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加笑料之外，我开始想到给影片增添一些新的元素。这都源于我一部叫作《新看门人》的影片。片中有一个经理开除我的情节。我祈求他行行好，留我在那工作，于是就用恳求的手势告诉他，我家里人多，要养活好几个孩子。当时旁边站着一个叫多萝茜·丹波特的老女演员，她看到我那伤感的表情后，竟然哭了起来。我见到之后不由得吃了一惊，她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要逗观众笑，但我看了就是忍不住要哭啊。”这就证实了我曾经的一个想法：我能逗人笑，同样的，也能引人哭。
那是1914年，刚满二十五岁的我风华正茂。我对自己的工作是那么热爱，这不只是因为事业上的顺利，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份工作让我可以见到所有的电影女明星，而她们都曾经在某个时期对我迷恋过。这些女孩们个个都算得上国色天香，面对她们的时候仿佛身处仙境。
珀姬·碧尔丝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姑娘，有着精致的脸庞、白腻的脖子和娇俏的姿态，这一切都让我情不自禁。我刚进奇斯顿时，她因为感冒而没有去厂里。第三周我才见到她。后来我们坠入了爱河，我快乐得不能自已。那段时间是多么浪漫啊，我每天去上班的路上，一心只想要见到她。
每个周日，我都会去她父母的公寓看她。我们约会时，每晚都要山盟海誓一番。可能是因为好事多磨吧，珀姬是爱我的，却几度拒绝了我，后来，失望的我只能放弃她。那时我并不想结婚。我还没有找到跟我心中那个模糊影像相符合的女人。
每个电影制片厂都像一个人家一样。以我们厂为例，每周能拍一部电影。花两三周拍出的电影可以达到一部正片应有的长度。我们的电影都是在露天阳光下拍，所以选中了加州，据说那里一年的九个月都有充足的阳光。
1915年前后，弧光灯就已经问世了，但是奇斯顿从不使用，因为布置那灯太花时间，何况那灯光不稳定，还不如在阳光下拍的清楚。奇斯顿拍每部喜剧片都很少需要一周以上时间。甚至有一次，我一个下午就拍完了一部叫《二十分钟的爱情》的短片，上映时观众们的笑声持续了整场。那部最卖座的短片《面包和炸药》，只用了九天时间拍摄，不过花了一千八百元。由于超过了预算，我那二十五元的额外津贴也被扣除了。森纳特说，只有把它剪成上下两部放映，才能赚回本钱。的确，这样做了之后，第一年就赚了十三万有余。
那段时间我还曾与玛蓓尔和玛丽·德蕾丝勒合作拍过一部正片。和玛丽的合作十分愉快，但我觉得那影片并不出彩。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后来我又回过头去导演自己的电影了。
此时卓别林这个姓已经很出名，所以我把雪尼介绍给森纳特的时候，他很干脆地跟雪尼签了一年的合同，每周薪酬二百美元，比我还要多二十五美元。雪尼和他的妻子从英国赶来的那晚，我们共进了晚餐。席间，我问起我的电影在英国放映时的情景。
他说，广告上还没出现我名字的时候，很多游艺场的演员就兴冲冲的跑来告诉他，我成了美国的电影丑角新星。他还说，在看我的喜剧片之前，先跟影片经纪人打听了一下上映时间。雪尼在告知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之后，那些经纪人就请他看了三部电影。他一个人坐在放映室里，像傻子似的一直笑。
我问他：“你当时怎么想？”
他并没表现出惊奇的样子，而是信心十足地说：“我就知道你肯定会一鸣惊人的。”
麦克·森纳特是洛杉矶体育俱乐部的会员，他送了我一张临时会员证。那是一个很高级的俱乐部，对于市里所有的单身汉和生意人来说，都是一个聚会的好地方。二楼上还有可供女士活动的大餐厅和几间娱乐室，此外又有附设的酒吧。
我在俱乐部顶层租了一间宽敞幽静的房间，放着一架钢琴和一些藏书，五月百货商店（当时市里最大的商店）的老板莫斯·汉伯格就住在我隔壁。我每周付十二元房钱，就能享受到俱乐部里讲究的健身房和游泳池，还有其他的所有设备以及周到的服务。算上经常请朋友喝酒和偶尔请吃饭的钱，我每周花七十五元，过着奢华的生活。
俱乐部里的气氛是很友好的，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没有影响到这种氛围。我们都以为战争最多能持续六个月。而对吉钦纳勋爵关于这一仗要打四年的预言，我们都觉得十分荒谬。也有不少人对宣战的消息十分兴奋，因为这样就能扮演德国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之内把德国打得一败涂地，胜利是指日可待的。何况当时战争还没有进入白热化，战场离加州又是那么遥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吧，我要跟森纳特谈续签合同的条件了。对自己受观众欢迎的程度，我已经心中有数，但我也知道好景不长，按现在的速度拍下去，我那点把戏不到一年就会耍完的，所以我决意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信心满满地对森纳特说：“我要加到每周一千元！”
