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的是，1960年国庆前夕，姚雪垠不仅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结束劳改，而且还分配到武汉市文联工作，依然让他从事专业创作。市委文教书记宋一平在得知他正创作一部工程浩大的《李自成》之后，当即表示支持他接着写下去。于是，他集中所有精力，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把原来写的《李自成》第一卷，整理成40多万字的初稿。而正在这时，即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全面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文艺规律及文艺领导等问题，着重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在此有利形势下，10月中旬，姚雪垠就意外地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的一封来信：“听说你正在写长篇，如有什么困难，作协可以帮助解决。”随即姚雪垠就写了复信：“我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已经脱稿，希望作协请一两位研究明史的专家看看稿子。”之后，作协办公室就来信将稿子要去，并于11月17日给姚雪垠写信说：“稿子已经收到，正在接洽找人阅读。”因姚雪垠说得很明确，是“希望作协请一两位研究明史的专家看看稿子”，这人，作协是决不可能找到江晓天头上来的。而江晓天以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名义写给姚雪垠的索稿信是10月28日发出的，当从姚雪垠的复信中得知稿子已在中国作协后，江晓天怕夜长梦多，便立即给姚雪垠寄去了约稿合同。11月24日，姚雪垠在约稿合同上签了字。几天之后，姚雪垠又收到了中国作协办公室11月25日给他信：“《李自成》原稿仍未找妥人看。作家出版社听说这部稿子现在这里，很想要去看一下，不知您意如何？盼告。”作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归属中国作协会领导，但江晓天一贯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已让中青社抢先一步，使作家出再也无法得到《李自成》的版权。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1962年1月24日致信姚雪垠说：“昨天，中国青年出版社转来了您十二月二十九日给他们的来信，其中提及，作协尚未找好看稿的人，可由该社先将《李自成》原稿取走。本来经过几次联系约请，我们最后想把原稿送给楼适夷、韦君宜同志看的，因为他们一是作协的理事，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今天，又接到你同日给我们写来的信，我们决定尊重您的意见，已在今日将原稿（共五分册）送给该社，请他们先看了。特此奉告”（《学习追求五十年》第194页）假如换做另一个编辑，若办事不像江晓天这样有胆识、有魄力，稍一迟疑或犹豫，《李自成》这样的佳作是决不会“偶得”的。
在采访江晓天时，我曾问过他：“当时你怎对李自成这样的历史题材那么感兴趣呢？”他回答：“我认为这个历史题材是可以写的。主要根据是两条：一是在《毛选》中多次提到李自成，在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中，毛泽东对李自成和黄巢似乎更为赞赏；二是1955年胡耀邦曾把一本李宝忠写李自成起义的小说《永昌演义》，交给中青社社长朱语今，让排印百把本给少数人看看能否出版。老朱告诉过我，毛主席曾看过《永昌演义》，可见毛是支持写李自成这个历史题材的。我当时也看了《永昌演义》的铅印本，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质量，与《李自成》都是无法相比的。李宝忠是李鼎铭先生的亲属。1976年，我从阿英的女婿吴泰昌那里看到了毛主席1936年看过《永昌演义》手稿后致李鼎铭的信，证实我对这部书稿很感兴趣没错。”据江晓天回忆，在拿到《李自成》第一卷之前，“刚看完一部写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稿子，很吃力，写完退稿信，疲劳尚未消失。可是打开《李自成》第一卷稿子一看，迥然不同，真可谓‘别开生面’，它那宏伟磅礴的气势，绚丽多彩的画面，浓郁的历史时代气氛，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生动情节，一下子把我抓住了。当了十几年文学书稿编辑，我第一次尝到了艺术欣赏的愉悦，感到满足，不忍释手。六天之内，一口气把40多万字的稿子读完。之后，我回头来再作为编辑，进行思考、分析，作出取舍的判断。”（《江晓天近作选》第11-12页）
