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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吧，大约三年前，当塞内加尔的美术作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时，那凝聚着强烈现代意识与现代结构的绘画，邪古朴的韵致与现代意识交汇而就的非洲木雕，曾轰动北京美术界……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们慕名而往，在一幅巨作面前，你差不多惊叫起来：“呵，想不到，在黑非洲，竟有这么迷人的艺术品，竟能出这么高超的艺术家！”今天，当我来到非洲，和这里的黑人艺术家接触，座谈，观摩他们的作品时，我不能不暗笑我们的孤陋寡闻和意识中的沙文主义了。
一天，当我们从多哥独立广场到国家博物馆，到萨拉嘎瓦大酒店，再到法国中心银行参观时，发现无论是广场上的独立碑，博物馆的巨型木雕，还是几个高大建筑的壁雕，彩画，都渗透出一种同样质朴、淳厚，意蕴深刻的抽象风格。再看署名，又同是一色遒劲，洒脱的法文签名：阿仪。我们由来识的震慑到产生浓厚的兴趣。也许是缘份吧，当我们在法国中心银行的大厅里对着一幅幅壁画拍照时，这家银行的外事部主任来到我们跟前说：
“这是一位西非国际建筑学院的教授画的。我们很熟识，要是你们想见他，我可以陪你们去。”
我们问他，独立碑和博物馆的木雕是否也出自这个阿仪之手？那位法国朋友说，都是他的作品。阿仪教授不光在多哥，就是在西非，法国，也是个颇有名气的雕塑家。他的介绍已使我们非常感谢，更不好意思烦劳他带我们去拜访阿仪了。他看出我们的心情，留给我们阿仪教授的电话和地址。
第二天上午，我们驱车直往西非国际建筑学院。阿仪教授正在授课，听说有两个中国人来访，他匆匆走出教室。我原以为，这位在法留学十二年，如今遐迩西非的艺术家一定是个鬓发斑白、老之将至的学者，可走到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人。伟岸的身躯显示着他充沛的精力，高高隆起的前额标志着他的智慧，黑硬的唇髭漾溢着他的飘逸，黑亮的眼睛渗润出他的灵感……他热情地说，他虽然在巴黎居住十几年，多哥又与中国十分友好，却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学艺术界的朋友，他很希望我们去他家做客。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如约去阿仪家拜访。这是一幢两层楼的花园楼房。园子里花木扶疏，楼壁和大门前竖立着他的石雕和木雕，一走进大门，我们就被那质朴，自然的艺术氛围感染了。阿仪正在花园里浇花，听到门铃的响声，他立即拎着滴水的喷壶赶到门首迎接。他放下喷壶，领我们走进楼下大厅。
大厅的四只明柱就由它的四个巨型木雕构成。墙壁上挂着他的绘画和壁饰。我们稍事寒暄，谈话就由介绍他的作品开始。
在大厅的角上摆放着一件巨型栗色木雕--那是一棵裂开的种籽。从种籽的内核已经抽出一只新芽，在芽的尖端正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成长。他告诉我们，他是用这件作品在歌颂非洲的新生。
他带我们走到大门的门前，指着门上的木雕说，一只手突然横插过来，要打一只眼睛，另一只强力的手断然挡住，可第三只手已经打坏另一只眼睛。独运匠心的是，他在那只被打坏的眼睛下面，又雕了一对美貌而富朝气、陶醉在爱情之海的青年男女。他说，那两只打眼的手象征着恶，那只阻拦的手象征着善，眼睛和那对恋人象征着美。
为了驳斥殖民主义者说黑人既蠢又丑的诬蔑，他在继承非洲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在一张画布上先涂颜色，然后用刀刮法刮出一位飘飘欲仙的少女--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么一位似乎遨游于蓝色夜空的仙女--更妙的是，他发挥美的想象，在那位黑人少女的头上，又刮出一头柔软丛密的长发，他就用这幅画反驳种族主义者的歧视，歌颂自己民族的美丽与智慧。
他一幅幅介绍着自己的作品，最后，带我们走到一幅更加抽象的画面前。那整幅画面上就是一张美陋动人，鲜嫩欲滴的少女的唇，可在那张唇上却叮着一只龌龊肮脏的黑麻麻的大苍蝇。我凝视不动，思索着它的含义。阿仪说，那唇愈美，愈说明生命的美丽可爱。可不管她多么美，苍蝇叮住不动，说明她已经死了。他就是想用这幅画告诫人们：获得了独立和新生的非洲，虽然象少女的唇般新鲜美艳，但是，警惕啊，灾难和死亡井未甘心从这里退缩。
