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在这个不同种族汇成的人海里，我的世界在逐渐打开。我试着了解他们，理解他们。我希望我理解东，西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我更希望互相沟通，互相弥合。渐渐地，我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有的，稍加思索，即能了然；有的，尽管我绞尽脑汁，还是不能解透，在我们眼里，它似乎永远是个谜。我不得不伤心地承认：人与人的沟通是多么地难，特别是不同种族之间。因为每个人都象长在山岩上的一棵树，每棵树都植根于几千年来文化积淀的坚硬的岩层里；你要想让两棵树长得相似，除非更换那不同的坚硬的岩层。
一个黄昏。我亲戚开的中华楼饭店的霓红灯正在蓝色的夜空中闪烁。我走下汽车，进入饭店。在饭店进门处，供客人们休息聊天的沙发群里，饭店经理A先生正在陪两位客人闲谈。这是一男一女。男的，中等身材，大腹便便。原是亚麻色的头发由于岁月的延伸已经渐趋白色。他，鼻梁挺阔，眼睛大大的，深深镶入周围爬满鱼尾纹的眼眶里。脸部线条虽明晰而刚劲，却总漾出五六十岁男人所特有的温和的笑。A先生介绍说，这是哈依先生，联邦德国人，是联邦德国政府派到多哥的港口专家；女的，玲珑剔透，一头黑黑的短发下映出一张典型的东方少女秀美的脸。她的眼睛大而亮，黑黑的瞳仁，洁净的眼白，看着它，总使人想起婴儿的纯真和稚气。那声音美极了，脆而富于弹性，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看着她的相貌，我想，这一定是位海外富豪的中国小姐，至于她怎么会与这位联邦德国老头坐在一起？我几乎没要去想。可A先生介绍说，这位是米歇尔小姐，尼泊尔人，是哈依先生的太太！
乍一听，我几乎惊愣在那儿了。怎么会呢？一个五六十岁的联邦德国老头，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东方少女，怎么会在非洲这个地方结为夫妇呢？他们有爱吗？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初次见面，我自然没机会去问，只好礼貌地寒暄后参加进他们的聊天。在举止和感觉中，我发现，这对夫妻虽然种族不同，年岁悬殊，但却是一对十分和谐的夫妻。米歇尔小姐对哈依先生有时微嗔，有时撒娇，有时透出一种妻子对丈夫的无言的尊重和体贴；联邦德国老头对他的少妻也总是悉心照护，尊重和宽和。
“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到洛美的？”我问。
米歇尔眨眨眼睛，长长的睫毛扇动着，她狡黠地笑：“我们比您的资格要老，一年多了。”
“怎么从没见过？”
“我们回弗兰克林休假去了，刚刚回来：以后，您就会常常见到我们了，只要您不嫌弃。”回答的还是米歇尔，哈依先生看着她笑。
“怎么会呢：我非常高兴认识您。”我想接近我的问题，“那么，您喜欢过里的菜吗？”
“非常喜欢在洛美，只要我们下饭馆，就到中华楼来。”她认真地说。
“为什么？”
“我应说明白，”狡黠的笑退去了，脸上浮出一种深情，“因为我的故乡和您的故乡只隔一座喜马拉雅山！在这里，一遇到中国人我就把他们当成娘家人……”她停住了，长睫毛覆住黑亮的眼睛。
哈依先生不再笑了，为了变换气氛，我开了个玩笑：“这么说，哈依先生是我们的女婿了？”
“非常荣幸，我就爱听这话。”老头哈哈大笑，高声喊道：“李先生，请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为了米歇尔的娘家人，我请客。”
我没加推辞，接受了这个愉快的邀请：哈依先生也真象个殷勤的女婿，不停地为我斟酒。可我尽最大的量，也喝不过他。他真是个德国男子汉，别的酒一概不感兴趣，喝起啤酒来却似乎没够，难怪他那么大的啤酒肚：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A先生来敲我的门说，“米歇尔来电话，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您有空吗？”
我当然有空，因为我想了解这个东西方结合在一起的家庭。
