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使他的声誉达到巅峰，更超过了他以往创作的那些作品。布莱休斯·赫菲尔根据弗朗斯瓦尔·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雷茨·克莱恩为贝多芬创作的脸模，都将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充满愤怒和痛苦的雄狮般的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早年所具有的意志力。他在耶拿战役之后，对拿破仑有一番言论：“很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在行！否则我一定会将他击败！”可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他的王国。正如他在写给弗朗索尔·德·布伦瑞克的信中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上。”
耶拿，德国图林根州城名，1806年，拿破仑曾在此地战胜奥军。
在维也纳会议期间，贝多芬给考卡写信说：“我不想和你谈论我们的君主和王国，我认为，思想之国才是最值得珍惜、最可爱的。在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王国中，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光荣过后，就是困苦与悲惨。
维也纳从未垂青过贝多芬。在这座轻佻浮华、被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像贝多芬这样傲岸而孤立、狂放不羁的天才，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也从未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年，他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吉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确是一个充满着音乐源泉的国家。我们必须公正地说，维也纳所拥有的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能够深感到贝多芬在音乐上的伟大，避免因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使国家受到侮辱。1809年，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公爵、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付给他四千弗洛令作为生活费，只要他同意留在奥地利。他们说：“很显然，一个人只有在他不为衣食所忧的情况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之中，才能真正创作出为艺术争光的完美作品，所以我们决定通过这种方法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从而摆脱所有可能阻挡其天才发展的一切障碍。”
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像承诺得那样美好。这笔生活费并未足额提供给他，而且很快就停止发放了。另外，从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转变，开始轻艺术而重政治。贝多芬的性格也有所改变。原有的音乐氛围也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贝多芬被视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者，或散或亡：1812年金斯基亲王逝世；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1816年洛布科维兹去世。拉梅莫夫斯基--贝多芬曾将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题赠予他，在1815年2月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与儿时的好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弗·德·布勒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他在1816年的手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
此时的贝多芬的听力彻底丧失。自1815年秋天起，他就只能用书信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最早的谈话手册记录于1816年。有关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过程中的那些痛苦，挚友辛德勒有这样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但此时的他显然已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了乐曲的节奏，乐队也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指挥，可歌手们却都自顾自地向前赶。于是乎，全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见状，建议休息一会儿，可并未说明缘由，只是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显然，这场演出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进行；但又该如何同他讲呢？谁都不忍心对他说：‘退场吧，可怜的家伙，你已经无法指挥了。’贝多芬有些迷惑、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其他人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头绪来，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突然，他用命令的语气，大声叫喊。当我来到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手册递给我，示意我写。我便这样写道：‘我恳求您现在不要指挥了，回家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于是他猛地跳到台下，冲我嚷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刚进门，他就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呆到晚饭时间。饭桌上，他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他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就在我俩要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疗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的印象。”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指挥(按节目单上所说是“参与音乐会的指挥”)《第九交响曲》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可是他丝毫听不见。直到一位女歌手拉住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时，他才突然看到全场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挥舞着帽子，为他鼓掌喝彩。--一位名叫罗素的英国旅行者曾在1825年看见过贝多芬弹钢琴，说他想表现柔和的节奏时，琴键没有发出响声，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连手指都在抽搐，此情此景，真令人伤感。
贝多芬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隔绝人群，他唯有在大自然中寻得一丝慰藉。特蕾兹·德·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是他的庇护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像贝多芬这般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人。他似乎是依靠着这些而生存的。贝多芬自己也曾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地喜爱田野……我对一棵树的喜爱要多于对一个人……”--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沿着城墙溜一圈。在乡间，他更是经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而且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啊！--在树林里，我是快乐的，因为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啊，这是多么的灿烂！在树林里，在山丘上，一片静谧--这是奉献给您、供您役使的静谧。”
从大自然中，他精神上的焦虑找到了些许慰藉，但是他却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了，可是我还要装出一副衣食无忧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第一百零六号作品是在一种紧迫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为换取面包而进行创作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上裂开了个口子。他欠出版商很多债，而且他的作品又卖不上好价钱。他那支《D大调弥撒曲》在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创作了一些优美、温柔的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要花费他三个月的时间，可每支曲子最终只能勉强地为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最具深邃性的作品，仿佛是用血和泪写就的，但亲王竟一分钱都没付给他。在窘困的生活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是为了得到属于他的津贴，或是因为要保住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的精力几乎要耗尽了。
1815年，他的兄弟因肺结核逝世，留下了一个儿子。贝多芬将自己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部倾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为此，他又要遭遇到痛苦与折磨了--似乎有一种慈悲的眷顾，在费心地、不断地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使他的才气不乏营养。--首先，就是他要同那个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卡尔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的监护权。他这样写道：
“啊，上帝，你是我的城墙，我的防卫线，我唯一的避难所！你能看穿我的心灵，你知道在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要与我争夺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我不知该如何称呼的神明，请听听我的呼唤吧，请接受你最不幸的造物者所发出的热烈祈祷吧！”
“啊，上帝！拯救我吧！你看，我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抛弃了，只因为我拒绝与不义妥协！接受我的乞求吧，我只求将来能与我的卡尔一起生活！啊，残酷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
后来，这个被强烈地爱着的侄子，辜负了他伯父对他的信赖。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信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就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但贝多芬的信更加天真，更加动人：
“难道我还要再一次接受这种卑劣无耻的无情无义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当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后，都会恨你的……如果我们维系我们关系的约束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至高无上的神明；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敢于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
“你已经被惯坏了，但学会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没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心痛万分，无法遗忘……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能离你千里万里，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
然后他签下这样的署名：“你可怜的父亲--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亲。”
接下来，他心软了，开始了一番宽恕：
“我亲爱的儿子！--不必再说什么了，--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对于如何安排你的未来，我们可以友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责备你！责备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会给你更多的疼爱与照顾。--来吧，到你父亲贝多芬温暖的怀抱中来吧。--来吧，收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还用法文写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你必将置我于死地。”)
他哀求地说：“不要撒谎，要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好儿子！如果你像别人那样，用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丑陋啊！别了，不曾生你却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心力的人，超越了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希望你能走上善良、正直的路。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侄子是聪慧的，贝多芬原本想把他引上大学之路，但在为他的将来做过各种各样的规划之后，贝多芬不得不答应侄子的要求，同意他去做商人。但卡尔出入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奇怪的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不仅没给侄子带来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怨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体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我变得更坏了，因为伯父要我上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