在与十多年来所审读过的数十部长篇小说书稿相比较之后，江晓天觉得，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有4个显著的特色：一是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而结构又严谨、完整；二是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没有简单化，更没有漫画化，而是着力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三是知识性强，诸如官场礼仪、民间习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政治历史、军事医药等知识，均有机地化入故事情节，生动形象；四是继承了我国章回、演义小说的传统，语言精炼，通俗易懂，故事性强，引人入胜。然而，此时他却突然作起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李自成》第一卷稿，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来看，都是难得的上乘佳作，应该选用出版，否则太可惜了。但是作出这样的决断，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主要是作者和我这个编辑，当时政治上都处在困难境况之下。与姚雪垠同志匆匆见过一面，读过他解放前写的两部作品，其他情况不了解。只知道他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毛主席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点了他的名。听说刚刚摘掉‘帽子’。我则因一封短短的家信，招致大难。《李自成》写的是农民造反，我又是在农民问题上‘犯了错误’；书稿出了问题，编辑总是被捆在一起的，这使我内心不得不有顾忌！新派来的文学编辑室负责人又下去搞社教了，社领导是不看小说稿的，弄不好，罪责又要落到我头上。好在不是马上出书，我壮壮胆量，给姚雪垠同志写了封信，大意是说，稿已看过，基础很好，拟采用，但要修改。老姚很快回信说，湖北省文联二月底至三月初开会，务望在这期间派人去谈意见。去人，只有我。就我目前的情况，合适吗？”（《江晓天近作选》第15-16页）室主任在春节前回来了，看了姚雪垠的信，对江晓天说：“我不看稿子了，你过了春节就去武汉吧！”临行前，还找他个别谈了一次话，告诫他：“不要想你曾干过什么。这次出差与过去不同，可能会遇到不愉快的情况，你可要有思准备。”江晓天想，既是组织上派的任务，自己与姚雪垠也并无私交，更无个人目的，就无所畏惧地上路了。
这次出差，确实与以往不同。他原是行政13级，属于可乘软卧的高干，连降3级之后，出差当然是不能享此待遇了。不只如此，因走得仓促，连硬卧票都没买到，对号入座后，才发现还是最后半节车厢，另半载堆满邮件，晃荡颠簸得相当厉害。他一夜几乎没睡，第二天上午到汉口，昏昏沉沉下了车，先到省作协接头，再奔正开省文联会议的汉口饭店入住。因已过午饭时间，他虽饥肠辘辘，但更想补上一觉，进房间后倒头就睡着了。一觉醒来，才知同住一室的两个武汉大学教授，竟然都是摘帽“右派”。过去出差，接待单位都是安排他住单间或套间的，这次怎么和两个“右”字号人物挤在一个小间房里了呢？后来他才知道，1960年他挨整时，中青社搞了一个颠倒黑白的查书报告，点了他的名。这份查书报告经中央批准，登在了一份下发的中央文件上。难怪临出门前室主任要他有思想准备呢，原来各省市的文艺部门都知道他已沦为“戴罪”之人。
幸好湖北省文联主席骆文是了解他的，正在他猜想为什么遭此待遇时，省文联的一位接待人员来了，说：“对不起，骆文同志批评了我们，换个地方，住二楼去。”吃过晚饭，洗了个澡，他就去看望骆文、王淑云夫妇。未料，他刚说了一句“我栽了跟斗”，热情又亲切的骆文和王淑云就连忙摆手制止住了这个话题，对他又一次到湖北来找作家组稿表示欢迎，并说：“你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像从前一样，尽管提。”身处逆境的他，能得到骆文夫妇如此的信任与理解，心里感到格外温暖。于是，就开门见山地对骆文说：“这次我是为出版姚雪垠的《李自成》一书而来，想先听听省文联组织上的意见。”骆文当即表态：“我们支持姚雪垠写这部作品。”骆文边说边将一份打印件递给江晓天，“这是我将在这次省文联会议上作报告的稿子，其中有一段说到‘有的同志熟悉历史，写历史题材，于人民有益，我们也是支持的’，这就是指的姚雪垠同志。湖北省委已审查批准了这个报告。”姚雪垠是会议代表，于是，江晓天就和他在汉口饭店见面，就如何修改《李自成》第一卷初稿的问题，充分交换意见，作了两个上午的长谈。
江晓天认为，《李自成》第一卷初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明末的封藩制度，造成土地空前集中，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爆发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写得不够。他对姚雪垠说，你这部小说不从李自成、张献忠如何“逼上梁山”写起，是你剪栽结构上的独到之处，但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原因，你还是要想办法穿插写一下，作些补救。姚雪垠接受了他的意见。临离开武汉前，江晓天同姚雪垠又谈了一次，先是商定了一个“流水作业”的工作方法：姚修改好部分章节，就迅速寄给他，他短时间内审改完后即发排，再拿排印稿在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然后请姚来京修改定稿。谈妥之后，江晓天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要尽快把第一卷修改出来，接下去你再把全书写完。其余的事情你不必操心，有什么困难，我们出版社尽可能帮助你解决。”姚雪垠提出：“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帮助解决。一是最近我打算把家从开封搬来武汉，能否预支500元稿酬；二是稿子改好后，你们能否找几个像吴晗这样的史学专家看看。”江晓天当即一口答应：“钱，我给北京打个电报，马上就可以办；请人看稿的问题，我回北京后就帮你联系。”
