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的春天，别林斯基到德国治病。屠格涅夫专程从巴黎赶到柏林迎接他，陪伴他到德国境内的一个疗养地查尔茨布鲁尼。患病的别林斯基，精力仍很旺盛，他不倦地给屠格涅夫和别的俄国朋友讲彼得堡的新闻和国内形势，他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农奴制，每一个正派的俄国人都应该和它斗争。
当时，屠格涅夫正是以这个为主题，继续进行着《猎人笔记》的创作。
这天，屠格涅夫特别愉快地给别林斯基朗诵了他的短篇《村吏》。这篇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宾诺奇金这个教养良好的青年地主，只因为葡萄酒没有烫热，就下令“照例”鞭打仆役的文明假相。别林斯基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说，“多刁钻的恶棍！”接着默默握住屠格涅夫的手。这篇和同时写成的《办事处》，随即寄给涅克拉索夫，登在《现代人》杂志上。
这段接触，使屠格涅夫对别林斯基了解得更多，对他的钦羡依恋之情也更加深厚。他常常说，他一生有两个真正的朋友：俄国的别林斯基和法国的福洛贝尔。
秋天，别林斯基回俄国去了。屠格涅夫仍回巴黎。不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浪潮迎头卷来。他和赫尔岑走上硝烟弥漫的巴黎街头，看到了第一批街垒是怎样筑成的，也看到了起义者的战斗和牺牲。他将对残酷镇压工人起义的资产阶级的愤恨，凝聚在笔端，特别勤奋地创作，差不多每周都有作品寄给《现代人》杂志。
一八五零年夏天，屠格涅夫回俄国。母亲对他当作家大为不满，要求他重入官场，结婚，按照贵族的身份来处世为人。这年秋天，母亲去世了。于是屠格涅夫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立即解放家奴，让他们自由；根据一部分农民的志愿，把他们改为缴纳租税的佃农。他尽力为他们做一切他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在家乡住了不少时间，常常打猎，仔细观察农民的生活，用从生活中获得的新资料，继续着《猎人笔记》的创作。
一八五二年，《猎人笔记》经过作者增订，分两卷在莫斯科出版。这部作品，不仅是俄罗斯十九世纪乡村生活的艺术编年史，也是屠格涅夫坚定地走上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的基石。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在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猎人笔记》出版不久，俄国教育大臣曾向尼古拉一世呈上一份特别报告书。他说，这部书中“绝大部分文章带有消灭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而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沙皇恼羞成怒，接受教育大臣的建议，将批准这部书出版的图书审查官撤职了。
而人民却非常欢喜这部作品。有一次屠格涅夫在一个小车站的月台上，碰到两个青年。
“请问，”其中一个问他，“您是不是屠格涅夫？”
“我就是。”
“就是写《猎人笔记》的那一位？”
“就是。”
两个人都摘下帽子向作家深深鞠躬。
“向您致敬。”其中一个说，“以俄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感谢。”
屠格涅夫已成为人民拥戴、敌人惊恐的作家。
流放者的耳房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屠格涅夫的良师益友别林斯基与世长辞了，他心痛欲裂。他没有辜负别林斯基的教导，从此，他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堡垒《现代人》更接近了。
法国革命失败以后，俄国也陷入空前黑暗之中。尼古拉一世被国外的事变吓破了胆，法国人被禁止入境，外国报刊一概禁止订阅；对国内人民，滥施淫威，动不动就逮捕和流放。为防范文坛“危害思想”，还成立了一个特别秘密委员会，到处搜查地下传单和禁书，拆阅私人信件，指使告密。《现代人》杂志也陷入困境--沙皇政府对它特别怀疑；多少检查官都睁着带血丝的眼睛盯着它。正在这时，一八五一年，屠格涅夫毅然参加了《现代人》
集团，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站在同一战壕，以笔做刀枪，向俄罗斯黑暗世界开火。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果戈理逝世了。这是继别林斯基之后，俄国文学界的又一巨大损失。屠格涅夫回想起几个月之前，还在莫斯科拜访过这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情景，心情十分沉重。他在纪念果戈理的文章中说：“果戈理去世了！哪一个俄罗斯心灵不为这个消息所感动？--他去世了”他用自己的文章，表达了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俄罗斯人的心声。但这篇文章，却被彼得堡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屠格涅夫趁莫斯科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将它寄到那里，刊登在《莫斯科新闻》上，署名屠
夫。第三厅马上传讯屠格涅夫。因为当时沙皇政府禁止写文章纪念果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猎人笔记》的出版，使沙皇政府大为恼火。特务机关第三厅逮捕了屠格涅夫，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先监禁一个月，然后遣送回老家，交地方官看管。
屠格涅夫被捕了，送进了警察局的“暂押所”。隔壁就是专门鞭打“不法”农奴的地方，那皮鞭的嘶叫声使屠格涅夫坐立不安。幸亏几天以后，看守的女儿们请求父亲，把这个高贵的犯人移到她们住宅中一间干净宽敞的房间里，当然，这是因为她们崇拜作家的天才。
屠格涅夫的被捕，在彼得堡引起了人民很大的愤慨。同志和熟人纷纷去探望他，警察局前面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马车。但很快就禁止了这种探视，把他一个人孤单单地留在那里。一个月以后，正值初夏，屠格涅夫被流放回到故乡斯巴斯基。他住在叫做“流放者的耳房”的小屋里。在这里，虽然比在“暂押所”自由些，常常有客人来看望他，邻居们起初怕与他接触，慢慢地，也不断来拜访他了，但这毕竟是画地为牢式的囚禁，不准他走出这个圈子。
流放者的耳房，能关住他高大的身躯，却关不住他奔放的思想。他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流放使他更懂得自己战斗的意义。从流放的最初几天开始，屠格涅夫就投入了工作。但当时他不知道他的作品是不是准许出版，《现代人》的主编涅克拉索夫很快写信告诉他：“我们打听了你的事情，他们说，你可以写作”于是，他一边在他所熟悉的乡村，努力研究俄国人民，一边写些短篇，为创作长篇小说作准备。
