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再次兴起至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作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一方面高唱“保皇”“保大清”的曲调，但他在内心深处已开始抱怨满洲贵族不识时务，将变法运动的失败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艰难，统统归之于满洲贵族的阻挠。他不仅认为戊戌政变“是旗人策划执行的”，而且相信“高级旗人和西太后都顽强地反对变法。……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顽固的，新法对于他们，比对于高级汉官更不合意。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专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洲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第536~537页。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抱怨并没有涉及满族人全体，而仅仅局限于他所认定的那些满洲贵族中的保守派们。
和康有为的心情明显不同，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虽然在主观目的上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展，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至少一开始是以推翻满清为一必然阶段，期望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范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为汉民族的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在1894年的一份文件中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不行视鹰瞵，久垂诞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医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机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很明显，孙中山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清政府头上，要求清政府承担中国体制弊病的原罪。“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完全有待于能否尽快推翻满族人的统治，恢复汉民族的统治地位。他曾说：“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我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第80页，中华书局1991年。
]
如果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孙中山的判断与选择固然合乎逻辑，但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孙中山的这种分析，毕竟是基于一种假设性的前提，即清政府与满族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汉族人不仅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反而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他指出：“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丁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是以小子不自量力，欲乘变乱推翻逆胡，力图自主。”[?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由此不难看到，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中国之亡已有三百年，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首先在于推翻异族的统治，恢复汉民族的独立。不消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它的实际效果便是把已经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化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仇的轨道上，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这势必加重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
满洲贵族不能代表整个满族人，满族人行使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沦为满族人的殖民地。因此，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所倡导的以推翻满清为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即使主观目的不错，但其客观效果并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之后，满洲贵族确实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也确实成为孙中山期望的“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因汉人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而更加暗无天日。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理想或许并没有错，[?《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
]但其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之间严重背离则是勿庸否认的事实。于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
皇权与民权
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即使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更何况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沦为满族人殖民地。辛亥革命的先躯者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化的分野，于是将推翻满清、民族独立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与此情况相类似的，是辛亥革命的先躯者对皇权与民权的辩认，他们虽然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冷静想来，实在也是陷入了民主主义的误区，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依然严重背离。
就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模式来说，政治民主化无疑是一个国家能否能够真正步入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一个国家如果一味地实行专制独裁，人民无法享受最起码的民主权利，那么，这个国家或许能够实现经济的腾飞与繁荣，但这种纯粹的经济上的成功决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真的实现了现代化。换言之，经济的成长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以至机缘巧合，它的腾飞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有一定的关联，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而政治的民主化则不同，它不仅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而且也是现代化这一综合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政治的民主化，所谓的现代化便无从谈起。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从世界各国已有的现代化经验看，政治民主化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式，它不仅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诸如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等确立不同的政治民主化的模型，而且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建立一个尽善尽美、万世不易的模型。以今天的美国政治去和二百年前，即使一百年前的美国政治相比较，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差别。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如果人们无视政治民主化在各国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人为地追求某一既成的模式和超前发展，那么必定不能成功，甚者适得其反。
以此反观辛亥革命的先躯者，我们不必怀疑他们对中国现状的焦灼与愤怒，更不必怀疑他们对政治民主化的真诚向往和全身心的追求。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他们无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期望以外国既成的模式强加给中国，更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企图一步到位，在一夜之间完全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方能完成的事情。因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但除了招牌已换，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然曲折而漫长。
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和对政治民主化内涵的理解上，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一般是将皇权和民权绝对对立起来。他们所向往的政治民主化也只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模式。孙中山说：“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愈甚。……夫满政府既藉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中。即政府有时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其足以自利者也。虽然，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凡欧人之稔知华事者多如此评论，且谓其往往有超出欧人之处也。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1页。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孙中山发誓要推翻满清，建立美国式的合众政府。
晚清政治确如孙中山所分析的那样腐败堕落，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当然也有待于中国能否从体制上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孙中山的分析毕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皇权与民权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关系，皇权不可能代表平民的利益；二是腐败堕落为皇权专制政体的派生物，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无法依靠旧有的政体。他说：“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惑，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页。
]因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唯一出路就是革命，就是政治民主化，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推翻清政府。
关于第一点，我们相信皇权与民权在本质上确实存在着利害冲突，因为不论统治者怎样宣称他们代表着社会全体公众的利益，但在实际上他们只能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不过，这种现象一方面不是晚清时期所独有，而是阶级社会的共有特征。另一方面，这里实际上涉及对民权内涵的正确理解。我们知道，即使按照孙中山的理想，中国全盘采纳美国的政治模式，那也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美国的民主政治在根本点上也只是有利于那些有产阶级。因此，只要阶级存在，就不可能有对所有人普遍有利的政治模式。再者，民主政治不可能只有美国一种模式，皇权的存在与否在本质上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存在与发展。世界已有的现代化经验足以表明，民主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一定以废除皇权为前提。
事实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情况而言，皇权既是一种国家权力，而更多的则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象征。它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虽然有时候因某种人为的因素导致了君主的独裁和政治的腐败，但在更多的正常情况下，皇权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可能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内状况也足以表明，中国人在丢失了意义世界的同时，又缺少皇权的保护，实际上并无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先躯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并没有错，但不顾国情要求废除皇权，照搬美国政治模式，可能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至于腐败堕落为皇权专制政体的派生物，这一论点只是具有宣传意义的政治短视。因为腐败堕落为人类共同的劣根性，不仅存在于皇权专制政体下，而且存在于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乃至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中。因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腐败堕落现象的真正克服，恐怕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除皇权专制政体，而是如何提高为官者的道德水准以及采取其他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和官场必备的游戏规则。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推翻皇权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误，更不是说清朝的皇权专制政体是不可更易的最佳模式。我们的意思只是说，民主政治毕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如果不顾中国的国情以及固有文化传统，不试图在旧有的体制上进行渐进的改革和谋求阶段性的发展，而期望“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虽然理想甚美，追求无误，但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和自己的主观愿望相反，除了赢得中华民国的一块空招牌之外，其他的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而那些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较之皇权专制的黑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恐怕是辛亥革命的先躯者们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立宪与共和
辛亥革命的先躯者们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人预料到。然而由于革命党人一方面陷入了革命的误区，只认准了一条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从而对其他各种选择方案均置于不容讨论之余地。另一方面，由于清廷自身的原因，处处被动，既无协调社会进步发展的能力，更无法稳居社会生活与社会运动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清廷丧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激起革命党人的反感和失望，中国只能沿着革命的道路义无反顾地前进。
应该承认，清廷的有利机会在它存在的最后几十年里并不算少。戊戌维新运动不必说了，即使在戊戌维新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清政府也有几次重大时机可以重振起来。比如1901年的新政，它虽然在开始的阶段由于戊戌政变的阴影无法唤起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清政府不断地加大改革力度和深度，至少到了1905年的时候，由于立宪运动的开展，国人的政治情绪实际已被调动起来，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完成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化，为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开辟一条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