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办理此事之成功，完全由于他自身的人格，而别无其他技巧。他是一个英国留学生，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知道他的人当然很多，但这种交涉之成功绝非由于情面，而且英国人的脾气绝非情感所能移动。文江的措辞就是会审公堂这种办法是英国的一种污点，这种污点与贩卖鸦片一样。欧战以后英国威信已一落千丈，这种污点终究不能保留的。你们英国的外交家当此中国国内混战、政府尚未统一的时候，能够很大方地表示好意，实在可以获得中国知识阶级的好感。英国人居然被文江说服了，所以能有此结果。英国固然是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但有许多地方还算比较的公道。文江死了之后，英国报纸上曾这样说，丁文江是一个中国真正的爱国者。可是在中国各地报纸上似乎没有看见这种肯定的批评，尤其在上海方面，对于文江之取消会审公堂的事，还有许多怀恨而诅咒他的人。
国民军北伐，孙传芳在江西抵抗失败之后，变装易服奔到天津，投入张作霖门下求救。陈陶遗首先知道，派人到上海来教我到南京劝说孙传芳，因为我也是当初往杭州请孙传芳来江苏驱逐奉军者之一人，而我却没有做他手下的官，以地方老百姓的资格，还有说话的地位。我听到这种消息，心中说不出的愤恨，于是拉了文江同车往南京，先访陈陶遗。陶遗以电话通知孙传芳之后，我与文江同见传芳。但文江始终不开口，只是旁听。我先问传芳到天津后见到张作霖吗？见到之后如何说法？传芳回答我说，我一到天津就谒见大元帅。大元帅见了我，很高兴。开口就说，老弟，你来了好极了。以前咱们的事撂在一边，永远不提。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已打电报令效坤（张宗昌）来津，大家商量办法。接着又说“大元帅为人实在，很不错。”我听了传芳的话，浑身肉麻，耳鼻中冒烟，几乎说不出话来。文江把眼睛看了我约莫三分钟光景，我才轻轻地向传芳说，看见杨宇霆没有？他对你的态度如何？哪知道这一句话直刺孙传芳的心。传芳立刻就回答说：“那小子！”再往下一听就没有声音了，那以后就是我的说话了。
我说：“我在上海听说你到天津求救于张作霖，我还不信，最近知道实有其事，所以特地跑来表明表明我们江苏人一点意见。第一，我们江苏人普遍痛恨胡子，（尤其是我同丁文江、陈陶遗三人恨之最深。陶遗在黑龙江好几年，经营垦务，对于关外情形相当明了。我与文江因共同办理北票煤矿，与奉天政界接触颇多。因为去年张宗昌第一个闯入江苏，接着杨宇霆、邢士廉陆续而来。惭愧得很，我们江苏人没有武力，所以想尽方法请你连帅统兵来苏救民水火。不料事出意外，国民军又闯进来了，以致你联带受累。）可是无论如何，张作霖也罢，杨宇霆也罢，我们江苏人绝不欢迎的。要请你郑重注意。第二，我为联帅设想，以驱逐奉军而来，结果乃迎请奉军来到江苏，前后两歧，为德不卒，请你务必再四考量。第三，据张作霖所说，他是派张宗昌来援助你打国民党。请你想一想，张宗昌并不是奉军的嫡派，而且纪律很坏，料定这种军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而奉军嫡派用事的杨宇霆却在冷眼旁观，将来的情形亦就可想而知了。”传芳听了，沉吟不语，约莫二三分钟之后，忽然开口说：“刘先生，你有什么高见？”我说：“联帅本来是应我们江苏人招请而来，胜败兵家常事，我们绝不埋怨联帅。但是联帅要向哪一方面低头合作，似乎应该问问江苏老百姓的意见。现在我老实说，江苏老百姓宁可受国民党的统治，绝不愿再受胡子的骚扰。请你再考虑一下。”孙传芳听了我一席话，当然很不痛快，就斩钉截铁地说：“刘先生所谈，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我孙传芳脾气不好。我宁可啃窝窝头，不愿吃大米饭，我与国民党是不能合作的。我附带告诉你吧，蒋中正曾托张群来找过我两次，我已拒绝他。我对不起刘先生，并且对不起江苏人，我抱歉得很。”我听他说了之后，就立起身来说道：“联帅，千万珍重。”同他握一握手，就同文江一同辞别传芳而出门了。都督府的大门外就是火车站，车站上面就停了我同文江原来所坐的专车。我们上车以后，文江即命原车开回上海。冬天夜长，到了上海时尚未天明。上海商埠公署的汽车到车站来接。文江与我同乘汽车，命汽车夫先开到法租界葆仁里送我回家。谁知那汽车夫睡眼蒙眬，把汽车撞在路中间一个水泥柱子上面，砰的一声，车子震动得很厉害。汽车碰坏不能行走。我与文江皆因之受伤。幸喜有一个西洋人坐了汽车经过，见我们汽车闯祸，连忙下车把我与文江扶持下来，坐了他的汽车上，送到医院。我伤不重，略为包扎而回家。文江口鼻流血不止，只得暂时住院。
