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巴黎女神剧场的比尔内尔先生邀卡诺剧团去短期演出一个月。于是我有了出国的机会。一想到这个，我就异常兴奋。出发之前，我们在阴暗潮湿的伍尔维奇演出，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去一个新环境。起程的日子定在周日早晨。我还差点儿误了车。
横渡海峡时大雨倾盆，但令人难忘的是，穿过迷雾我第一次看到了法国。我一直提醒着自己：“那不是英国，那是法国的大陆！”那是我一直以来憧憬着的一个地方。因为实际上卓别林家族是法国人，在亚戈诺时代才到了英国。父亲的一位叔父经常夸口，说卓别林家族在英国的这一支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后裔。
时值深秋，火车从那些清冷落寞的村庄穿过，让人沉闷不已。突然，在渐暗的天际慢慢出现一片灿烂的灯火。同车的一个法国人说：“那是巴黎的灯光啊。”我立刻兴奋起来了。
巴黎的一切都跟我想象的一样。从火车站到若弗鲁瓦－玛丽街的一路上，我激动而急切。在每个拐弯处都想下车去看看。那大概是晚上七点吧，诱惑的金色光芒从咖啡馆里透出来，从摆在咖啡馆外的桌子就能看出，巴黎人是多么会享受生活。除了多出一些汽车之外，巴黎和莫内、皮萨罗和勒努瓦笔下所描绘的还是一样。那天是周日，到处一片欢喜和活泼的氛围，像是所有人都在玩乐嬉戏着。
那晚没有演出，我们去女神剧场，也就是明天我们要演出的剧场去看戏。剧场到处都装饰着镜子和巨大的枝形水晶挂灯，看起来金光灿灿，富丽堂皇，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派头的戏院。休息室和楼道上铺着厚厚的地毯，那些上流社会的人物就在这来回走动。带着粉头巾、浑身珠光宝气的是印度王子，在酒吧里喝着白兰地的是法国和土耳其军官，还戴着插有羽毛装饰的头盔。宽敞的外间休息室里奏着音乐，还有衣帽间，女士们把披肩和皮大衣寄存在那，露出雪白的肩膀。这些都是老观众，故意在休息室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想引人注目。那个时代的女士们都既漂亮又文雅。
剧场里还配备着一些专门的翻译，来回走动，带着“译员”标志的帽子，我认识了一个翻译领班，他会好几国语言。
我们的戏在女神剧场很卖座，原本可以连演十八个星期的，但卡诺先生之前已经和别的地方约好去演出了。我每周能拿六镑，但都被我花光了。雪尼的一个表兄，他父亲的某个侄子吧，来跟我认亲。他是个上流社会的有钱人，带我在巴黎玩了不少地方。他很迷戏剧，甚至剃光胡子冒充我们剧团的演员去后台玩。可惜过了一阵子他必须回英国了，听说他一回去就被父母严厉斥责一番，送到南美洲去了。
我去巴黎前听说，海蒂的舞剧团也在女神剧场演出，所以想要再见她一面。到巴黎的当天，我就去剧院后台打听，一个跳舞的姑娘告诉我，那个舞剧团已经离开巴黎一周，去了莫斯科了。我正跟那姑娘说着话，楼梯上突然传来一个粗莽的声音：“快给我回来！你怎么能跟陌生人说话！”那是她母亲，我解释说自己只是在打听个朋友，但她完全不听，还是说：“不准跟那家伙罗嗦，给我立刻回来。”
她的粗鲁让我很生气，不过后来我跟她渐渐熟悉了。她们母女三人跟我同住一家旅馆，两个女儿都在女神舞剧团里跳舞。十三岁的小女儿长得好看，舞也跳得好，是舞剧团里的主角。十五岁的大女儿却恰恰相反，长得难看又跳不好舞。这个母亲是个丰满的法国人，四十岁左右，丈夫是苏格兰人，当时在英国。她在我演出之后来找我，为刚才的鲁莽跟我道歉，我们就和好了。她们还常常邀我到她们房间喝茶。
如今想来，我那时真是天真啊。有一次我和那母亲单独在她们房间里，跟她大谈了一些我的理想、爱好和经受的一些失望，让她颇为感动。我站起来的时候，她突然走到我面前，双手捧着我的脸。“你真可爱，”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你这么好的孩子，是不该被人欺负的。”她的表情有些古怪，声音颤抖起来：“知道吗，我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你啊。”接着，她慢慢向我靠近，吻了我。
我回答：“谢谢你。”然后诚挚而天真地回吻了她。她的目光还是凝滞在我脸上，哆嗦着嘴唇。后来，她忽然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去倒了一杯茶，脸上似乎流出一丝笑意，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你太可爱了。”
她悄悄告诉我：“小女儿是个很好的女孩，但大的那个有点麻烦，你要对她留点神。”