要了解一个艺术家的观点，主张，首先要「解他的作品。看过他的作品，不用细问，我已窥知了他的美学观和艺术观。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吧，我还是按捺不住追根溯源的心理，把话题引向了抽象派和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这个话题颇引起他的兴趣。他侃侃而谈：“现代的抽象艺术原本起源于东方和非洲的古老艺术，只是当时的不象现今的这样抽象罢了；这也不奇怪，从现代科学的发展看，不少门类椰是越来越抽象，甚至抽象到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所以，无论是从继承古老的传统艺术着眼，还是为了启迪，适应令人的抽象思维，我都主张并从事抽象派艺术。”他见我凝神思索，笑了笑，又接着说：“那么，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抽象，还是艺术为人生的抽象？你从我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出了。我主张抽象，我更主张艺术要反映人生，强力而敏捷地表现人生，让人们从自己的艺术中得到启迪和教益！为此，就不能把艺术抽象到让人看不懂的程度，分寸适度地抽象，既可以增强艺术的美感和传统性，又可以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人生。无限地抽象，就容易脱离人生，不知所云。”说着，他蓦地离开座位，从书房星取出一部他最新出版的论着《非洲的艺术与文化》。他翻了翻说：“我这本书就是从考察非洲的原始符号、原始音乐和原始建筑入手，反驳种族歧视主义者诬蔑我们愚昧落后的宣言。我的考察证明，不少现代符号都是从我们的祖先以青蛙的形状作符号演化来的。后来的金字塔以及现代建筑的不少造型也是从我们的古老茅棚进化来的。至于现代音乐和现代舞蹈更可以从我们的原始音乐，舞蹈中窥出踪迹，只是他们的表现形式更加抽象。所以，抽象派艺术来自非洲古老艺术的原型，抽象派艺术也是打开非洲原始艺术宝库的一把钥匙。我们珍惜它、运用它，但要让它积极地为人生服务。”
我被他的艺术，论辩和他在艺术长河里上下求索，奋进的精神打动了。我刚刚点燃一支烟，下意识地在云雾中思索的时候，边门开启处，随着裙裾的窸窣声，走进两个女人，前面一个约十七八岁，胸峰饱满，臀部圆突，纤纤的细腰，每一走动就象枝枝弱柳在微风中飘摆。她的头上精心编结了几十条小辫子，弯弯曲曲盘结在梳理过的头上。黑大的眸子烁烁地，透出几分羞涩。她笑着走到一条长案旁，摆好托盘中端来的水果和饮料，侍立一旁，后面一位是一个年约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妇人，发髻高挽，前额平滑。一双迷人的大眼睛透出一股高贵而温柔的光。她有些微微发胖了，但那白底上印有深褐色图案的长裙紧裹腰身，仍是线条明晰，不失当年光彩。
阿仪教授温稚地介绍说：“我太太。”
随之，她伸出修长而柔软的手，说，“欢迎，先生们，请随便用些。”
女人总能使气氛温馨，亲切。我们抛开那严肃的学术话题，随其所好，吃着新鲜的香蕉、柑桔、菠萝和芒果……
……
大约是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阿仪教授打电话邀我们下午三时去他的工作间与多哥的艺术家们聚会，这当然是使我们兴奋而向往的。
说是工作间，其实是一所花木葱茏的院落。在它周围的矮墙上，爬满开着各色铃铛形花朵的藤萝。院内，竹树花木的气息使它整个漾在一股静谧温馨的氛围中。北面一连几间平房是他的书房，画室、卧室，会客厅，西面，是一座高大敞阔的制作车间。那里有高大的烘炉，巨型木雕和尚未完成的石雕，陶制品等。当我的手刚从门铃的按钮处放下时，大门轻轻开了。站在面前的，除了身着白色西装的阿仪教授外，还有两位同样身材修长，面貌姣好，发髻松挽的妙龄女子。黑人中长这样的长发者是颇为少见的，这引起我的注意。
阿仪一一作了介绍。他指着那位比较起来显得纤弱儒雅、着牛仔裤、高跟拖鞋者说，这是他的学生，刚从巴黎留学回来的女画家郭卓夫人。女画家笑笑，紧握了我的手；阿仪指着另一位穿紧身花布民族长裙、体态珠圆玉润的女郎说：“这是我太太。”
他怎么又来了一位太太？听着阿仪的介绍，我惊愣住了，几乎忘掉了和这位太太握手。随我来的我雇用的翻译佳先生发觉了我的失态，轻轻捅了我一下，这才伸出手来。佳先生曾在我国清华大学留学五年，了解中国一夫一妻制的习俗和我们的心理习惯。回家后，他对我说：“一夫多妻是我们国家的习俗。上层社会和知识界人士的太太还少些，所以，阿仪教授只有两位太太。”
“那么，下层社会呢？”
“太太更多。比如我父亲，他是个村长，有二十四个太太，我就有二十四个母亲，兄弟姐妹四十六个。”
“你父亲养得起吗？”
“在非洲，妻子不靠丈夫养。孩子也不靠父亲养，而是靠母亲。”
“母亲怎么养。”
“劳动、工作、做生意。”
“她们不吵架吗？”
“不，她们不住在一起。偶尔相见，象姐妹一样和谐。”
当我们走近花园的座椅时，在那长长的条案上，已经摆满非洲盛产的香蕉、柑桔、菠萝、芒果和各色饮料。条案四周，围坐着画家阿济、画家圭阿教授、贝宁大学文学系教授阿达玛，和一位拉丁美洲黑人作家，贝宁大学特聘的生物学教授。阿仪教授为我们一一做了介绍，虽然语言不通，肤色各异，大家却不期然地陶醉在天涯相逢的友情之中。我们谈着艺术和社会，文学和人生，非洲和中国……因为在座的大都是法国留学生，当谈起中国的艺术时，他们只知道张大千和赵无极两先生。我向他们介绍了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关山月，工笔，写意，山水、花鸟……艺术家们凝神静听，一阵阵地钦羡和赞叹。