隔了一天，我到医院访问文江，见他鼻伤未愈。医生说，鼻子还要开刀，我不免替他懊伤。文江见我笑了一笑，他说，这碰车的事对于你是无妄之灾，我却正可利用。我已有电报去南京，说明伤情，请准辞职，派人接替了。照官场的规矩，总得挽留一二次，但我绝不再到衙门。已经下手谕，所有员役一概不准擅离公署。并饬整理档案、会计簿册，预备交代。一二天内，孙传芳果然派人挽留文江，并调查文江受伤状况是实，遂令上海交涉使许沅代理文江之职。文江不久即离开上海，携眷往大连居住了。蒋中正定都南京之后，开了一大批通缉名单，丁文江的姓名当然亦在其内。直到民国二十年普遍大赦政治犯时，文江方得免除通缉。
文江对于政治兴味还是一样的浓厚。但是他在民国廿五年（1936）死前的几个月，我与他在上海见面，他对我透露，蒋介石要找他出来做什么部长，正在竭力躲避。他说蒋介石绝不是可与共事的人，还不如孙传芳之能信任其部下，他已吃过苦头了，不能随便出来。不久他便离开上海而至湖南，从此天人永隔了。
我这文稿不能说是丁文江的传记，而只是供给他生前挚友的参考品。据我所知，他在地质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两处都有极大的贡献，我希望他的朋友完成一个整篇的丁文江传记。
末了我有两件事应该替丁文江表白。第一件事，我查广州的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在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一日，以汪兆铭、胡汉民等十六人为委员，蒋中正并不在内。是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委员廖仲恺被刺而死，推汪兆铭、蒋中正、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办理此案。胡汉民被派出洋考察，许崇智辞职赴沪，其时江苏人正在开始驱逐奉军运动。以时间对照一下，丁文江之帮助孙传芳，完全为苏人自救起见。换句话说，完全是对付奉军，而不是对付国民军。第二件事，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孙传芳、吴俊陞、张宗昌等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拥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于十二月一日在天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吴佩孚亦派代表至北京。于是一向反对段祺瑞、张作霖而拥护吴佩孚的一般政客罗文干、王克敏、汤尔和等重入政界，弹冠相庆，那么他们以前反对张作霖是什么理由？现在拥护张作霖又是什么理由？可是丁文江并不如此。他避居大连，从来不到沈阳，亦不与任何奉系人士往来。这是我十分清楚的事，文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白一句，这就是丁文江的人格。
1956年4月11日
我近三四年来，每走到一里路，就觉得右脚肚（小腿）酸痛，必须停住休息，然后前进。
今年我托V·D·哈特纳去问斯廷菲尔德博士（骨科），他要我去看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
今天我去看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他观察我左右两脚很仔细，又量两脚肚的血压。问我右脚是否觉得寒冷？我说：并不。
他说：他初听V·D·哈特纳叙说我的病情，他以为我的右脚的情形必很坏。今天看了，右脚不过比左脚差一点，并不很坏，大可以安慰！
他说：这是血管局部有小障碍。暂且不必用何种手术，只须①不吸纸烟，②继续走路，但不到酸痛时即停止，休息。两个月后，再来看我。
1956年5月8日
今早得美京希腊大使馆电话，说，如果希腊王请我明年到雅典参加一个学术讲演，我可以去吗？我说，如在明年，我可以考虑。
1956年5月18日
胡适博士现在怎样？你还记得他送给你的那帧中国刺绣品？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你的目标也许像飞鸟一样高，你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它鼓励我尝试过一种宗教生活。近来，它总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这对我们走向天堂之路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啊！我非常感激胡适博士，你呢？……
珍妮特致V·D·
圣约瑟夫的妹妹
圣迈克尔的见习
夏威夷，英格伍德
1956年6月14日
马丁·威尔伯教授约我同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鲇泽岩吃饭。
此君说一九三一年在杭州见我一次，又前年在东京大使馆见一次。
他说日本现有479个大学，其中247个为四年或四年以上的大学，其余为二年的大专。
他说，大学标准的维持全靠一个大学立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虽由文部省聘任，但完全自由独立。
