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完这部书稿时，正值6月，忽然想起，我是在2004年6月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的，至今恰好整整5年。我并不恋栈，但5年来，也许是几十年凝聚的文学编辑情结，文学出版界的历史云烟和时代风潮，依然时时刻刻在牵动我着敏感的神经。尤其是两年前，《文汇报》发表的一篇《“四大名编”的故事》，一下子触发了我要为我所景仰的前辈名编立传的心愿，也选择了4位名编，即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的故事，写成了《也说京城名编》一文。拙文在2007年10月7日《文汇报》上刊出之后，接连有好多位文学界的师友打来电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有些未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要那期报纸看。而那时我尚未收到样报，就想先找一张给病得已骨痩如柴的江晓天看看。我找到芳邻李兴叶先生，结果他说：“这张报纸我不能给你，因为你写的4个名编中，有两个是有恩于我的，江晓天是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时的领导，还为我的长篇小说《帝国的草原》三部曲写过序，我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又是他推荐给李清泉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但对他俩在文学编辑事业上的成就我过去了解不多，所以，你这篇文章我得好好保存起来……”过了些天，我遇见兴叶兄，又说起这篇文章。他说：“可惜《文汇报》只能提供给你一个整版的篇幅，让人看得不过瘾。你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扩展成一本20万字的书呢？”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这是因为《也说京城名编》原本写了近两万字，除了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还写了张羽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名编，但想在报纸上发表，就不得不“削足适履”，压缩到一万余字，所以才使他读罢有了一种“不过瘾”的感觉。然而，有精彩故事的京城名编何其多矣，即使是写二三十万字，恐怕也写不周全，无论遗忘了谁，都是一种不该原谅的憾事。于是，我就想，不如单写江晓天和萧也牧当年带领的那个出色的编辑团队。写这个团队的理由，我在《也说京城名编》一文的开篇部分，就提到了：
上世纪末，我在参与“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编辑工作时，发现从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共六部，除《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外，其余四部，即《红旗谱》、《创业史》（第一部）、《红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此期间入选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只有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也是出自中青社。由此可见，那时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实力，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担负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只有一个编辑室，江晓天、萧也牧当年分别是编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俩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了张羽（《红岩》责编）、黄伊、毕方（《创业史》第一卷责编）、王扶（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批优秀编辑，形成了一个精诚合作的集体，在抓稿、编稿方面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兴叶兄很赞赏我的这个采写方案。于是，我就先奔江晓天家，开始了采访和资料的捜集工作。老江很歉虚，说：“你就不用写我了吧，集中精力先写萧也牧吧。他是建国后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红旗谱》的责编、《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人，‘文革’中又为保卫《红岩》被整死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不是其他名编辑可以替代的！我觉得，你能为他立传的话，比写一个开国时的将军或省委书记还要有价值。”
老江这番真诚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的采访和资料捜集工作，就先围绕着萧也牧进行。可是，当一些重要的采访线索接连中断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动手太晚了。最了解萧也牧的张羽和黄伊已不在世了，等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和萧也牧的大儿子联系上时，方知萧也牧的夫人李威也在我准备采写这本书时含恨长逝了。加上一些杂务的干扰，使我的采访和搜集材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一年，也未能开笔。直到见到张羽的遗孀杨桂风，得知张羽生前曾想写《萧也牧传》，并把张羽当年采访李威、康濯等的一批采访记录慷慨地提供给我之后，才使我掌握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揭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开始了《萧也牧悲剧实录》的写作。尤其是建国初丁玲、冯雪峰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那场批判运动的来笼去脉，我终于疏理清楚了。而当代文学史上的这场公案，丁玲一向是以胜利者自居的。直到我的《萧也牧悲剧实录》在《江南》杂志上刊出上篇时，我在首都图书馆借到刚上架的《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一书，发现在这本厚达476页的传记中，竟然把对萧也牧的批判，还是放在《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一章中写的。其中，第367页关于毛泽东与丁玲在云峰巢的对话，比我在《萧也牧悲剧实录》中引用的还要详尽：
毛泽东等人坐定后，陈明让公务员张来福搬来两个大西瓜，甘露张罗着给客人们切好西瓜。丁玲递给毛泽东一盘，毛泽东吃着西瓜，笑着说：“好吃，好吃。丁玲，近来躲在这里写什么呢？”丁玲：“嗨，平时工作太杂，写得不多。这两天写了一篇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谈了我的一些看法。”毛泽东：“前些天《文艺报》上也有几篇批评文章，火力还很猛嘛！”
丁玲：“对，他的这篇小说倾向有点问题，但《文艺报》的那几篇文章言词激烈，似乎有点过分。有什么问题，平心静气提出来，帮助作者纠正，真正达到以理服人，又促进团结，才好。”
毛泽东：“你这个意见是对的。不过我看有些知识分子进城以后，就有点翘尾巴，也不是一个好的倾向。中国有好几百万知识分子啊，要团结，也需要改造，对不对？”
丁玲：“是的，目前所进行的文艺整风，就是很必要的。像当争延安文艺整风一样，通过学习，大家的创作思想更端正了，写出了一批有生命力的好稿子。”
毛泽东：“现在和延安的情况更不同了，各路诸侯，要统一思想，任务还蛮艰巨呢！这些秀才，进城冒得几天，又是《武训传》，又是《关连长》，弄得好起劲喽！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具体地反映历史思想，就显得批判能力不够，他们学得的历史唯物论就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有些人甚至向反动思想投降。这就说明，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急不得，也迁就不得……”
丁玲：“对的，我们一定按照中央的部署，把这次文艺整风抓好。”
毛泽东：“好嘛！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任务。”
就在这项“长期任务”中，由拿批判萧也牧开头刀，再经过反右运动到“文革”，整倒了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啊！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深受极左之害的丁玲，复出后依旧认为她当年批判萧也牧是对的，以至在一本又一本为丁玲唱赞歌的传记中，依旧是非颠倒，把她对萧也牧的错误批判，当作紧跟毛泽东的光荣历史，书写在所谓“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的光荣簿上！读罢《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中的上述文字，就更使我感到，我动手写这本书尽管晚了，但毕竟是为把这页被颠倒了当代文学史再颠倒过来，尽了绵薄之力。
遗憾的是，我未能在江晓天在世时完成他的嘱托。虽在写成《萧也牧悲剧实录》之前，我陆续发表了《〈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红日〉是这样喷薄而出》和《一部〈红岩〉血凝成》三篇文章，记述了他和萧也牧带领的那个团队所开创的部分红火的业绩，但直到江晓天病逝半年多后，我才写出《江晓天的编辑生涯》，完成了整本书的写作。行将搁笔之际，我不只叹息他们悲凉的命运，更感受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中真正的精英，我为有萧也牧、江晓天这样杰出的前辈同行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回顾这本书相当艰难的写作历程，也感到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以至细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采写他们的故事，我往往会联想到自己曾经历过的创业艰辛、奋斗坎坷和成功喜悦。可以说，我是在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我信相，文学编辑和广大读者的心是相通的，萧也牧、江晓天他们编辑出版的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哺育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那么，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神圣的职责和悲剧的力量，也一定会鼓舞我们去开创光辉的未来，迈向更加嵩高的人生境界吧！
2009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