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私人的问题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使我鲜有时间去留意联美影片公司的营业状况，直到有一天律师提醒我，公司已经欠了一百万美元的外债。我清楚地记得，联美公司生意好的时候，每年可以赚四五千万美元，但是，作为股东，我只得到两次分红。另外更重要的是，联美影片公司在鼎盛时期零价格持有四百家英国电影院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可能是那些影院做出的一种让步，目的是让我们保证供应他们的影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美国影片公司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拥有大量的英国电影院股票。我们在兰克公司拥有市值高达一千万美元的股份。
后来，联美影片公司的股东都像集体商量好一样，纷纷把股票出让给了公司，公司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现金，才收购了这些股票。所以，当我从日常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重新把注意力放到联美上时，我突然发现，负债累累的联美公司只剩下了我和玛丽·碧克芙两个股东，我们各持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玛丽来信提示我，银行已经拒绝再向联美贷款。对于联美的问题，我并不十分担心，只要拍摄出一部好影片，市场大卖，我们的问题就会解决。这时《凡尔杜先生》刚刚拍摄结束，我对票房的预期很有信心，我的代理人阿瑟·凯利估计它至少可以给我带来一千二百万美元的票房。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这样的话，联美不但可以偿还银行债务，还能稍微赚一些钱。
为了检验这部电影的市场反应，我特意为几个朋友放映了这部影片。几个人看过之后，都一起鼓掌，并说这部影片很精彩。他们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行动，而绝不是仅仅为了哄我高兴。
就这样，我满怀信心起程前往纽约，准备正式推出这部影片，但是出师不利，我刚到达曼哈顿，就看到了登载在《每日新闻》上的攻击性文章：“卓别林即将来到纽约，为其新片做宣传。我们要在记者招待会让他下不了台，谁让他下定决心准备和共产党人一路的呢？我们就要在会上向他发问，我们要向他发起挑战。”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联美公司的宣传人员不禁为此担忧起来，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一个轻易会被吓唬倒的人，不用担心。
按照既定计划，我们第二天早晨招待美国记者们，所以在旅馆里租用了一间大厅。我按时走进大厅，觉得氛围和平时的招待不一样，这些记者看来是有备而来，招待会势必无法顺利进行了。我心中忐忑不安，只好竭力装出很有信心的样子。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们，早上好！有关我的这部影片的问题，以及你们感兴趣的一切话题，你们都可以问，我来回答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他们听完我的开场白，都沉默不语。为了不冷场，我笑着说：“请不要同时发言。”
过了一会儿，一位坐在前边的女记者问：“听说你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你是共产党吗？”
“绝对不是，”我回答得很坚决，“下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加入美国国籍？”另一个人问。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我不需要改变我的国籍。”我回答。
我的话引起了一阵不满的骚乱，有两三个人抢着发言，其中一个人大声发问：“但是，你别忘了你是在美国做生意，赚美国人的钱。”
“不可否认，我的演艺事业在美国，”我笑着说，“关于钱的问题，如果说我是在赚美国的钱，那你们就错了。我们可以算一把明白账，我做的生意是国际性的，票房在欧洲等地也有很高的收入，我的收入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来自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地。从这些收入里，美国政府收取了很大一笔税金。所以，我是一个贡献很大、应当受欢迎的外国纳税人。”
我刚说完，从气势汹汹的人群当中，站起了一个人，他激动地说：“这样一位艺术家，让我们对生活中的小人物有了如此深刻的了解，他的影片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欢笑声。可是，在场的美国报界代表们，却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喋喋不休、揪扯不清，故意要激起大家对他的仇视和曲解，民众会作何感想？”
我的脑子乱极了，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以和刚才一样的强硬口气说：“你的话我没听清，你能不能再重复说一遍。”
这时，我的宣传员向我使了个眼色，在我耳边低声道：“这个人是你的影迷，他是站在你这边，他说得都是实话。”我立刻感觉这场招待会已经被我搞砸了，此时更是章法大乱。
此后我更无心去答复那些问题，于是想草草收场，我说：“我原以为大家都想了解一些这部影片的情况，但出乎我的预料，你们把这次招待会变成了政治辩论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们如果继续问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无话可说。”
局势变得对我不利，我还是不敢相信会出现这种结果。在《大独裁者》放映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后来这部影片赚的钱比我之前任何一部影片都多，放映之后，它受到了各界的一致赞扬。想到这里，我不禁对《凡尔杜先生》的成功又鼓起了信心。
记者招待会没有成功，这让我倍感失望，以为这部影片也会受其影响。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凡尔杜先生》在纽约连续上演了六个星期，票房极高，这令我极为高兴。但我并没有高兴几天，票房又开始持续低迷。我问联美公司的人员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分析说：“你的电影在开始的三四个星期里总是很卖座，因为这段时间看电影的都是你的老影迷。但是，因为报界这些年一直与你为敌，所以影响了普通观众对你的电影的看法。当你的老影迷看完之后，一般的观众因为受到了宣传的影响，很少看你的电影，所以票房才会先扬后抑。”