1956年6月17日
把能力压成一叠
看我们
为了把我们自己看成他人
看我们！
罗伯特·伯恩斯
（亨利·F·奥斯本引，致R·C·安德鲁斯
--《星期》1956年6月17日）
1956年6月20日
去受弗迪南德·F·麦克爱里斯特博士检验。（第一次检验在April 11）他量了两脚的血压，膝以下、踝以上，各一次。又细验右脚甚久。
他说，右脚仍不如左脚，但皮色较好，且有一脉上次觉不着的，此次已诊得着了。
我停止吸纸烟已两个月了，两个月之中，我觉得右脚走路有进步。向来我走三个街区就觉得右脚肚作酸痛，就须停住休息一会再走。近来已可以走五个街区了。（纽约的曼哈顿区的东西横街，每二十街为一英里，两街之间为一个街区，约走九十五六步。）
1956年6月23日
老友王景春先生（兆熙）今天病死在克莱蒙特，加利福尼亚州。
他家中不发讣文，也不许陈受颐兄打电报告我。所以我到许多日之后才知道，才补记他的死日。
当年在英国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三个中国委员，是丁文江、我、王景春三人。此事在一九二六年，至今整三十年。现在三人只剩我一个人了。
兆熙先生是一位最可爱敬的朋友，曾担过几件大责任，能认识大体，爱国家，有操守，有责任心。
前年（1954）我回国，从洛杉矶起飞，前一天在克莱蒙特住了一天，在兆熙、受颐两家玩了半天。
1956年7月21日
大雨中，叶良才兄开车来送我出门。搭环球航空公司飞去丹佛，柯罗拉多州，转赴拉勒米，怀俄明州。
去年怀俄明大学邀我参加他们的第10届国际事务学会，我本不大热心，只因老朋友霍恩贝克劝驾，我才接受了这个远路的讲演。
飞机晚了两点，丹佛的联合太平洋火车又晚了一点半。到拉勒米已过十一点半了。盖勒·M·麦克基教授夫妇来接。住康纳宾馆。
1956年7月22日
友人威廉·埃德格顿的大哥富兰克林·埃德格顿（原是耶鲁大学的梵文教授），退休后在拉勒米住。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约我今天到他家去吃饭。
他家兄弟三人，其二弟为亨利，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①，也有盛名。兄弟三人皆杰出，都是我的朋友。
1956年7月23日
讲《革命、共和和文艺复兴》。
1956年7月24日
讲《大革命（1924-1927）和国民政府》。
晚上有所谓“论坛”，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我觉得美国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教员往往不高明；学政治的，学所谓“国际关系”的，更不高明。如此间学会主持的人，都很不用心研究国际关系，都很粗心大胆，都不肯用“平心”考虑国际形势。今夜的讨论会，我早就要参加此会的四个人（麦克基、比尔、斯坦福大学来的布思和我）先聚集谈谈。他们始终不能腾出工夫来！
今夜的会，Mc Gee主席，问的题目就是很有成见的问题！所以我指摘他们的轻率和成见。
1956年7月28日
梁君接我去一位退休的基思上校家吃早饭。
早饭后，我回旅馆休息。
下午，北大学生（法学院毕业）董允明同他的朋友易岳汉来谈。
（董允明，丹佛，约瑟芬南街2126号）
（易岳汉，丹佛，吉尔平街南1558号）
下午帕斯夫人在《妇女杂志》俱乐部给我一个茶会，有中美人士共五六十人。我有短演说。有答问。
晚上到殷一鸣家，金、殷两位太太做中国菜。有中美朋友五六十人。半夜前，金君夫妇送我到飞机场，十二点半起飞。
那晚上见台湾来的水利局专家：
朱镕坚（高雄冈山阿公店溪蓄水库）
靳德沛（水利局）
最有趣味的是黄厦千君夫妇。黄君是竺藕舫（可桢）的学生，曾主持战时中央气象局，战后任中大气象系主任，中共占南京后，他们夫妇居然出来，由美国气象学权威欧文·P·克里克博士用种种法子把他弄到美国。他昨天有一极可喜的科学消息，我请他自己记在另纸上。
1956年7月29日
归途改乘UAL（联合航空公司）的“DC7”，每点钟飞365里，故五个钟头就到了。
在寓中写明天的演讲，题为《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传统》。
1956年7月29日
黄厦千：
科罗拉多州，丹佛，格罗夫街25号。
办公室：美国气象学研究院，科罗拉多州，丹佛，百老汇南大街460号。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试用新法作一长期天气预报，预报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当有一飓风在墨西哥湾出现，到时果出现并强度与预报相同，为欧文·P·克里克博士（气象专家）所震惊，立即将此新闻在各电台广播，并作一详细介绍。
1956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