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长信给赵元任及韵卿夫人，恳求他们不可把原本《四部丛刊》（2100册）寄给我。我已有一部缩本了，已占一大架。现时无法安插二千一百册线装书，故哀求他们不要寄赠我。
前几天他们寄赠哈佛丛书全部五十册，此是“老相知”，我的《藏晖室札记》开卷第一天（Jan·30，1911）即记我收到“哈佛丛书”五十册，那一天是辛亥年元旦，我作律诗一首，有“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之句，即指此事。
1950年10月7日
江泽涵（九月十九）、蒋圭贞（九月十九）、江丕恒（九月十九）、胡思杜（九月十一），各有信来。
思杜说：
从去年九月起，我就在学习，学了十一个月以后，上个礼拜毕业了……
在这里舅舅叔叔他们照应我很周到，希望你放心。我从下个星期起（九月十六日）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去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
希望您在美国很快地就习惯下来。
丕恒说：
三哥还是那个样子，胖得很。他起始在图书馆做事，后来自己要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新知识及革命理论。现在已经毕业了，要到唐山去教政治学……
圭贞说：
小三说他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
您直接寄信来也可以，还快些呢。您的地名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寄给您。
泽涵说：
石头来过一次，他现任芜湖教育局副局长。冯致远也在芜湖教书。听见陈垣先生讲演一次，他确实不同了。
1950年10月16日
葛思德东方书库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曾请王重民先生去编一个善本书目。时间太匆匆，他只能将原草本留交葛思德东方书库。我曾翻看几次，到今天，匆匆点数重民认为“善本”的总数：
A·经部140种
B·史部（明实录未计）209种
C·子部411种
CM（医书） 36种
D·集部337种
1133种
此中只包括一小部分明刻佛典。重民尚有单页几张，如《永乐大典》二卷，如《明实录》残存本。总计重民的善本目所收一千一百四十种。
葛恩德东方书库收有旧刻佛经几千册（折子本），我曾抽点几十函。其中最可宝贵的宋末元初“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刻的藏经，即所谓“碛砂藏”。向来记载碛砂板《藏经》的，说刻经起于绍定四年（1231），迄于武宗至大二年（1309）。我近来查得《十诵律》卷卅三（存三）有“碛沙延圣寺比丘志颐情旨：伏自行年庚戍（至大三年，1310？），五十七岁，七月初二日建生，发心施中统钞伍伯锭，助开本寺大藏板，流通圣教……”这里还有“庚戍” ①
1950年10月17日
是否至大三年的疑问。（有前六十年②的可能，但我看当是1310年。）我又查得《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其卷二与卷三都有题记：
平江路碛砂寺大藏经局，伏承……本路嘉定州，大报国圆通寺住持比丘明了……发心助缘开雕。
其卷二题记之尾行明记：
延佑二年岁在乙卯八月（1315）
此毫无可疑。
葛思德东方书库藏有碛砂板经几百册（数目不曾细查），甚可宝贵（其中一部分是十四世纪晚期印刷的）。
又有明朝刻经--十多册（折子本），约有四个不同的时代：
1·永乐十七年（1419）
2·正统十一年（1446）？
3·嘉靖十二年（1533）？（癸已）
4·万历及明末（清初施印，有顺治九年〔1652〕施主墨笔题记）
葛思德东方书库有医书五百多种，也甚可宝贵。此等书将来都会散失了。也许我们将来还得到海外来做影片回去收藏参考呢！
1950年11月17日
在葛思德东方书库时，忽然学校派人带了一位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来参观。他是京都大学教授兼京都大学图书馆馆长。我陪他约略看看葛思德东方书库藏书，后来才对他说我认识京都大学的一些人，他问我的名字，大惊讶，说，他少年时代就听说我的姓名了，不意在此相会。他说起他是吉川幸次郎的朋友，曾读吉川译的我的着作两种（其一为《四十自述》，其一为选录）。
学校的人来催他走，他不肯走，一定要和我长谈。我把住址给他，请他到纽约看我，他才走了。
1950年11月19日
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来长谈，他很高兴。
他说，他已写信给吉川幸次郎报告前天的相见了。
1950年11月24日
爱德华·蒂克先生通知我说，我被选为“圆桌聚餐会”的会员。此会是埃德温·L·戈德金等七人在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发起的，于今八十三年了。外国人做正式会员的，我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聚餐会，每月聚餐一次，不许有演说，以谈话为最大乐趣。每次聚餐人数不过七八人。最多的一次是在一九一三年的二月，在威尔逊总统就职之前，大家给他“话别”，故到的有十八个人，为空前绝后的大会餐！
威尔逊之外， G·克利夫兰总统也是会员。海约翰（John Hay）也是。