他们家座落在大西洋畔，一个林荫掩映，花木丛茏的庭院里。客厅的天花板上挂着一只硕大的中国宫灯，红纱绘着宫女的灯罩，框架是一只只舞动着各种姿态的龙。壁上挂有几幅中国大写意的国画，也有一二幅欧洲油画。米歇尔穿着长及大腿的T恤衫，前胸印着一个淡蓝色狂草的“龙”字。下面则赤裸着双腿和双脚；哈依也赤着脚，着一条白色牛仔裤，上身则赤裸着浑圆的背和鼓突突，毛茸茸的肚皮。他们热情地拉着我们的手说。
“因为是娘家人，一切都要家庭式的，请原谅我们的随便。”
我说：“非常好，怎么舒服怎么穿。”
米歇尔笑着；“既然是这样，你也脱掉上衣和鞋子吧，这样，随便些。”
我只好从命。
接着，她拉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说：“想喝什么？自己拿。”
我取了一瓶法国马梯尼酒。
她忙着给我加冰块。
哈依则久饮不厌，一下拿了好几瓶德国啤酒摆在自己的面前。他急不可待，打开瓶塞，先自喝了半瓶，对我挤挤眼。
米歇尔端出一只托盘，里面放有好几个碟子：奶酪、抄拉、炸土豆片、爆玉米花和各色水果……
女主人喜欢音乐。话不多久，我们就谈起贝多芬，门德尔松、巴赫……我接着问：“你喜欢中国的音乐吗？”
她一下跳了起来：“喜欢，邓丽君……”
“唱一个好吗？”我邀请。
她噌地窜到钢琴前，自弹自唱，唱了一支《柳丝长》。可能因为都是东方人，那声腔韵味，简直活似邓丽君。
“这是台湾的，你知道中国大陆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吗？”我想让她了解真正的中国音乐。
她深深点点头：“听过，可惜这里听不到，又买不到录音带。”
我拿出一盘：“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送给你这位嫁出去的姑娘。”
她狂喜地接过录音带，急急地放入录音机。我们听着，她深深含首，口中不停地低语：“太好了，中国的音乐……”待到她抬头饮酒时，我发现，她的眼眶里潮潮的、亮亮的。
光线暗淡了，太阳已经躲到树林的背后。我向他们告辞。
米歇尔跑入储藏室，拿出两条三五烟，分剔塞给我和A先生，说：“嫁出去的女儿送给娘家人的。”
我不好意思；“我们有。”
“哈依在码头工作，是专家，都是船上送的。既可以不花钱，何必去市场买？”她实实在在，毫无虚饰。
哈依也在旁帮腔：“女婿有方便，你们就用，以后我供烟。”他又朝我们挤挤眼。
L，这僻远的大陆，我真感到一种家人的温暖，同时，我也从心底祝愿这对如此和谐的不同肤色的夫妻。
在车上，我问A先生：“这两个国度不同，年岁悬殊的人是怎么相爱的？”
他紧把着方向盘，挂了低挡，缓缓地说：“听说，米歇尔是尼泊尔一个大富商的女儿。后来，妈妈失了宠，爸爸又同别的女人结了婚。她恨那个家，十四岁就毅然出走，到了印度。从此，半工半读，一直到大学毕业。东方人的血统，加上这特殊的经历，她的性格就有些古怪。她有不错的歌喉，但却很少去唱，她舞跳得很好，但即使在夜总会里，也从不下舞场，这哪里象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哈依原是联邦德国的英文教师，后来又学了船舶管理。他已经五十八岁，以前似乎结过婚，也有过孩子，可他们怎么认识的，又怎么结的婚，我也不清楚。”
“他们幸福吗？我指的是心底的。”
“你看呢？”A先生笑了笑，“也许，以后你会清楚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一天晚上，哈依夫妇穿着夜礼服来到了中华楼，同时，还带了两位联邦德国朋友。一进门，夫妻俩就拉我入座，共进晚餐。在饭桌上我才明白，原来米歇尔害了腰痛病，今晚就回联邦德国就医，哈依特邀朋友们吃饭，专为妻子送行。既是这样，朋友们自然都给米歇尔敬酒，祝她一路顺风。她笑盈盈的，一应允诺，带着一种即将踏上旅程的愉快。饭后，我们发动汽车，都去机场为她送行。在候机室里，米歇尔嘱咐丈夫少喝酒，注意吃饭和休息；哈依叮咛妻子安心治病，多多疗养……其离情别绪既关切轻松，又有种隐隐的离愁。
送走了米歇尔，我和A先生和我的亲戚开车回家。路过一家夜总会耐，我的亲戚嘶地一声刹住车，说：“今天太累了，咱们换换环境，跳跳舞，我请客。”
我们坐在酒吧桌旁，每人面前守着一杯啤酒。一会儿，哈依先生进来了，他摇摇晃晃走到我们面前说：“先生们，各位喝什么，我请客。”他舌头有些发短，吐字极不清晰。
“我们已经要酒了，谢谢。”我说。
