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16日
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 ①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②，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廿日为满任，二月廿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
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1953年1月17日
昨夜料理行装，今早继续理完。
午后一点到飞机场，送行者有百人左右。王亮畴、陈辞修、张道藩、王雪艇、蒋经国……都来送。
杨秘书日旭竟至大哭。我也很有惜别之感。
我十一月十九到台北，共住了六十日。
两点起飞。
晚上到东京。董显光大使 ①来接。接的朋友很多，有张伯谨公使②等。
在台北送胡适
夏简
有一个播种的，出去播种，播的时候，种子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路加福音：第八章）
一
一月十七日，台北微雨，松山机场上从早到午，陆续挤满了一群人，他们是不期而遇地来，送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书生。这个书生，便是为民主自由奋斗了四十年，到处散播着“自由”种子的胡适之先生。
送行的场面，没有乐队、没有敬礼、没有铺张的场面，有的仅有亲切的握手，轻松的笑声，真诚的眼泪和无限依依之情。这种情形，不是一架摄影机和一支秃笔所能描绘它，须要一只名画家的笔来描摹当时的神情；或是借一支诗人的笔，来吐出送行者与被送者间的纯挚感情，因为这场面太生动，太耐人寻味。
机场上树起了两面大红条幅，“欢送适之先生赴美”的白字，激荡着每一个送行者的心，因为再过五十分、四十分、三十分、十分、五分，这一代学人，飞向遥遥的远方。
二
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在七八百人包围的人丛中挤来挤去，碰到一个不识姓名的大学生，亲密地握手；和教授们做同样的招呼，遇到钱校长公馆守门的工友，也同样地招呼；那种恢弘的风度和平易近人的举止，适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
他在机场的人丛中，大约往复地挤了十多次，当他看到挂有大红条幅的欢迎他的文句时，连连地喊道：“真是多余！真是多余！”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在机场的一角上偷偷地掏出手绢擦眼泪。陪伴他整整两个月的秘书杨日旭，在他踏上机梯时，竟泣不成声。
“啊，两个月来您跟我太辛苦了，是的，您快结婚了，我告诉他们替我送一份礼物给您。”胡适告诉杨日旭。
“先生……”杨日旭只答出了两个字，接下去便没有声音，而是泪像泉水般的涌出来。（注：杨日旭系省教育厅督学，陈雪屏厅长特派赴钱公馆，任胡之临时秘书）
三
十多名新闻记者，挤在老人的身边，请他发表返国后的感想。他拱拱手后开始发言了：
“我因为行色匆匆，未能向每一个人辞行，感到十分抱歉。
……
“好了，让我借大家的笔，向祖国的友人告别。”
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蒋经国先生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和适之先生亲切地握手。“我代表父亲给你送行。”蒋说。“我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胡答。
经国先生垂手立在胡先生身边，以父执辈礼敬胡。
“昨晚上在官邸谈得很痛快，我看到了你的孩子蛮聪明的。”
一群摄影记者围了上来，将这一段情趣摄入镜头。陈诚院长和张道藩院长，重又挤入人丛中，和胡握手。胡连连地喊道：“两位院长，不敢当，不敢当。”白了头的王世杰博士和王宠惠博士，还有民社党的主席徐传霖，这三位老人也在人群里打转转。
1953年1月18日
与张伯谨、王信忠去走书店，仅走了“汤岛圣堂”（孔庙）的一处，买了一些书。
董大使中午约吃中国饭。
晚上大使为我约了一大桌客，有日本人。其中有最高法院长田中耕太郎、前田、松方、盐谷温诸人。
1953年1月19日
与王信忠走书店，仅到山东一家，买了一些书。
下午东方文化学会等三个团体欢迎的茶会。前田主席，仓石说话，我也说了半点钟的话，松方翻译。
1953年1月20日
上午见客。
中午到乡间赴马延喜先生的午餐。