文人如W·D·豪厄尔斯，布兰德·马修斯也在会。马修斯是第四任秘书，曾作本会名册的小序，文甚可玩。
1950年12月12日
前作《吴敬梓年谱》，用《文木山房集》作材料最多。集有序文几篇，其一为唐时琳，是江宁府训导。我颇疑为《儒林外史》里面的虞博士。
今夜偶翻《随园全集》，其《文集》七有《江宁两校官传》，其一为教谕汤伟，其一为训导唐时琳。
袁枚说：
我国家百有三十余载，而江宁以校官祠于学者，只二人焉。其一一教谕汤先生伟，字鹏乎，宣城人，康熙庚午（二九年，1690）举人。其一曰训导唐先生时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午（五三年，1714）岁贡。饬躬训士，一衷于礼。在官捐俸修前明周贞毅公祠。去后，诸生即以先生与汤先生祔焉。
予览所持来汤状甚具，而唐事寂然无可记述，以故笔涩不下者屡矣……
我因此想起《文木山房集》的序文，手头无此集，姑记于此，俟将来考之。吴敬梓极力写虞博士，也不过说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外史》中写虞博士一生最大的事只有主祭泰伯祠一件事，与《袁传》颇相合。
1950年12月17日
今天是我的五十九岁生日，昨天是冬秀的六十岁（旧历）生日。
毛振翔 祝贺 陈之禄 谨贺
赵 曼 敬贺 毛玲之 敬贺
沈惟瑜 敬贺 高宗武 陈之迈 敬贺
王征 于焌吉 敬贺 梅贻琦 敬贺
刘锴 敬贺 游建文 敬贺
张泰鸿 敬贺 周佑康 敬贺
严文郁 葛先华 敬贺
夏小芳 潘公展
严文郁
VIVIENNE YU ALLEN YU
Linginia B·YU
V·D·哈特曼
Mary Padrick
黄朝琴
今晚于谦六与刘锴两兄请我们夫妇在“顶好”酒家吃寿酒，到的客人，除上面签名的许多朋友之外，还有贝松荪夫妇、夏晋麟、C·V·斯坦夫妇、哈罗德·理吉曼夫妇、宋以忠夫妇、宋以信夫妇……十分热闹。朋友盛意可感！
适之
1950年12月20日
今天下午四点半，宋以忠夫人（应谊）打电话来说，AP报告傅斯年今天死了！
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在治事方面，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二次在中研史语所，第三次代我做北大校长，办理“复员”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长，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
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柢比我高深得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我们做学问，功力不同，而见解往往相接近。如我作《词选》序，指出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格调，往往来自民间，遇着高才的文人，采用这种新方式，加上高超的内容，才有第一流文学产生。后来低能的文人只能模仿，不能创造，这新方式又往往僵化，成为死文学。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议论，与我很相同。
又如我的“说儒”，大得他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的启示，我曾公开叙述。
现今治古史的人，很少能比他的“大胆地假设”与“小心地求证”！
1950年12月21日
早起得毛子水的电报：
傅孟真于星期三晚十一点去世。
我真伤心！
上午发一电给大彩：
傅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具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
1950年12月24日
今天约翰·杜威夫人在电话上告我说：“昨晚王文伯在旅馆房间里被火烧伤，伤势很重，送在罗斯福医院，医院断为第三级火烧伤，尚有生命危险。”
我去医院看他，见他头部、胸部、两手两臂，都被扎裹，头肿，两眼及鼻与嘴唇微露，余皆扎裹，--鼻唇皆肿，眼是否能看，医生也看不出，--其状惨不可说！
后来我才知道他喝醉了，徐谦的大儿子送他回家，大概他回房就睡了，睡醒时大概点火吸纸烟，纸烟未灭，他大概又睡着了。起火的原因大概是纸烟烧着床上的枕头、被单、床垫之类。街上警察见第五楼冒烟，来报告旅馆，旅馆中人赶上楼，才发现文伯的房间起火。倘再迟十分钟，他必烧死了。
1950年12月28日
到华盛顿。美国政治学学会，今年年会（Dec·27-29）有理论部的一个圆桌讨论，题为《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和文化模式》，主持的人为本杰明·E·利平科特教授和约翰·D·刘易斯教授，他们要我预备一篇论文，专讲亚洲或中国。另有西格蒙德·纽曼教授（卫斯理公会教徒）讲西欧，弗雷德里克·巴格胡教授（耶鲁，现在哥伦比亚）讲东欧。
到华府时，大使馆参事傅冠雄先生交我一电，是陈院长诚来的亥宥 ①（Dec·26）电：
孟真逝世，……今此最高学府之领导人选，已成为各方注目之问题。日来台大师生窃窃私议，咸望先生回国领导。为该校三千余师生及全台百余万青年学生计，弟与介公“总统”亦均以此为请。不知先生能俯允否？特电奉陈，敬请示复为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