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亡和生命的阐释与歌吟
--评薛涛的儿童文学创作
李春林
薛涛是辽宁省崭露头角的儿童文学作家，属于青年一代作者群。但作品已显现出成熟与老辣，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作品常被全国性刊物转载，已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目前已问世的有《1980年冬天的船坞》（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小小说集《墙壁上的眼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11月出版），还有这本《白鸟》是他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集。
薛涛的许多作品描述了关涉死亡的故事。死亡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叔本华说过：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爱与生的苦恼》，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页）因为哲学作为一种研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学问，无法回避生死观问题，不能回避人类关于生与死的本质意义的探究，也就是说回避了死亡问题也就回避了人生价值与意义问题。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真正爱好哲学的人，无不追求着死亡和死。人只有直面死亡，才能真正地直面人生与世界，才能达到对生命本体意义的真正哲思。马克思也曾提出过辩证法是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45页）的哲学命题。没有死也就没有革故更新，没有一切事物包括生命的辩证发展。而艺术家总是随身携带着死亡（亨利希波尔语，转引自威克斯苏顿《死亡与垂死》，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这一点，古今中外概无例外。尤其是一些世界文学大师，无一不在作品中描写与探讨死亡问题一道理也很简单：文学作为人学，事实上与哲学殊途（形象思维与理论思维之不同的思维路径）同归（共同探讨人生终极目的）。因之，死亡与爱情一样，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但这一主题，在儿童文学领域里难以表现。而薛涛却作了成功的尝试。他在大学读书时即对哲学颇感兴趣，这是他在自己的创作中选择死亡主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的作品有较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原因之一。
薛涛一般以他生活的基地一一北方的大海作为整体背景，来阐释他的死亡主题。大海是生命的摇篮，许多生命死亡之后又复归于大海。因而在薛涛的许多作品中大海获得了一切生命及整个人类的生死相依的最终归宿的含义。因之，这种以大海为背景的对死亡主题的阐释，同时亦即是对生命的歌呤。它既昭示出自然的伟大和自然规律的无可抗拒，又警示着人们以大海样的胸襟观照死亡，观照生命。这是薛涛此类小说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所蕴含的哲思。《海爸爸，蓝房子》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此种特点。我的祖父及我的伙伴们的爸爸为着生（自己的、家族的、民族的、人类的生）而葬身于大海；但在小主人公们的心中，这些残酷的事件却能幻化成为美丽神奇的童话：他们住在海上的蓝房子里永不归来成为那里的主人。用蓝房子把死亡装点，将死亡升华：人在地球生命诞生的初始之地找到了永久的归宿，获得了永恒的意义。海上作业者们有时不可避免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死于病榻），被赋予了合理与自然，整篇作品变成了大海（作者哲思的载体）对死亡与生命的咏叹。《少年与镜子》构思更为精巧，含蕴亦更多层面：对将死者的同情会使人由坏变好；生命对光明无限依恋；生死过程不可逆转；自然之光永恒而镜子制造的人为之光虚妄；天人相互感应并且和谐……无不是在对死亡与生命倾吐着深沉的诉说：人的个体死亡乃是顺应了整个生命进化发展的自然法则，但每一个体的生死过程都曾温馨、都需理解、都需同情。