席上有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土居明夫（东京都新宿区，若松町102番）谈话很有见解。他这研究所里有许多旧军人，多系对中俄问题有研究的。
饭后，马家小姐与少奶奶，同一位客人蒋（？）小姐奏乐唱歌。唱的是赵元任谱的我的《上山》与《也是微明》。
下午去看国会图书馆，馆长金森先生带我去参观。馆中有五十万册书。
又去看东洋文库，即是以莫里森图书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亚书库。没有受损失。
又去玉川，看静嘉堂文库，即是以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作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珍本书的书库。也没有受损失。馆长诸桥辙次，已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还殷勤招待。
晚上赴改造社晚餐谈话，社长名原，发问者为上原博士，谈的是世界文化问题。
1953年1月21日
上午与董大使去拜客，拜了副相绪方竹虎与外相冈崎胜男。
中午在日本放送会社广播。题为《我们共同的敌人》，为时十分钟，昨夜费了我四点钟写成。
“中央”社 ①李嘉先生约我午饭，吃日本的“锄烧”，很好。
下午参观东京大学，见校长先生。看了他们的图书馆。大学没有损失。校长说，学校南边的一条街，街以南被轰炸了，而街以北的学校毫无损坏。
我对他说，这都是丁斯摩尔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工作的效果。
到文学部，见部长辻先生、仓石武四郎、驹井和爱（考古学研究室）、长井真琴（佛教理事会会长）。吃了茶才告辞。
晚上外相冈崎胜男家宴，有女客。日本女权最近颇发达。外相夫人此次为其夫竞选甚努力。
见着旧友谷正之。
1953年1月22日
上午见客。
中午董大使约了一些新闻记者午餐。
下午写了几张字，收拾行李。
晚上张子良与司徒德约了美国心理作战处处长C·汉森与处中主要人员，凡廿六人，及其眷属，在张家吃饭。他们要我说话，我说了半点钟的话，又答复问话，约半点钟。
上飞机，十点半起飞，有董大使夫妇及友人多人来送别。
1953年1月24日
在西雅图。上午见杨君、李方桂夫妇、胡敦复先生夫妇。
华盛顿的中华俱乐部午餐。到的有五六十人，我有演说。与乔治·泰勒，F·麦可诸人，稍谈救济香港的流亡知识分子事。
下午到方桂家中，吃茶。
晚上华侨领袖在香港酒家晚餐，我有演说。
晚十点到飞机场，始知飞机改晚二小时。一点多才起飞。
1953年1月25日
下午三点到纽约埃德怀特机场降落，冬秀与刘锴大使、游建文夫妇、缪云台夫妇、刘驭万、严文郁、童世纲、汪振寰一家……都在场接我。
此行共七十日（Nov·16， 1952-Jan·25， 1953），走了17486英里。其路程如下：
纽约到明尼阿波利斯 1028m·（英里）
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1399m·
西雅图--安克雷奇 1448m·
安克雷奇--谢亚米岛 1461m·
谢亚米岛--东京 2052m·
东京--台北
× 2
17486m
1953年3月23日
瑞士学者王克私来谈。他在燕京大学多年，与在君和我都很熟。
他最近想写一部书，专论基督教在中国，写三百多年的历史。
他的本来语言是法文，又通德文与意文，又通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故他曾研究这三百多年的各国教会保存的中国传教文件。他的书若写成，一定大有可观。
他的瑞士地址如下：
王克私，瑞士，洛桑，乾民楼28号。
1953年4月15日
这几天为缩照在台湾各地的善本的事，写了一个较详细的说帖。
这说帖是预备先送给国会图书馆的A·W·休默先生看过，再寄给福特基金会的雷蒙德·T·莫耶先生。
1953年4月17日
乘火车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晚六点半到。约翰·A·莫温克先生来接，住他家。
1953年4月21日
早九点半从夏洛茨维尔起程。午后到华盛顿。宗武夫妇、萧信如夫妇都来接，同去吃饭。
饭后我去看休默博士，他对于我的说帖，没有改动。我就寄出给雷蒙德·T·莫耶先生了。与吴光清兄谈。
下午七点，我搭火车回来。七点是慢车，共停十三处！
1953年4月25日
李抱忱先生来接我同冬秀到纽黑文去玩。
1953年5月3日
我同此君 ①在迪金森学院同受博士学位（1941？），他的夫人开车，我们同回到纽约。以后我们偶通信，他们常送新种的荔枝给我。此君由会计师转成为税法专家，又曾为国家效力，晚年成为植物学者，可谓兴趣广博！
1953年5月6日
