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叙述就像狐狸在玩的把戏，藏得神不知鬼不觉，一点征兆都没有，一点酝酿也不需要，就那么不经意地透露出来。严歌苓真能说故事，那么松弛却又富有紧张的韵律。她知道她有的是货色。那里面藏着晚江的全部生活史，只要出现一个人物，就带出了她的一段暧昧或诡秘的历史，晚江从来没有觉得她的生活有什么绝望之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以本来的方式存在。而生活的演变却使得原来的单纯性事件，变得阴暗而不可理喻。晚江与洪敏整整保持了十年的通话，就好像晚江是在老瀚夫瑞家里打工或做佣人一样，而洪敏还是她真正的丈夫。这就使前夫让她嫁给“老人家”像是一个阴谋，最后冷不丁冒出那句“再等十年”“最多二十年”的话，那个悲壮而高尚的远嫁重洋，就像是一个阴谋了，而原来的生存尴尬也可能变成荒谬的阴谋了。这真是始料不及的，这就是严歌苓叙事的本领，她在不知不觉中把藏匿的那只狐狸放了出来。她还是一脸的真诚，一脸的无辜。这个叙述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狐狸玩的把戏，狐性十足的叙述。
由此就不难理解这个平常故事的魅力，就只是一些家庭琐事，一些老夫少妻之间的忠与不忠的日常生活，甚至无聊的吃饭还占据了那么多的篇幅，但小说就是吸引人，就是有一种磁性。它在平静的外表下，让人性每时每刻都经受考验，让心灵时刻都处在裂开的状况。仁仁和路易，这也是“花儿”与“少年”吗？再看看那个苏，瀚夫瑞前妻的女儿，一个失败的酒鬼，她独处地下室，喝光了养父珍藏的所有的名贵的酒，醉眼看到这些体面生活的真相：这些人生活得真累，满心地狱，却整天在无动于衷地微笑。在这个完整近乎和谐的家的生活场域中，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那样正常又那样残缺；那样秩序井然却又极端片面；那样平静又那样随时面临崩溃。我要说的依然是，严歌苓轻而易举的叙述，她使这一切像水流一样无目的又执拗地向前流失。
评论家李敬泽在为本书作序时写道，严歌苓写作这本书，一定想到曹禺的《雷雨》，他是敏锐的。这个文本确实存在与《雷雨》的某种相似之处，这可能出于偶然，关于家，关于家内部的伦理冲突，这是无数的经典文本反复在演绎的故事。后来的文本永远无法摆脱经典文本的阴影。但是，我也在想，严歌苓的写作融进了非常充足的个人体验。
数月前，在一次偶然观看电视节目时，我看到香港凤凰卫视做的一个访谈节目，可惜只看了临近结束的一小片断。我得庆幸偶然看到这个场景，这使我在理解严歌苓的写作时，多了一层参照。那是坐落在河边的一幢漂亮房子，严歌苓在家门外的路上奔跑，据说她天天坚持长跑，她的年长些的外交官丈夫正慈爱地看着她奔跑的背影。这些场景在这本小说中也不断出现，而且严歌苓早年也是一名出色的芭蕾舞主角。很可能是她玩的诡计，她会躲在晚江的身后看看人们作何联想。幸福得一塌糊涂的她也可能是出于游戏精神。没有人会把她与晚江混同起来，但她并不害怕这种混淆。她为什么要以如此贴近的方式写作？这也不只是好玩，我更愿意认为，她是个用心在写作的人，她要用她最熟悉的经验作为原料，她在把自己的心打碎，再安到晚江的身上。她可以与她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就可以理解，那些文字是如何自然而执拗地向前伸展，可以抵达极端却显得自然而然，就像她在家门前的路上奔跑，要跑多远都行。
（四）异质性的短篇：寻求片面的力量
近期湖南的《芙蓉》又重新开张擂台赛，当代小说在困守中又企图寻求集体的突围场面。90年代初，那时当代文学处在历史的空档时期，文坛无法忍受涣散的状况，《小说家》就举行过擂台赛，那使文坛有一种重新聚集的悲壮感。多年过去了，《芙蓉》又重起炉灶，再次摆出架势要冲破文坛的困顿状况。2004年第2期的几篇小说董立勃的《米香》、谈歌的《绝债》、闵凡利的《张三讨债记》、温亚军的《天气》、石舒清的《土天》，都显得结实饱满，格调不同，风骨并存，却也令人欣喜振奋。既然是打擂台，就要分出高下，由评论家来做裁判，这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的活，但结果还是要出来。我注意到我的评判与其他的评论家出人颇大。其他二位评论家王一川和程巍都把《米香》排到第一，把《天气》放在末尾。显然，我把《天气》放到了第一，这会让很多人疑惑。《天气》在艺术上并不成熟，甚至有明显缺陷，但吸引我的正是它的独到之处，它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品质。一篇短篇小说，可以在某一点上达到非同寻常之处，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