“但我的电影能给他们带欢乐，难道他们都不需要幽默和笑声吗？”我很不解地说。
他们递给我几份报纸，我注意到其中一份报纸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新泽西某地影院放映《凡尔杜先生》的情况，该州天主教退伍军团在影戏院外举着一些标语牌，上面写着：“卓别林同情共产党”、“把卓别林赶到俄国去”、“不能让卓别林老是反客为主”……
这些反对者的手段无疑起到了打击我的效果，那些大影戏院开始都来订这部影片，但是，美国退伍军团和其他势力集团寄给他们恐吓信。这些人威胁说，如果哪个影戏院上映卓别林影片，他们就要连续抵制那个影院一年，影院们不得不纷纷取消放映。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影戏院第一天晚上刚上映这部影片时全部爆满，但是，第二天就停映了。
那些天，我们每天都要收到几份取消订约拷贝的通知信，这段日子对我来说是无比沮丧的，甚至让我对纽约这座城市产生了恐惧感。祸不单行，有人说《大独裁者》是抄袭来的，并以此对我提出控诉；当时有四位参议员在参议院里公开发言攻击我，报刊与公众都极度仇视我，形势简直糟透了。
很显然，《凡尔杜先生》的票房没能像预期那样达到一千二百万美元。影片的收入还不够填补拍摄的支出和各项费用，联美公司本来已经负债了，这次的票房失败更是雪上加霜。玛丽要求辞退我的代理人阿瑟·凯利，这样可以节省开支，我对她说，我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这件事你没有权利独自决定。我又补充道，如果你解雇了我的代理，我反过来就会解雇你的代理人！就这样，我和这个最后的合作者也产生了矛盾。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主动收购或者出让自己持有的百分之五十的股。但是，玛丽对此毫无反应，我只得作罢，这件事就这样僵着。
后来，一个律师事务所提出要收购这个公司，出价高达一千二百万美元，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他们还说，这一千二百万美元其中五百万美元用大公司的股票来抵偿，七百万美元付现金，这个好消息让我和玛丽都极为兴奋。
我向玛丽建议由我来拿五百万元的现款，她来拿价值七百万的股票，她同意了。经过几个星期的协商，就等着签合同了。我的律师来看我，轻松地祝贺我：“查理，马上你就有五百万美元了。”
可是，刚过了十分钟，他又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那笔交易泡汤了，玛丽正准备签字的时候，忽然后悔了，她认为自己要等上两年才能将股票出手兑现，而你马上就有五百万元现金，这不公平。”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可惜我们错过了。后来，我们不得不以低于这个价格很多的价钱，把联美公司给卖了。
《凡尔杜先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回到加州后，我才逐渐振作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思索新的电影题材。这时候，我仍然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我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在政治问题上耿耿于怀，不相信他们要抛弃我。我想到了一个新的主题--爱情。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会喜欢爱情故事。正如黑兹利特所说，与智力相比，情感更能吸引人。因为，爱情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贡献更大。所以，这次我的主题是一个爱情故事，剧本的名字是《舞台生涯》，它完全不同于有着冷酷的悲观主义的《凡尔杜先生》。这让我心动不已，一刻都不能等待，决定立即动手开始工作。
我花了十八个月做《舞台生涯》的准备工作。在选择女主角时，我提出了几个条件：女演员容貌要美丽，擅长演感情戏。这几个条件都极难做到，经过好多次的面试和物色，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和克莱尔·布露姆签订了雇用合同。
在这里，我得插几句家里的情况，我在比弗利山的家庭生活又欣欣向荣起来。乌娜在这段时期生了四个孩子--杰拉尔丁、迈克尔、约茜和维奇。家中的一切，在乌娜这个女主人的管理下，都被整理得井然有序，而且让我感到顺手舒畅。周末的时候，我的住处总是宾客不断，都是一些老朋友。
《舞台生涯》的电影拍好了，我对这部影片很是满意，也极有信心。为了验证一下效果，我找来几个朋友搞了个小型试映会。他们看完之后，都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好影片。我准备在这部戏公映开始后，全家去欧洲待一段时间，乌娜不愿让孩子们过多地受到好莱坞的不良影响，有送他们去欧洲读书的想法。
申请到英国签证的事很不顺利，为此我被一帮移民局的官员围着质询了一大通，问题五花八门，包括我的真实姓名、是否参加了共产党、是否与有夫之妇通奸等，乱七八糟，令人忿恨，我自然是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在我的不懈抗争下，签证终于拿到了，移民局官员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世界永远不乏离奇和惊喜。在离开美国去欧洲之前，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剩下宣传和公映《舞台生涯》这部戏了。
我不想重蹈《凡尔杜先生》的覆辙，特意在纽约为报界安排了一次午宴，来招待《时代》和《生活》杂志的编辑人员。在这之前，我的名声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点，我要力挽狂澜难度极大，但我仍然极力想做好影片的宣传工作。午宴将在编辑部的办公室举行。那里四周都是光溜溜的白灰色墙壁，气氛极为冷谈。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都坐成一排，一个个神情严肃。他们都剪着短短的头发，看着就像从未谋面的外星人。我为了把气氛搞得热烈一些，竭力和他们表示亲热，并想尽办法逗他们高兴。但是天不遂人愿，那天的菜肴搞得很糟糕，鸡肉做得淡而无味，黄色的肉汁卤起不到任何点缀和调味的作用。结果可想而知，《舞台生涯》的宣传工作没有任何亮点，众多杂志对我的影片进行了无情地批评，这简直让人沮丧得只想撞墙，但是几份大报纸的态度却是出人意料地积极，他们纷纷刊出对这部影片的好评，这是我欧洲之行的前夕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