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对此已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太阳活动的高峰期，高能粒子的放射而来到地球，这些粒子能够对妇女的卵子造成损伤，使其中的基因造成某些方面的残损和欠缺，由于基因“走邪”，由23条来自母亲的染色体与来自父亲的23条染色体组合成细胞就不是十分健康的细胞了。变异的基因不再忠实地执行把前辈特征传给后辈的遗传密码指令，并种下酶系统缺乏、制造出不合格蛋白质的祸根，导致人体代谢紊乱并引起既影响本人健康，还会传给子孙后代的遗传性疾病。目前知道，人类约有4900多种疾病有程度不同的基因异常遗传背景。这其中当然包括人的头脑中的基因。因此，聪明程度与太阳黑子活动有关是明显存在的。
前苏联学者曾做过一项实验，被试验者的阅读能力和记忆能力，在太阳活动突然变化的日子里明显下降；其他的统计证明，在太阳活动的高峰年，交通事故及矿井事故要比其他年份多。这进一步说明了太阳黑子与耀斑的活动确实对动物和人的神经系统有较大的影响。
既然“天时”是以地球与太阳等星球的多层次的旋绕运动作为基本规律的，因而天时的好坏就具有了周期性这一特征。那怕我们的人什么都不做，也可能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但这种祸福绝不是因为有什么“贵人相助”或“小人作祟”，绝不是有上帝或神仙在那里惩罚或施恩于人类，而仅仅是这种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旋绕规律。
天时概念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因素。
那就是社会大变动带来的祸福。
这一点是用不着我们作更多的解释就能明白的。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有它的运行周期。立国、守成、发展兴旺到衰败、灭亡，还有外族、外国的入侵，国内的动乱，生不逢时，就会受到战乱之祸。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来看，300余年的西周统一局面以后，就是东周列国的争雄混战；然后就是秦汉400余年的统一，其间又有秦末的楚汉相争和西汉末年刘秀与王莽的战争。再就是三国、魏晋南北朝，然后是隋唐……，看来社会发展也是周期性变迁的：统一——战乱——再统一——再战乱；统一中又有战乱，战乱中又有相对的统一。你若生于乱世之时，就可能遭遇兵灾之苦。例如，你如果生活于明末清初，清兵进关一路南来，你与史可法同守扬州，就会遭到伤亡或被俘；再如，你如果生活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城，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展开的大屠杀，残酷的命运就可能降临到你或你家人的头上。反之，若是生于安定繁荣的盛世，你与你的家人就会生活美满。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白居易有诗云：“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铖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他所说的太平是贞观之治；而杜甫所写的“三吏三别”则又是另一番景象。社会大背景不一样，人民群众的总体遭际就不同。至于个人的具体处境，那还有其他因素来决定其路径及命运。社会运动也是按照旋绕运动的规律进行的，因而让你感到幸运（或苦难）有时离你很远，有时则离你很近。
（二）地利
地利因素对于人的机运也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古代，由于造不出大船去走海上运输，只好走陆路，中国才有丝绸之路，通向国外。中国的丝绸之路东端起自渭河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疏勒（今喀什市）以西越过葱岭，更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南部（今撤马尔罕附近）西行，或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以西（今莎车县）越过葱岭，更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西行。以上两条西行线路会于木鹿城（今马里），然后向西经和椟城（今里海东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的中国丝绸和其他物品就是从这条道路运出去的。这种情况带来了中国西部的繁荣，以至那时的国都都建于中国西部的长安。
有人也许会问：那一带都是沙漠地带，为什么古人会选取这样一条道路呢？不，我们的回答是，那时中国的西部十分繁华，在汉代，西域的城邦国家就有56个之多。我们曾经听说的古楼兰国，现在已经沉睡在沙漠底下；那时十分强大的乌孙国，汉代曾经将两代公主刘细君和刘解忧远嫁此处，现在也不少地方被蒿草覆盖。今天就是要再走丝绸之路，也是难上加难了。
我国学者安芷生告诉我们，在最近的l.8万年间，我国的古环境也经历了一个旋绕性的周期变化，即先是干冷，然的是变得湿暖，后来又变到了干凉。
在公元前l.8万年-1.5万年间，是干冷时期，那时沙漠扩张，黄土块堆积，多年冻土带、干草原带比现今向东南推进了8个纬度。当时沙漠面积比现今大2/5左右，即现今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为荒漠带。因寒冷，冻土地区比现今面积大1倍以上。那时，不仅西藏，而且东北、北京、陕中、甘南、川北的冻土连成一片。
到了公元前9000年-5000年里，随着气候转暖，冰川迅速后退至消失，海水增加，海面扩大，我国现今上海、天津所在地还在海水之中。这个时期，我国华南一带亚热带林演变成热带雨林；大面积干旱荒漠地变成了温带森林草原，沙漠面积较前期缩小l/2以上。内蒙、宁夏、陕西、甘肃等地区沙漠披上了绿装。
公元前5000年至今，气候向干凉方面变化，其间叠加了不同周期和不同幅度的冷暖颤动，山地冰川前进，海面缩小，加上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及不合理耕种，促进了土壤侵蚀和沙漠化。与前期比，沙漠向东推进了l0个经度；西藏南半部原来的高原草甸被北半部冻土带所“吞食”，成为我国至今唯一的多年冻土地区；东北、华北地区原来大面积的温带森林退缩到至今的长白山，黄河下游，胶东半岛一带，北部大部分地区被半湿润、半干旱草原和森林草原所占领。华南一带大面积的热带雨林急剧南退，仅留下雷州半岛、海南岛一片。
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时期，中国的西部正渐渐开始沙漠化，而上海、天津则刚开始露出海面来。
这种环境的规律性变化，使陆路的丝绸之路开始死亡。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造船工业的发展，海洋交通运输得到了发展，中国的文明，由西部的陆路开始转向了东南沿海。
于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地区开始发展起来了，上海、天津、青岛都成了大城市。由此波及，长江流域也发达起来了，成都、重庆、武汉、南京都成了工业与商业的基地。以至到了今天，东南地区的地利之优，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先获利之地，富裕已成为沿海地区的重要标志。但又不仅仅是富裕，地利之利，也改变了在这一带生活的人。得风气之先，人的平均文化程度普遍提高，脑袋灵活，文明开化，使这一带出现的科学家、文人、名商人、企业家都比那遥远的内地来得多。如果你是生活在这一带，你个人又能够努力奋斗的话，你的发达的机遇当然就会很多。所以中国西部的人有一句俗话：宁可向东走一千，也不向西走一天，就说的这个道理。因为中国的东部不仅生活条件优势，而且发展发达的机遇多。
当东南沿海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发展的势头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快了，给人的机会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多了。又由于我们党的政策是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再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因此国家政策必定会开始更加关注内地，并对某些不平衡状态实行宏观调控。这样，开放之波、投资之波、富裕之波就会逐渐向中部和西部传递。从地理位置分析，中国的中部当然比西部又占地理之先，因此这种发展必定先从中部开始，然后才能波及到中国的西部去，这是毫无疑义的。
1995年底，我们看到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讲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报道指出：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今年（1995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开始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9个中部地区前11个月完成投资增长高出全国平均增幅5.9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额的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
据统计，今年前11个月全国累计完成投资90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5%。其中，前几年一直投资升温的12个东部地区，今年投资开始降温，前11个月完成投资额17%，低于全国平均增幅0.5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额的比重由去年的60%下降为59.8%；9个西部投资地区增长仍然缓慢，完成投资1139亿元，增长15.3%，低于全国平均增幅2.2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l2.8%下降为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