今天费了六七个钟头，把国会图书馆寄来的一大卷复印照片“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目（书名）”剪开来，每三目为一页，依笔画分装十五册。居然可用了！
1953年5月10日
方以智《通雅》（三二，7）：
……王古心笔录：有老僧永光言，藏经接缝用楮汁，飞面白及糊，则坚如胶漆。造澄心纸，亦用及糊。
《辞源》：
白及，多年生草，多植于园圃，高一二尺，叶长，阔寸许，有平行脉。夏月开花，色红紫或白。根入药，并可为糊。
《字典》：楮，丑吕切，音褚。《说文》，谷也。陆玑《诗疏》：
幽州人谓之谷桑，或曰楮桑。荆杨交广谓之谷，中州人谓之楮。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梼以为纸。
我看见的敦煌古卷子，纸接缝处，两纸相粘不过一二分，而千余年不脱落。其所用糨糊必有特效药力，大概即是白及糊。
粘叶谓之蝴蝶装。王原叔云，书册粘叶为上，缝绩岁久断绝。张子贤言宋宣献，令家录作粘法。予旧见三馆书，黄本白本皆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孙莘老钱穆父，亦如此。孟奇言秘阁宋版书，如试录谓之蝴蝶装。王古心笔录，有老僧永光，言藏经接缝用楮汁飞面白及糊，则坚如胶漆，造澄心纸亦用及糊。
录自方以智《通雅》（康熙二年本）卷三十二，页7
1953年5月19日
谢谢您指示《朱文公集》中的史料，“度牒”本想在讲交引铺时顺便提一下，后来不知怎么给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七卷一、二两期有袁震《两宋度牒考》一文，很详细（从唐讲起），主要根据《宋会要》，《朱文公集》他虽亦提到，未多引。（日本人亦有关于度牒文字。）《文集》十九按唐仲友第六状雕造会子一节，极重要，看来会子实与交子相似。（参考曹学佺《蜀中广记》）
我引的日本人推测恐不可靠，若宋无用铜板印纸币之事，则可能始于金了 ①。
敬请双安
学生联陞敬上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
1953年5月28日
请罗伯特·L·利维医生检查身体。血压134/80，体重141 磅，他说我的健康很好。
1953年5月30日
德马丁先生邀铃木大拙先生与我同午饭。
铃木先生自碾绿茶，煮了请我喝。这是中国喝茶古法。秦少游诗：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
即是一例。
德马丁新得今关天彭译我的《支那禅学之变迁》，其中收我的《禅学史纲领》、《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神会和尚传》诸篇。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发行（1936？）。末页有我给今关的一封信，许他翻译。
杨联陞抄写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出卖僧道度牒》（学津讨原本，页9下至11下）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十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搨，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着为停搨之令，许客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联陞按：此记大体正确，惟陕西卖僧牒，在治平四年（1067），此云熙宁元年（1068），当是推广之年。
又南渡初为价六十千，建炎三年（1129）已增为百二千（皆连绫纸价），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增为五百贯（连绫纸钱五百一十贯），是年十一月减为三百贯，以后复有增减。八百千之价始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停搨盖屯积居奇之意。
1953年6月2日
度牒之成为政府筹款方法起于杨国忠，裴冕继续试行。详见我的《神会传》。
王栐此条记得很翔实，最可见两宋时度牒竟成了一种巨额的通货了。
《朱子文集》十六有《乞借拨官会，给降度牒……状》，十七有《乞给降官会等事……状》、《救荒画一事件状》、《救荒事宜画一状》、《明州乞降官会及本司乞再给官会度牒状》，十八有《再乞给降钱物状》，等等，均可见当时的度牒的作用与价格。
朱《状》说：
度牒换米，……米数太多，度牒一道计当钱千五百缗，以此至今未闻有有应募者。（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