《白鸟》别有意旨。它讲述的是孩子们为动物复仇的故事。孩子们致射杀了白鸟的耿叔于死地，这种报复凶狠而残酷，但又可以理解：耿叔不独射杀了善良的白鸟，更虐杀了孩子们美好的心灵。这里事实上是写了三种死亡：善鸟，恶人，无比单纯而善良的童稚之心；三种死亡之间的关系透视出人与自然的共生相依，人间善恶的对立统一。若是说《白鸟》对童稚之心的变异或曰死亡，还表现出宽容（他们以恶抗恶，但本意却在于为善报仇），那么《空空的红木匣》则对人的精神死亡予以彻底的否定和埋葬。此作写了一个死亡故事：小主人公我的姥姥孤寂而死。我为了所欠游艺厅老板的债务，竟将装在红木匣中的贝壳（那是姥姥幼时的小男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海滩上拾来的）变卖，最后只剩下空空的红木匣摆在已逝的姥姥的枕边。他还了物质债务，但却欠下永不能清算和偿还的精神债务。这亦是民族现状的某些方面的写照。海滩拾贝与游艺机两种游戏方式的对比，对读者也深有启悟：前者古朴、自然，蕴含着深情至爱（可以献出生命的爱）；后者嘈杂、喧嚣，制造着隔阂与仇恨。我以为，本篇是作者有感于物欲来蔽（鲁迅语）而精神困厄的民族现状而作，可以作为民族忧思录来读。若是将其置于作者一系列创作中的死亡总主题之下审视，就会发现它蕴涵着更为强劲的思想与艺术张力。
《白沙滩》也是以大海为总体背景，写了生命价值实现之不易。耿叔被劳改过，不被人尊重。但他最后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换得了真正的坏人一只眼的死亡，也因之重获了自己人的尊严：老耿够人啊！他终于被承认了自己人的资格，以永远的肉体的死，获得了永恒的精神的生。
《学狗叫的孩子》在对生命与死亡意义的阐释上又别开天地。它仍以大海为背景，但却将生命与死亡平等地赋予人与动物，有如萧红的《生死场》。父亲葬身大海，爱犬逃离险境奔向家中生下一崽。失去了父亲的小孩与小狗成为息息相通的兄弟。小孩原本厌恶父亲对他的管教，因而对远逝的父亲的思念也轻淡飘忽有如游丝。到了老主人周年忌辰之际，大狗跳入大海去寻觅自己的故主永不归来（读到此处，我们也就懂得往时大狗之所以未与主人做伴而死，原因乃在于不愿腹中的小生命一同殉葬，也就是为了这小生命的生，而不得不暂时悖离义，现在则又复归干义），小狗对大狗的思念的哭声，终于引发了小孩对父亲强烈的思念之情，他懂得了什么叫想念。这是他的成熟，是他的生之跃进。死生相同，死为了生，死促使生，长者的逝去，必将催化着幼者的生与长，也就是说，生死联系，生死平衡，应以幼者利益为本位。而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命之维系，死亡之缠绕，感情之相依，不仅令读者感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与相通，更使你觉得人与动物同为宇宙生命本体之一部，人类的生死关系、长幼联系，正可以从动物那里得到感应。《蓬镇故事碎片》有着相近的意蕴。海边盐滩近旁小镇蓬镇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镇长为了给已故父亲做棺木，竟然砍伐了具有500岁树龄并且仍然有着旺盛生命力的老槭树，并因而逼走了在树冠上结巢而居的流浪儿蚂蚁，而镇长之父生前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是的，父亲为了延续自己，才创造了儿子，同时也被儿子埋葬。这话与鲁迅的思想是相近的。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九》曾说我想种族的延长一便是生命的连续一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这是一种进化论的、达观的生死观与自然观，其核心仍是以幼者、生者为本位。看来，镇长之父对此是理解的。但镇长虽将其父之语与某位伟人的语录排在一页，却背弃了它：他为死者而牺牲生者（大树、他为虚妄的长者（其父之尸）而牺牲实体的幼者（小孩蚂蚁等），这不单是对生态的破坏，而是对整个大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蔑视与戕害，当然也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蓬镇将会彻底消失，年轻的生命将要萍踪浪迹，无所归依。这将是民族的空前悲剧。同前篇相同，此作亦视人与动物（甚至也包括植物）为平等的自然物，以蚂蚁、小狗为幼者命名，其实这亦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阴沉的抗议：那些尚以人自称或相称者，已从自然界异化出去，他们不能同动物、植物归于一体，不再属于自然，因而也不再是生命了。