我常在演出后被邀到她和小女儿住的大卧室去吃宵夜，跟她们道了晚安之后，我回去必须经过大女儿的房间。有一次我经过的时候，她对我招招手，悄声说：“把门开着，等她们都睡着了我就去你房间。”信不信由你，我当时气愤地一把推开她，大步离开了。我听说她在女神剧场的演出结束后，跟那个六十岁的驯狗师，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私奔了。
然而，我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天真。一般年轻人会做的狂浪不羁的事，我都会。或是和戏团的人出去通宵达旦地玩，或是在妓院里狂歌滥饮。有一天我多喝了几杯苦艾酒，在酒馆里跟一个人打了起来，后来被警察和酒馆的人拉开了。那个人以前是个是轻量级的职业拳击手，叫阿尼·斯通。当时我们两人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于是他对我说：“旅馆里再决胜负。”凌晨四点我踉踉跄跄地回到旅馆，去了他房间。
为了不惊吵别人，我们脱了鞋，拳打脚踢地斗了很久，最后他一拳正中我的嘴，打到我的门牙，我这才清醒，于是说：“住手，我可不想被你打掉牙齿。”于是我们停下手，拥抱了一下。我把他的脸全打破了，自己的一双手也肿得像戴了拳击手套似的。房间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迹，连天花板上都有。
夜里，我嘴角的血一直流到脖子上，在舞剧里演主角的女孩照例给我送茶点，还以为我自杀了，吓得尖声惊叫。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打过架了。
又一个晚上，翻译告诉我有一位知名的音乐家要见我，带我去了他的包厢。包厢里还坐着一位俄国芭蕾舞团的女演员，是个极漂亮的姑娘。那位先生告诉我，他对我的表演十分欣赏，说我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而且没想到我如此年轻。听了他的夸奖，我客气地鞠了一躬，还偷瞄了他的女友几眼。离开包厢后，我问翻译：“那位先生身边的小姐是谁？”
“她是俄国一位芭蕾舞演员，叫……”接着翻译说了个长而复杂的名字。
我又问：“那位先生的名字呢？”
“德彪西，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我没有听说过。”我说。
那年，指控斯坦赫尔夫人谋杀自己丈夫的案子被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她却被判了无罪；那年，开始流行用于男女间调情的“蹦蹦舞”，一对对情侣们没羞没臊地搂在一起转圈；那年，竟然通过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所得税法令，每镑要缴六便士；那年，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序乐》被介绍到英国上演，但听众们只是喝了倒彩，还退出了剧场。
我一腔愁闷地回国了，开始了到外省各地的巡演。这些地方和巴黎真是有天壤之别。在北方城镇那些愁苦的周日黄昏里，全部店铺都关了门，清冷的钟声似乎是对人们的谴责。喝了酒的年轻人和嬉笑着的姑娘们，三五成群地在昏暗街巷里游荡着，一路吵吵闹闹。这也是他们周日傍晚唯一的乐趣。
六个月后，我总算对现在的工作适应了。这时从戏团在伦敦的办事处传来一条让我雀跃的消息。卡诺先生让我在《足球赛》的第二轮演出中顶替哈里·韦尔登的角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我虽然在其他一些短剧中获得好评，但如果比起《足球赛》中的主角，那些演出都只是微不足道。更何况，我们这次要去伦敦一流的牛津游艺场上演。我的名字会第一次被印在戏单的最顶端，成为全市人瞩目的中心，这是个大大的进步。如果我一举成名了，就可以拿到一大笔薪酬，接着就能拓展我的演艺范围，实现我各种美好的梦想。
《足球赛》用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原来的，所以我们只需排练一周。我对如何演绎自己的角色揣摩了很久。不同于哈里·韦尔登的兰开夏口音，我打算在戏里说伦敦本地话。
不巧的是，我在第一天排练时得了喉炎。我用尽所有的办法想让嗓子痊愈，轻声说话，吃药片，喷药水都不管用。我已经急到完全无心去想在演出时怎么插科打诨，逗人发笑了。
第一场演出时，我绷紧了嗓子里所有的血管和神经，拼命大声说话，但观众们还是听不见我在说什么。事后，卡诺过来责怪我，脸上的表情既失望又有些轻蔑。我跟他保证明天嗓子就能好，但实际情况却更糟糕了。我用嗓过度，很可能导致完全失声。于是第二晚，另一个演员临时顶替了我。第一个星期结束后，我的戏被取消了，在牛津游艺场的所有梦想都化为泡影，在沉重的打击下，我得了流行感冒。
感冒初愈，我身体虚弱，心情郁闷。忽然想到了已经一年多不曾见到的海蒂。有一天很晚了，我信步走向她家，却发现那幢房子已经空了，贴着一张写着“召租”的纸。