他常常在那荒芜的花园里散步。有时也去打猎。可是，被流放的作家步步都有人监视，他身后总形影不离地跟着“一个人”。屠格涅夫称他是“警犬”。这家伙奉命监视作家，而且向上级呈送这样的秘密报告：“他去打猎。
他的样子威武得很。在田里站住和农民谈了很久关于自由的事，但当我向他走过去，摘帽行礼的时候，伊凡·谢尔盖也维奇顿时做出好像看到魔鬼的样子，变得十分地严肃”区里的警察局长也每月来“勘察”一次，但屠格涅夫总是用十个卢布的酒钱，把他打发走。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巧妙地争取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的机会。乡居生活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他十分珍惜这段流放的生活，他说：“我从来也没有做出这么多工作，而且做得像目前这样轻松。”
“流放者的耳房”是屠格涅夫创作史上的里程碑。他获得自由以后，每出国一段时间，有了什么大的创作计划，总要回到这里来完成。这“流放者的耳房”特别能使他懂得创作的意义，给他以巨大的创作动力。他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等长篇小说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一八五三年底，屠格涅夫结束了流放生活，回到彼得堡，受到朋友们的热烈欢迎。《现代人》编辑部盛筵迎接他的归来。宴会上，涅克拉索夫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诙谐的颂诗。诗的末尾两句说：
爱他满头的苍苍白发，但却有一颗十分年轻的心灵！
这时，屠格涅夫才三十四岁，头发却差不多都已变成银白色了，所以大家开玩笑叫他“年轻老人”。但是，他的性格十分开朗、直爽，任何寂寞的编辑室，只要这位身材高大，表面有点笨手笨脚的作家出现，就立即变得活跃起来。
屠格涅夫的声誉与日俱增，他已成为全俄罗斯注目的作家。他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以加倍努力的创作，来报答人民给予他的荣誉。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有一次，屠格涅夫家领地附近的一个地主卡拉捷耶夫，要动身到克里米亚去参加战争。他认定自己会战死，便把自己的一本笔记转交给屠格涅夫，请作家加工润色，改写一部小说。
当晚，屠格涅夫就看完了这本笔记，它记述一个俄罗斯姑娘和一个保加利亚革命家的爱情故事。内容动人而凄惨，文字也很好，只是写作技巧欠缺。
卡拉捷耶夫也爱上了这位姑娘，但不久她认识了那个保加利亚人。这个保加利亚人全神都贯注在一个理想上：从土耳其的统治下把祖国解放出来。俄国姑娘为他的理想所感动，爱上了他，并同他一起到了保加利亚；可是不久，这位保加利亚人死去了。
这个故事，在屠格涅夫脑海中藏了数年，他正在孕育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屠格涅夫的一些长篇或短篇的作品，基本上都在生活中有它的原型。那么，要将这对青年塑造成什么样的典型？谁是时代的主人？屠格涅夫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这期间，屠格涅夫为寻找时代的正面人物，先后创作了《罗亭》和《贵族之家》两部长篇小说。
《罗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小说主人公罗亭是一个聪明、热情而又善辩的人。故事一开始，当他出现在三等文官夫人拉松斯卡娅的客厅时，就以雄辩的口才，吸引了周围人们的注意。他说的每句话，都燃烧着信仰的烈火。他知道怎样去拨动人们的心弦，唤醒人们崇高的感情，引起他们对行动和斗争的渴望。他追求真理的火焰从未熄灭，并能够在别人身上点燃这种火焰。在这里，他首先在拉松斯卡娅的十七岁的女儿娜达莎身上点燃了这种火焰，也点燃了沉睡在她心中的爱情之火。但娜达莎的母亲宁愿让女儿死去，也不同意她嫁给这个没有家产，没有声望的穷贵族罗亭。娜达莎不顾母亲的反对，决心抛弃家庭跟他出走，因为她相信罗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负有为人类未来造福的神圣使命。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罗亭竟拒绝了她，让她“服从命运”，回到母亲的身边去。他在命运面前竟是这样卑躬屈膝，这样怯懦驯服。娜达莎这才醒悟到她看错了人。她在和罗亭分别时感慨万分地说：“我痛苦的是我对你失望服从，这就是你对自由和牺牲所发出的宏论的实际运用。”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罗亭性格的本质：虽有高尚的志愿，却不能从事实践活动。他只不过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罗亭离开娜达莎之后，到处飘泊。他曾力图改革他所憎恶的现实社会，却始终一事无成：他的疏通航道的计划，因遇到磨坊主的反对而破灭；想在农村推行农业学教育也不了了之；打算对乡村学校教育实行“根本改革”的企图也因校长的因循守旧而告失败。应该说，罗亭的这些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活动，在当时俄国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却一事无成，他终于在一八四八年巴黎革命的巷战中牺牲了。罗亭的失败，一方面由于他远离人民，缺乏行动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俄国没有具备发展个性，发挥他的才能的良好的土壤。高度发展的天才同压抑天才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使得自由主义贵族知识分子中产生像罗亭那样“聪明而不中用的人”或“多余的人”。
罗亭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彼却林等“多余的人”形象的发展。屠格涅夫一方面肯定了他追求真理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批判他缺乏实践能力的弱点；一方面同情他的命运，另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他承担不了改造社会的使命。罗亭的形象表明了，具有反农奴制思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只有从事于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发挥进步作用。
《贵族之家》写于一八五八年，一八五九年在《现代人》第一期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