阿仪教授最冲动，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太谢谢您了，李先生，您使我们茅塞顿开，这向往已久的古老的东方文明具体化厂。要是有机会，我真希望去看看中国！”
阿达玛教授发出邀请，“今天在座的多是艺术家，我们没有机会谈文学，李先生，您髓否抽暇去我家作客，我们详细地谈谈文学？”
对于这样的邀请，我当然欣然承应，我又何尝不希望了解非洲的文学呢？
天暗下来了，夕阳隐隐地退下地平线，圭阿教授站起来说：“我太太对东方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她嘱咐我，要把李先生请回我家吃晚饭，您能赏光吗？”
我看看阿仪教授，他鼓励我说：“按我们的风俗，客人是不能驳主人的邀请的。李先生，您去吧。”
我只好吩咐司机，随着圭阿教授的车子，开往他家。
圭阿教授是个瘦高个子的青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刚刚三年。他的家座落在洛美市郊一片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的别墅区。那里，由一堵堵粉墙围起一座座别墅。藤蔓绕墙，花枝锦簇，房屋则多是楼房结构的翘檐平房建筑。
我们走进圭阿的客厅兼画室，一位十三四岁的白人男孩正在聚精会神地作画。
圭阿说：“这是我的学生，弗朗索瓦，法国人。父亲在洛美作生意。”
弗朗索瓦恭恭敬敬地朝我们鞠个躬，重又坐下作画。
一会儿，圭阿夫人走出厨房，热情地朝我伸出手。这是一位身材健美，动作洒脱的少妇，她的声音十分甜润，一见我就说：“您肯赏光，十分荣幸。我早就盼着能有个中国客人来我家作客！”
“您为什么这样欢迎中国人呢？”我好奇的问。
她神秘地笑了笑，说：“您应该看得出。”说着，她端坐沙发，等着我的审视。
我定睛看她，还是不得不困惑地摇摇头。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看来，我祖先的遗传因子已经在我的体内逐渐退化了。”她神秘地靠近我说：“我只告诉您这个秘密，在我奶奶的体内，有日本人的血统。而据史书记载，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这样，我岂不是中国的后裔？所以，我总想和中国人交朋友。”
说着，她旋风般地从厨房端出早已做好的饭菜，还特意拿来一瓶中国白酒--竹叶青。她一杯杯斟满，然后，举起酒杯说：“请，为我见到了家乡人！”
顿时，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喉头，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从书上看，中国的大诗人李太白有‘斗酒诗百篇’的传说。李先生，您这样的豪气，自然是能写诗的了，能不能为我们写个条幅？”
他们虽然没有毛笔、宣纸和墨砚，感于盛情，我还是用圭阿先生的画笔在他的画布上写了两个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墨迹未干，这位夫人就把它高高悬挂在一幅画的旁边。细看那画，是一位临产的少妇等待分娩的油画。
我问：“这是圭阿教授的作品？”
圭阿温存地笑笑：“不，这是我太太画的。”
“啊，原来您也是画家？”
“不，我是医生，但喜欢画。”
接着，她谈了这幅画的来历。原来，这位太太也是留学巴黎，但学的是妇科，现在多哥国立医院做妇产科医生。一个晚上，有好几个产妇待产，那分娩前的阵痛折磨得一位母亲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尖叫，唯有这位母亲被那伟大的母爱和幸福的向往支撑着。她坐在床上，一声不吭，幸福压抑着痛苦，向往淹没了折磨，她忘掉了自己，只等待着孩子的降临……圭阿夫人感于这伟大的母爱，仅用十几分钟，就勾勒出这幅肖像，回家后又细勾细描，就创作了这幅使她骄傲的画作。
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不是为我的画，而是为母爱自豪，为女人骄傲！”
我端详着那画，虽然技法不够纯熟，但那氛围，那神态，那底蕴，的确到处渗润出作者的心：美丽、善良、无私、圣洁……
我又一次举起酒杯；“请，为非洲的，中国的以及全世界的母亲，干杯！”
不约而同，我们大家都一饮而尽。
L，记得吗？我的酒量是很不平稳的。在北京时，只有我们坐在一起，边谈边饮，才感觉那样熨帖，那样心心交汇。踏出国门后，我再也没有饮酒谈心的伴侣，就再没喝过白酒。可今天，在这位黑人艺术家的家里，我却喝了很多，有点伤感，有点怀念，怀念你，怀念母亲，怀念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淳厚，善良和直肠相向……因又想：是艺术孕蕴了母爱？还是母爱浇灌着艺术？两者的关系我一时很难分辨得清，但我确信，不论种族，不分地域，艺术家们都有一颗鲜活的母亲的心，你说呢？
R于洛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