森纳特吃了一惊：“现在连我都拿不到这么多呢！”
我回答：“我知道，但如果只是打着你的名号，观众是不会像看到我名字那样排队买电影票的啊。”
“也许是这样吧，但如果失去了这个组织的支撑，你也会玩完的。”他警告我，“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倒是事实，福特在脱离奇斯顿之后混得不怎么样。但我还是跟森纳特说：“给我一座公园，一个警察和一个漂亮女孩，我就能拍出一部喜剧片。”而事实上，我几部最红的电影，用的就是这么点场景和人物。
森纳特跟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后，跟我提出这样的方案：“要不这样，还有四个月你才合同期满。我们把原来的合同取消，从今天开始给你每周五百，一年后加到每周七百元，两年后在再加到一千五。这样算来，你平均每周也能拿到一千。”
我回答：“麦克，如果能颠倒一下顺序，给我第一年一千五百元，第二年七百元，第三年五百元，我就没意见。”
“可这也太奇怪了啊！”森纳特说着。
从那以后，续签合同的事就再没人提过。
直到与奇斯顿的合同还有一个月就到期时，也没有其他电影公司想要雇我。我开始紧张了，觉得森纳特之所以这么耐下性子一言不发，一定是看清了我的底细。以前我每拍完一部影片，他都会开玩笑地催我接着拍下一部。但现在，我已经两周没工作了，他也一直不来找我，对我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但我并没有因为这些而失去信心。我打算，如果没有其他制片厂来邀请我，那就自己经营一家。我对自己独立工作是有信心的。从我某次伏在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信心。
自从加入奇斯顿电影公司之后，雪尼也已经拍出好几部卖座的电影。有一部《潜艇海盗》在世界各地打破了票额纪录，那部影片中，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摄影技巧。我见他如此成功，就约他合办一个电影公司，跟他说：“我们只需要一架摄影机和一个片场就足够了。”但雪尼比较保守，觉得这样太没有保障。他补充道：“况且我生平第一次能领到这么高的薪水，我不想放弃。”于是接下来一年，他还是留在奇斯顿工作。
后来有一天，环球影片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跟我联系。他出每英尺胶片一角二分美金的价格收购我所拍的电影，但没有答应我每周一千的周薪，所以最终也没能谈出结果。
埃山奈影片公司的代表，一个叫杰斯·罗宾斯的年轻人来看我。他告诉我，听别人说我要在签合同前先分一万元的红利，还要求每周一千二百五十元的薪酬。其实我从来就没想到过要红利，不过，这主意对我来说倒挺新鲜，所以听他这么说之后，我就一直盘算着这种方法了。
我那天晚上请罗宾斯吃饭，席间一直在听他讲话。他直接代表着埃山奈影片公司的G.M.安德森先生来跟我谈条件。绰号布朗科·比利的安德森，是乔治·K.斯普尔先生的合伙人，他愿意给我每周一千二百五十元。但罗宾斯还不能肯定他愿意给我预先分红一万元。我耸耸肩，说：“看来，很多人都是在出高价抢演员，应允的价钱挺高，但都不肯拿现金出来。”于是罗宾斯打电话到旧金山，跟安德森说其他条件都已谈妥，但要先付一万元红利给我。一会之后，他满面喜色地回来：“全都谈好了，你明天就能拿到一万元红利。”
我真是心花怒放。事情简直顺利得不太真实。但让人沮丧的是，第二天罗宾斯只拿了一张六百元的支票给我，说安德森将会亲自来洛杉矶办理给我一万元红利的事情。可是安德森来了之后，也依然没有拿出那一万元，不过他对这件事表现出很确定的样子，说：“到芝加哥后，我的合伙人斯普尔先生会把这事办妥的。”
我有点怀疑，但也不愿胡思乱想，还是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我还要为奇斯顿工作两周，这期间工作很紧张，必须要拍完最后一部影片《他的远古生活》。我当时一直在考虑其他事情，所以心绪不宁。后来终于拍好了这部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