倘若说前篇是从否定性的角度批判了生命的被戕害；那么《生命》篇则以肯定性的角度阐释了生命真的可以延长，像时间一样这个命题。蓬镇闹传染病，许多小伙伴被夺去了生命。爷爷到海岛釆集草药，配成两服，一服治病，一服要命。何以辩之爷爷自试。结果，他吞下的是毒药，留下的一服则治愈了孩子们的病。在此之前，我曾与爷爷探讨死亡问题，问爷爷：你也会死吗？爷爷这样回答：当然，我也会死的，问题是咱们得找到一种方法，它让人长久地活着……爷爷以自身的实践将此种方法告诉了孩子们。这里，爷爷的生命不仅在自己的孙子的生命中得到了延长（家族物质血亲生命的延长、并且在其他孩子的生命中得到了延续：这更是情感生命的延续，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延续，它显示出人的生命有着永恒的活力只要赋予他超越个体生死的勇气与毅力，死就意味着生。此篇与前述诸篇相较，对生命的意义阐释得更为透彻，--当然以外就少了几许含蓄。
薛涛的死亡主题也不总是以大海为依托，有时将视野移向了乡村小河。《河澡》就是如此。它写出了死亡君临的无常，人们面对这种死亡的无奈与宽容。船在岸边摆来摆去，人们的思绪也在生死之间、善恶之间摆来摆去，作品留下了无限的延宕。事实上这条小河也同样通向人类之母生死同归的大海。
《信任》篇亦称死亡主题的延伸。它写的是生命残缺（部分死亡）者重获生命的觉知与喜悦的故事。一个坐轮椅的孩子故意为问路者指错路：请他们替我多走一些路吧！他企图通过愚弄生命完整的人而使自己感到自身生命的能量与充实。但一位对他无比信任的老人之真、善、美的心灵，将他的这种被扭曲了的生命意识、生命感知归正位，于是残缺（部分死亡）的生命获得了完整的生命同样的价值与意义。他的个体生命的部分死亡（残废）从生命本体而言亦不复存在。信任使他与其他完整的生命变成全等，部分死亡（不单是肉体的，亦含精神死亡、精神变态、精神扭曲）由于信任的催化而获得苏醒与新生。
至于《稻场笛声》、《神曲》等篇，则阐释了艺术与死亡、艺术与生命的辩证关系。前一瀹之主人公小黑子很丑，但凭借自己的笛声赢得了小挑儿的爱，也赢得了自己的尊严与价值。他在一场大火中为抢救自己心爱的笛子（那是他生命的依托）而捐弃了生命本体，但换来的却是小桃儿及其他小伙伴们耳中与心中永恒的笛声亦即他永恒的生命。肉体的死，精神的生，短暂的物质生命依傍艺术生命而获得了永恒。后一篇更是极写人之生命与艺术之相生相成。重病中的女孩因小提琴手演奏的乐曲而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延长，她在这延长的生命中谱写了更加优美的乐曲。小提琴手又因演奏此曲而获大奖。女孩用自己生命之血、之乳、之汁，灌融进乐曲，营养了小提琴手的艺术细胞、艺术觉知，丰美了小提琴的音色，弘大了它的音量。女孩虽死，但她的生命却永存于乐曲中，永存于小提琴手和小提琴的生命中，存在于它们的融合中。人的个体之生与死之界限，被艺术所消融。人和艺术乃至大自然成为完美和谐统一的宇宙本体，女孩的死，实际上变成振起艺术之翼向宇宙本体的飞归，变成了在宇宙永恒中的定位。
薛涛的小说许多为微型小说。这为表现他的哲思提供了恰当的形式。因为他的哲思并不是以某种抽象的系统的理论形式来表达（也就不必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借助长篇小说的形式而大发议论）而是基于自己的人生感悟（当然，这与作者的哲学功底也相关联）。事实上，他关于人生、关于死亡的思索内容，带有西方哲学色彩（马克思主义哲学亦为西方哲学之一种），而他的思索形式却是典型的东方顿悟式。而他又以儿童文学创作起步，作品的接受对象不独有成人，更有少年儿童。作者主观的文化素质与接受对象的心理状态，使他选择了这种长幼咸宜（但并非雅俗共赏一他的作品的格调基本上是雅的）、规模虽小，但却极富弹性，可以无限增容，甚至可赋予寓言色彩的文体。因此，他的微型小说既能使小读者从感性思维的层面上体悟那些哲思，在潜移默化中最终达到对生命意义的自觉，同时也能使成人读者获得审美感受的同时，引发形而上的思考。
薛涛的作品在艺术上亦有一定功力。他善写人物心理，善写梦幻，有些篇章（如《空空的红木匣》），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展示，很有点东方意识流的韵味；更善用广义的象征，善于营造独特的能够使人沉迷、又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艺术氛围，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多彩而厚重，有些作品在淡淡的忧愁下面掩盖着对生活的深刻哲思，有些作品甚至能令读者反复品味与解读。我希望薛涛能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待这种艺术风格更为炉火纯青之后，再去追求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白沙滩》显示出向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回归的某种迹象，这大概是作者多方面艺术追求的一种尝试，作品亦较生动感人，但审美价值不如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各篇。我期待着薛涛更多佳构的不断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