于是我继续漫无目的地在那几条街上转悠。忽然，一个人影出现在夜幕中，向我走过来，跟我说：“查理！你来这做什么？”这正是海蒂。她出落得更俏丽了，打扮得也很时髦，穿着一件海豹皮的黑色外衣，头上戴的是海豹皮圆帽子。
我开玩笑地说：“来接你啊。”
她笑笑：“你瘦了啊。”
我跟她说，自己流行感冒刚好。
“你来这儿又做什么呀？”我问。
“刚才去看一个朋友，现在要去我哥哥家了。”她问我，“你要一起去吗？”
她在路上跟我说她姐姐嫁了一个美国的大富翁，住在尼斯，她明早要离开伦敦去跟他们一家住上一段日子。
那晚，海蒂在她哥哥身边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娇憨和妩媚。我在一旁看她和她哥哥翩翩起舞，不由得觉得，自己对她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热情了。可能是因为她跟其他女孩没什么区别了吧？想到这一点，我心里难免惆怅，觉得自己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旁观者了。
那个寒冷的夜晚，月光皎洁，我们一起往回走。我用忧伤而冷漠的声音说，她将来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告诉我：“你说的这么悲伤，我都要哭了。”
回旅馆后，我感到有些得意，因为她觉出了我的忧郁，可见我的性格给她留下了印象。
让人又高兴又气恼的是，我的嗓子在一个月内就痊愈了。于是卡诺又让我演出《不作声的鸟》。我尽量不去想《足球赛》演出的失败，但却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觉得也许是因为自己不配代替韦尔登。而这个念头，又勾起了福雷斯特游艺场那次失败的打击。我始终没有重拾自信，所以，一旦担任一次喜剧主角，我就要经受一次可怕的心理考验。而现在，我的合同又已经期满，我决定要跟卡诺先生谈谈，要求增加薪酬。
卡诺对自己看不上眼的人，是完全不会留情面的。幸好他对我一直挺喜欢，所以还不曾奚落过我。我跟他谈到加薪的时候，他责怪我弄砸了牛津游艺场的演出，并且告诉我别人说我演得不行。这就像一记重拳打到我心上，让我又气又恼，但我还是镇定地说：“别人可不是这么想的，有人还愿意给我更多的薪酬让我演戏呢。”其实我这只是一句谎话而已。
于是卡诺在电话里接通了伯蒙德赛区明星戏院，让我听他们的对话，那戏院在电话里说我演得糟透了。这反而激怒了我。我告诉卡诺，如果他也觉得我演得烂，我们就不必再签合同了，还要求把薪酬从五镑提到六镑，虽然我对这点没什么把握。但没想到卡诺竟应允了，开始重新信任我。
后来，卡诺剧团在美国分部的经理阿尔夫·里夫斯来了英国，听别人议论说，他是要来挑选一位喜剧主角带到美国去的。
在牛津游艺场的失败之后，我就一心想去充满刺激感和冒险精神的美国，希望能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拾希望，重整旗鼓。说来幸运，当时我主演的新喜剧《溜冰》正在伯明翰上演，深受欢迎，里夫斯先生就在那时去找我们，于是我在表演时使出了浑身解数。里夫斯果然看中了我，就拍电报跟卡诺说了这件事。但卡诺准备让我演别的戏。所以我一连好几周都在担心。后来，卡诺看上一部叫《银猿》的短戏，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被介绍到秘密社团里的喜剧。里夫斯和我都不看好这部戏，卡诺却认为鉴于美国有很多秘密社团，所以这戏在那边一定会卖座。于是他安排我去美国，在《银猿》一剧中担任主角，这个决定让我甚为激动。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英国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发展的机会也有限，去美国对我来说正是最好不过的。由于我几乎没读过书，所以一旦在游艺场演丑角失败了，那就只能沦落到去干粗活了。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起程前夜，我漫步在伦敦西区，一路走过莱斯特广场、考文垂大街、马尔街和皮卡迪利街。我沿途走走停停，一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伦敦了，就倍感寂寞寥落，因为我已经决意要长住美国了。我一直徘徊到夜里两点，一路静默无人的街道徒增了我的伤感诗意。
跟家人告别是我最讨厌的，亲友的送别只是让人平添愁绪罢了。我六点钟就起床了，没有惊扰雪尼，只是留了张字条在桌上：“起程奔赴美国，会常常写信给你。查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