在武汉，江晓天听姚雪垠谈了曲折的身世和《李自成》第一卷艰难的写作经历，深为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所感动，不仅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亲感，而且也增添了对文学编辑事业的一种责任感。为给编发《李自成》第一卷作好准备，他一回到北京，就到图书馆借来了一堆古籍，补习历史知识。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赶着读了《明季北略》、《清史稿》（有关部分）、《明史演义》、《清史演义》，以及十几本明清笔记选本。他与史学界不熟悉，就去请社科编辑室主任成石中帮忙，与明史专家吴晗联系，吴晗欣然答应到时看稿，并建议可请李文致、郑天挺、谢国祯等专家、教授当外审。1962年4月至7月，姚雪垠分批寄来《李自成》第一卷修改稿，8月上旬排出征求意见本时，江晓天通知工厂打印了5份清样，分送吴晗及李文致、郑天挺、谢国祯外，还送了一份给熟悉明史的剧作家阿英。9月初，吴晗很快看完清样后，就打电话给江晓天，约他到住所的书房先谈了一次。吴晗对《李自成》第一卷极为赞赏，说：“思想观点方面没有问题，艺术上很生动，引人入胜，感情上打动了我，非一口气读完不可。”有了吴晗的肯定，江晓天心里就踏实了许多。他在向吴晗汇报了这部书稿编审工作经过情况后，把稿中涉及的他搞不明白的具体历史问题一一提了出来，向吴晗请教。假如他在此之前不赶读那一大批古籍，他是无法与吴晗这样的学术权威对话的。要当好一部历史小说的责任编辑，就必须练就这番基本功。
吴晗约谈之后，江晓天就以文学编辑室的名义给姚雪垠写信，告诉他说：“吴晗同志非常热情，他于9月3日至5日三天的时间就将全稿看完，而且看得很认真仔细，有些错了、漏排的字都改补上了。6日上午约我们到他处面谈了一次，他给大作很充分的评价，也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详情待面告）。当时，我们进一步向他提出要求：作者还要写四卷，有些问题很想向你请教。他满口答应。不过，他10月间要出国，你因剧本脱不开身，9月来不了，但是希望你来京日期至迟不超过10月10日，晚了，吴晗一走，几个月后才回国。”此前，姚雪垠根本不认识吴晗。但要请吴晗看他的《李自成》征求意见本，是他的一大心愿。江晓天不仅帮助他实现了此愿，而且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公务繁忙，竟然还答应抽时间同他面谈，真令他大喜过望。读完信，他当即就同市文联党组书记、剧本合作者程云商定：暂时撂下歌剧《闯王旗》的创作，赶在吴晗出国前赴京。
国庆节刚过，姚雪垠就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住进了中青社。到京后的第二天下午，江晓天就接到吴晗秘书的通知，要他和姚雪垠在第二天上午10点到吴晗家中见面，然后到北京饭店共进午餐，边吃边谈。那天，吴晗和姚雪垠一见如故，谈得非常融洽。吴晗在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创作成功表示热情祝贺之后，也直率地提出了几点参考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内部民族关系的处理问题。他强调说：“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明清关系，汉满关系，绝不能写成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比如作品中写满入侵，明抗清，都不对。只能作为国内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原来作品中有的提法要改，如中国如何，满鞑子等，不改就是原则性错误。”姚雪垠在向吴晗求教了几个有关历史问题之后，吴晗用手拍了一拍桌子，豪爽地说：“你把这部作品改好了，将来如果真有人从历史方面批评你，你不必管，我吴晗站出来替你打笔墨官司！”吴晗在明知姚雪垠是摘帽“右派”的情况下，能这样不以人废言，不怕担风险，为了繁荣和发展祖国的文学事业，大胆、真诚地对《李自成》第一卷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支持了姚雪垠正确的历史论点和全书创作计划，不仅使处在困境中的姚雪垠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使江晓天更加坚定了出版《李自成》的信心。就这样，姚雪垠和江晓天继续“流水作业”，奋战了整整100天，终于在春节前夕，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和审定。
没想到的是，1963年春，当《李自成》第一卷最后定稿，就要付印出版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接连发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后，报刊上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又开始了过火的批判。这不能不引起江晓天和中青社的警觉：《李自成》的稿子没有问题，但作者是“摘帽右派”，此时出版会不会出问题？他想，万一惹出什么问题，领导好办，一是官僚主义，严重一点，再加上个“用人不当”，可他作为责任编辑，就要承当后果，“罪责难逃”了。正在江晓天为此而焦虑万分之际，得知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淳4月份要来京开会的信息。曾淳一到京，江晓天便急如星火地赶到前门饭店找曾淳面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