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近代以来，孝的思想随同儒家文化一起，先后接受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的多重洗礼。其中，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直接指向孝观念中的父权意识，如胡适在白话诗《我的儿子》中说：“父母与子女无恩，本不应居功，更不能随意索取。”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士林：传统社会，绝对的孝，特别是孝成为封建礼教，也曾经带来严重的问题。当孝成为对个性的压抑，对个人情感的蹂躏，对个人权利的剥夺时，就往往会酿成可怕的社会悲剧。从《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是对孝成为束缚人的礼教的深刻暴露，都是对礼教扼杀年轻一代幸福追求的强烈控诉。五四时期，还有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委屈出嫁的女子在花轿里用剪刀自杀的悲剧。因此，作为封建礼教的孝道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清算有其时代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孝的批判，主要是想解决两个时代课题：其一，冲破家族压迫，实现个性解放；其二，冲破由父权而君权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解放。因此，反传统的志士仁人批判的是作为吃人礼教的孝道，批判的是孝道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批判的是“二十四孝”等宣扬的不近人情的矫揉造作、虚伪迂腐，而不是教唆人们都去打爹骂娘。
记 者：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入我国，在一些层面与儒家的孝思想产生了激烈冲突，比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以及严格的等级尊卑秩序。在这方面二者是怎样融合的？隋唐以后佛教为什么又被推到如此高的地位？
赵士林：佛教到了中国，很快就中国化，其中包括接受了儒家的某些重要的伦理价值观。这一方面是佛教本土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体现出儒家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有《坛经》的“恩则孝养父母”，民谚的“堂上二老便是佛”，《佛说孝子经》则强调“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台湾有个影响极大的证严法师，居然也主张人死了应该死在家里，也就是死在亲人的怀抱里，而不应死在医院里，因为医生护士对死者来说都是陌生人。这显然是儒家伦理观的体现，和佛家原来主张的“四大皆空”“六亲不认”已经相去甚远。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均形成于唐代。简单地讲，原因恐怕至少有三个：其一，唐代国势空前强盛，充满自信和包容地吸收外来文化，佛家言教受到唐代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其二，经过汉末魏晋的积蓄酝酿，中国本土的大德高僧纷纷诞生；其三，儒家理论建设在唐代呈薄弱态势，无法和佛家相抗争。但是说到儒、道、释在唐代的地位，那是道教排第一，儒家排第二，佛教排第三。
孝与政治伦理
记 者：《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指出了孝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意义。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被推广至政治伦理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赵士林：最晚从汉代开始，统治者纯粹从政治功利出发强调儒家孝的道德要求，他们提倡对父母尽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对皇帝尽忠，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这个意思早在《吕氏春秋》中就已经明确流露出来，即所谓“人臣孝，则事君忠”。汉代的皇帝号称以孝治国，皇帝的谥号除了汉高祖刘邦外，都冠上一个“孝”字，如汉武帝的谥号是汉孝武皇帝，目的都是在维护皇权统治。
这种思想在孔子那里好像能找到一点根据，那就是孔子说过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也就是说，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的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的人从来没有过。
这段话是在肯定孝悌对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但孔子并不绝对地理解孝与忠的关系。他在谈到孝和忠的时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事臣以礼”，才能“臣事君以忠”。他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互相尽义务的关系，就像董仲舒所解释的那样：“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听这口气好像对父和君的要求还更重一些。到了孟子，就坚决反对将孝和忠扯到一起。孟子尽管是孔子的铁杆粉丝，甚至可以说是钢丝，因为他说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也”（有人类以来，就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但孟子在很多方面，特别是他的政治观点比孔子要激进，要民主。他高度评价舜的孝行，甚至主张为了尽孝可以违反法律。有人问他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该怎么办？他说舜一定放弃自己的王位，背着自己的父亲逃到海边去，逃避法律的制裁，隐居下来享受天伦之乐。但对君臣关系，孟子则坚决主张建立一种互相尽义务的关系。君对臣好，臣就对君好；君对臣不好，臣也就可以不买君的账。这就是孟子那段着名的议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君主把臣下视为自己的手脚，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视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视为狗马，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视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视为泥土草芥，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视为仇敌。这段话后来惹得专制帝王朱元璋大发雷霆，要将孟子从孔庙中撤出去，并说谁反对就杀掉谁。但有个叫钱塘的大臣偏偏不怕死，坚决反对朱元璋的决定，并说为孟子死，虽死犹荣。由于大臣冒死反对，朱元璋未能如愿，但他最后还是让大臣重新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也就是《孟子》的删节本，把这样的话统统删掉。总之，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从根本上颠覆了帝王专制时代忠君不贰的政治要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才政治逻辑在孟子这里是根本行不通的。
但是整个地看，孝却被有意无意地和忠纠缠在一起。专制时代，统治者通过倡导对父母的孝来保证对帝王的忠，并且进而用对帝王的忠来压倒对父母的孝。对于专制帝王来说，孝不过是手段，忠才是目的。从孝到忠，是专制统治者强调的逻辑。
记 者：《孝经·广扬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中国自古有“忠孝不能两全”，孝与忠同为儒家行为准则，怎样看待二者的关系？
赵士林：我先来谈一个历史案例。三国时期有位叫邴原的名士勇敢地扞卫孝高于忠的原则，坚决地回应了统治者就孝和忠的关系问题提出的挑战。事情是这样的：曹操的儿子曹丕（魏的第一位皇帝，即魏文帝）向属下提出了一个极端尖锐的问题：“君父各有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君王和父亲都生了重病，但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个人，那么，是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
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很刁钻，很老辣，很阴险，很敏感，令宾客们很难回答。这其实就是一个孝的原则与忠的原则哪一个是更高原则的问题，是一个孝的原则与忠的原则相互冲突的问题。从内心自然的真实感情来说，人们肯定更愿意尽孝，更愿意用这丸药救自己的父亲，但是谁也不敢讲真话，因为那样会违背忠的原则，从而得罪君王。曹丕那样提出问题，用意就在检验臣下对君王是否绝对地忠。
这时，只有邴原站了出来，干脆果决、坚定有力地回答：“父也。”当然是救我的父亲！
邴原的回答扞卫了孝的尊严，扞卫了孝对于忠的至上性，颠覆了帝王家的霸道逻辑，粉碎了专制统治者的政治意图。
我们从邴原的回答中能够感受到一种道德的无畏，感受到一种孝的巨大力量，获得一种亲情的最高满足。
当然，孝和忠的关系还有更复杂的层面。实际上，忠的对象不能仅仅是君王，忠还具有更为宽广的含义。如果忠的对象是国家民族时，忠孝不能两全，舍孝而取忠，舍小家而顾大家，就往往具有道德的崇高性与震撼性。岳母刺字、杨家将等故事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这些爱国者能够以忠代孝，甚至毁家纾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展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
孝与法律伦理
记 者：《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汉朝时期，儒家学说上升为统治思想，汉律也正式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孝作为人治与德治的基础，它对封建法律的影响有多少？在今天，儒家的孝思想与法治又该如何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