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合生涯》在伦敦的首映的时候，玛格丽特公主也来了，这次初映的收入全部捐给慈善事业。影片公映后，虽然新闻界的反应比较平常，但影片的上座率却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票房记录。在美国，它受到了抵制，即使是这样，这部影片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也超过了我以前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和乌娜准备去巴黎。动身之前，在上议院，斯特拉博尔吉男爵设宴招待我们。在宴席上，我坐在赫伯特·莫里森旁边。他是工党的领袖，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大肆宣扬原子武器在国防安全中的作用。我对他说，原子防务对英国来说意义不大，作为一个岛国，英国总是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得到了印证，那个时候希特勒恐怖的V型火箭成为英国民众的噩梦。一旦受到原子武器的进攻，还没等我们发动报复式的反击，这个狭小岛屿内的所有有生力量就已经化为灰烬。所以，我认为，严守中立是英国国防的最主要政策，不要卷入野心勃勃的军事大国之间的争斗。不论在常规武器时代还是在原子时代里，我相信绝对的中立不会遭到破坏。但是，我这样一番苦心不会得到莫里森这样政客的首肯。
对于莫里森的叫嚣，竟然有许多聪明人都表示同意，他们均认为原子武器时代最有效的防护就是同样拥有大量的有威慑性的原子武器。比如，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是这样，我当面向他陈述我对原子防卫政策的不满，但我在说完后，我明显地感觉到，勋爵对我的话很是不屑。
我深刻感觉到，一些政客和军人，正在误用科技成果，制造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在很多时候，这些人的道德责任感和博爱精神是极端缺乏和不够格的，如果任凭这种情况继续的话，有朝一日，世界上所有和平民众的命运都会被这些人掌控。假如这些人真的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他们迟早会再次发动战争，到时候人类都有可能毁灭。但是，却没有人行动起来，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曾对我说：人有一种很好的习惯，那就是永远保持自己的求知欲。我对他说，人们只关注追求知识进步带来的好处，却忘了在许多情况下，科技进步带来的后果。奥本海默博士对我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补充说，有些科学家只顾研究科学，好像陷入了宗教狂热症一样，他们不顾周边有什么人，在发生什么事。他们把自己认为的求知信条等同于道德标准，他们相信新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有些时候，科学的发展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
卡莱尔说过，要想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必须靠人们不断的积极有益的思考。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只有处在极端严重的不利条件下，才会迫不得已地去思考。
自从乘船远离美国的那一刻，我的生活开始多了一分轻松和愉悦，少了一分沉重和忧伤，而且经常会受到特殊的礼遇。我到巴黎和罗马的时候，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在爱丽舍宫，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亲自设午宴招待我们，法国政府还授予我荣誉军团军官勋章。没过多久，英国驻巴黎的大使馆也招待了我们。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主席罗歇·费迪南先生，聘请我为该会的名誉会员，为此事，他还专门给我写来一封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
您驾临巴黎引起了轰动，我想没有人会不理解这种轰动，假如有人这么说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很好地鉴赏人类的价值，更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尊敬您，他们也就是藐视您近四十年来带给我们的快乐。这些人不会正确评价您赐给我们的众多的喜悦，更不会衷心感谢您的教诲。我至少可以这样认为，这些人是完全身在福中不知自。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您的成就可以和那些取得了最辉煌业绩的名人媲美。
现在，许多人都被称为“天才”，但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认为，只有像您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个称号：他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喜剧演员，也是一位为人诚恳和气度非凡的人，同时也是一位电影制片者，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所有这些优点，在您身上完美地展现出来。不仅如此，您朴实的人品使得您的人格更加纯粹，更加崇高。那些遭到和您同样不平境遇的人，在您这里受到启迪，感受到了温暖。您赢取了人们的崇敬，引起人们发自内心的爱戴；这些并不仅仅因为您个人出众的才华，更因为您激发的那种情感，那是对无数个喜欢你的观众的爱。
我们观赏《舞台生涯》这部电影的时候都笑了，那笑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留下了真诚的那是眼泪，但我们觉得，这眼泪明明就是你送给我们的礼物。
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才是有意义的，我们觉得您就是，您的盛名是有价值的，是长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不是依靠机灵耍巧，而是因为您演出时完全不受教条的束缚，潇洒自如，率真随性。许多人曾经体验过的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这一切，你都会理解，那是因为，您自己也遭受过类似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你才能和观众的心相通，您在表演中同情这些受伤的人，安慰这些受伤的心灵，让他们在笑声中暂时忘却了痛苦。这种表演给人以慰藉，给人以力量，虽然它也许并不能真的治愈人的心灵创伤。
您的表演真的很神奇，使我们时而哄堂大笑，时而突然痛哭。能够练就这么一套神奇的本领，您曾经为此一定付出极大的代价吧，我们虽然没能亲眼目睹这一切，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您本人一定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正因如此，那些琐碎的小事，您才能细致入微地表演出来。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断中汲取来的这些小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们。
您的童年生活您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在您的作品中，您忠实地反映出那个时期亲人的故去，那个时期自己品尝到的悲哀。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想让别人带着希望努力地生活，不想看到他们再遭受您那样的痛苦。一般的人出名后，就不愿意谈起自己的过去，但您不同，虽然成名了，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您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朝得志而忘了您那悲惨的少年时代。