“哪里有？哪--里--有？快说，要，要什--么？我，我--请客--”他显然是喝醉了。
我敲敲杯子，举给他看：“哈依先生，请看，这不是酒吗？”
“哈……是酒，是--酒。好--的，我，我不--请客。”他打了个榧子，对一个漂亮的吧女说：“来，来一杯金，金酒。”
吧女刚刚倒好，加了冰，放在他的面前，一位美艳而风骚的舞女从后面抱住了哈依的腰：“哈依，很久没见了，想我了吗？”
“噢！玛丽，亲，亲爱的--小鸟，我，我想，想死你了！”说着，他一把把玛丽拖到面前，脆脆地吻了一下她的唇，然后，搂在怀里说：“你，你喝什么？”
话没落音，又一个舞女搂住他的肩，“哈依，你怎么老不来看我？是怕你太太吗？”
哈依回身又搂住她的脖子：“啊，弗弗扬，你，你更丰，丰满了！我，我不是来，来看你--了吗！过，过来！我--请你喝--喝酒！”说着，他又把弗弗扬抱在自己的腿上。
弗弗扬抚着他的头，娇声媚态地没；“我什么也不喝，我只想让你把我带走。”
哈依哈哈地笑，笑声中进出一股浮浪气：“好，好--，不喝，不--喝，这，这就--就走。”
玛丽却又不依：“哈依，是我先找的你，你不能带她。”
“玛丽，我，我今天先--先带弗弗扬，明，明天我--来，来请你，好吗？”哈依醉眼迷离。
“好的。可你得说定，明天不能变卦！”玛丽吻了他一下，接着，爬向他耳根说：“你得给我车钱，我今天没有生意。”声音有些凄切。
哈依掏给她一千西非法郎，拥着弗弗扬，趔趔趄趄地往外走。刚走出两步，又踅回到我的身边，耳语地说：“李先生，我先走了。你得发--发誓，别，别告诉米，米歇尔。”说着，他把食指竖在唇边：“嘘--保，保--秘。”
看着他的神态和所为，想着两小时前他与米歇尔告别时，那种夫妻加父爱的神情，我竟一时说不出话，我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哈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真的爱米歇尔吗？也许，这就是现代西方人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可米歇尔，这位东方姑娘能理解吗？能接受吗？
米歇尔回来了，这个家庭照样和谐而相互尊重地循着它的轨道运转着。他们还是常常来中华楼吃饭，也常常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我几次想探究这个家庭成员间的爱情和底蕴，可终因怕触犯人家的自尊而始终没能启齿。
一天凌晨，我们正在梦乡，门铃嘀铃铃响个不停。我和A先生同时跑到大门口，站在门首的却是慌乱而不知所以的米歇尔。她急急地说：
“哈依一宿没回来，不知是醉在哪儿了，还是出了什么事？你们能帮我去找找吗？”
人家既把我们当做娘家人，我们当然责无旁贷，我同A先生跳上汽车，风驰电掣地满城搜寻。大小酒吧，各类酒店（国外称大饭店为酒店），海滨浴场，各类娱乐场所，我们找了个遍，终于不见哈依的影子。快中午了，我们去米歇尔家回报结果，一进门，却从他们的卧室传来了一股男人沉睡的酣畅的鼾声。米歇尔见到我们，兴奋地扑上前来说：
“真对不起，让你们跑了半天。这位先生却喝醉了，醉在了朋友家……”她的眼晕罩着一抹深黛色，清亮的黑眼睛布着淡淡的血丝，我第一次发现，她的眼角旁已经叠出几条隐隐的纹路……
这天黄昏，夫妻俩驾着汽车又来中华楼吃晚饭。说我们为他们受了惊，非请我们吃饭不可。我们坐在桌旁，饮着，聊着。他们夫妻间仍旧相敬如宾，互相照拂。那感觉，那举止，和我第一次见他们时一样。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米歇尔和哈依--他们的家庭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我至今也说不清。可从他们，我却得到一点启示：东方人有东方的家庭生活方式，西方人有西方的家庭生活方式。孰优孰劣且不去评说，可要构成一个和谐完美的家庭，着实是不易的。同一国度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东西方两个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人们的结合！我深深祝祷着我们“嫁出去的姑娘”米歇尔的幸福！
R于洛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