其实，我倒认为，不忘记从前的艰苦磨难反而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财产，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您看起来始终和观众心连着心，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共鸣。我脑海中不禁想到了一幅关于您的画面：您为了拍摄出富有人情味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您综合了自己几方面的才能，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为这一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您的作品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也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这也是您的作品博大精深的原因。每一个观众在观看时，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您好像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一样。
您还做了一件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事，那就是您让一些批评者对您也无话可说，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也被您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虽然如此，也仅限于不批评您，对您的作品，他们还一句好话也没说，但他们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您不但表现出了费多的热情，还发挥了老式舞剧的可爱之处。实际上您确实具有这些特点，不仅如此，虽然您并没效仿任何人，但您还表现出一种米塞的风度，当然，您有您自己的风格，并不是在模仿他，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模仿是没有生命力的。
今天，是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值得高兴的一天，因为您来到了巴黎。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屈尊来协会一趟。您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好地表达对您的尊敬之情。作为一位喜剧演员，您的表演是第一流的。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由您亲自编写，片子由您来导演的，甚至音乐也是由您作曲。
我们这里有一些法国作家、电影剧本作家、戏剧作家、制片人、作曲家，他们都急于和您见面。以不同的方式，所有的这些人都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同样地，这工作是艰苦的，也是需要做出自我牺牲的。像您一样，他们也都怀有这样的抱负：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在作品中描绘那种失去了爱的恐惧；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让他们满怀希望，用和平与友爱弥补生活中那些受损的地方，要使民众感动，获得快乐。
谨向您表示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罗歇·费迪南
《舞台生涯》在法国放映时，法国政府的内阁成员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都去了，各国大使也去了。不过，美国大使没有去。
法兰西戏剧院待我为上宾，为了我们的到来，法国一批一流的艺术家在戏剧院特地上演了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经典剧目《唐璜》。那天晚上，戏剧院灯火通明，法兰西戏剧院的学生们穿着十八世纪的学校制服，高举着明堂的烛台，列队欢迎我和乌娜，他们领着我们，慢慢来到上层楼厅，那里是高朋满座，美女如云。
在罗马，总统和部长们分别接见了我，并给我颁发了勋章。在《舞台生涯》的首映式上，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美术部部长向我提了一个我认为很古怪的建议：绕过前面围观的人群，从后台的门进去。我想，好多人都在戏院前面等着，就是为了见我一面，我从后面进去，他们知道了岂不是很失望。抛开这一点不说，从正门进去也是起码的礼貌，因此我没有同意部长的建议。但部长并没有放弃，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他耐心地重复说，从后边走可以省却我许多麻烦，不过，他就是没有说为什么要走后门。但是，我还是坚持走正门，我不能远离我的观众，他见我态度坚决，便不再坚持。
那天晚上，我们乘的轿车驶近戏院，戏院外面灯火辉煌。我发现人群离得太远了，都在马路那面，被绳子围成的围栏远远地隔开了。我走下轿车，来到路当中，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我面带微笑，学着戴高乐的姿势，竭力装出潇洒大方的神气，势挥起双臂。突然，从我身边飞过去十几个东西，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在相关人员的搀扶下跑进了正门。回头看了一下，地上堆着二十来个卷心菜和番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禁这样想。过了一会儿，担任我翻译的意大利朋友伤心地说了一句话：“在我们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伤心啊。”
后来，我知道了那些闹事者的身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不过，从他们扔（番茄和卷心菜）的武器可以看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借机示威罢了，并非真的想用暴力手段来对付我。示威者中有四个人当场被捕，因为警察那晚来得非常及时。警察问我，向不向那些示威者提出控诉。我说：“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孩子（大多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青年），不用了。”
《法兰西文学》的主编路易·阿拉贡在我去罗马之前来电话说，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想要见我，我便邀他们三人到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最后选择了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共进晚餐。负责我影片宣传工作的哈里·克罗克知道这件事后，惊骇地叫道：“你要是和他们三个见了面，咱们估计又得像在美国一样，因为政治问题而不断受到诽谤和攻击。”
“哈里，别担心。这里不是美国，是欧洲，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当时我有个想法一直隐藏在心里，那就是我决意不再回美国，因为我还有一些财产留在美国还没脱手，便没向其他任何人吐露过此事。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和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差不多，这也是哈里害怕的原因。哈里在担心中还特地留下来了，在他的纪念册上，他还让这几位贵宾签了名。
三人中只有阿拉贡会说英语，对那天晚上的宴会，我不禁有些担心，如果交谈完全依靠翻译，那会是很费劲的。
毕加索的样子挺滑稽，看起来怎么也不像个画家，倒很像一个杂技演员或者小丑。阿拉贡的脸轮廓分明，人长得很英俊。从萨特的长相上，判断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一张圆脸，但是，接触之后，你可以发觉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的身上有一种精明和敏捷的美。那天晚上，毕加索在宴会散后领着我们到左岸去，那里就是他的那间画室。和毕加索相邻的那户人家，在门口挂了这样一个牌子：“本屋不是毕加索画室，上面一层才是。”
我们走进顶楼的一间屋子，屋里的陈设十分寒酸，就像个库房。房梁上的一个铁钉上挂着一只光溜溜的灯泡，借着灯光，我们看到一张快要散架的铁床，一只破旧的炉子，铺满了灰尘的旧油画堆在墙脚边。毕加索拣起了一幅塞扎纳的精品给我们看，接着又拣起了另一幅，然后又是一幅……就这样，在尘土飞扬中，我们至少看了五十幅名画，当时，我恨不得把所有的画都给买下来，目的是给它们换一个正常一点的陈列地点，而不是在垃圾堆里。毕加索的这座小屋中，无疑像埋藏着一座金山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