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纪之交、百年纪之交这个时刻，我正在医院里陪母亲。自从父亲在八年前去世以后，母亲便像一只飘泊的孤鸿一样，在弟弟家住一阵子，在我这里住一阵子，再到我姐姐家住一阵子。今年年初，在我家的时候，母亲因心梗住院，一检查，已经是很严重的冠心病了。从那以后，这一年中，母亲又住过四次院。这一次是在我姐姐家。母亲正在家中好好地坐着，突然嘴唇打颤，舌头发硬，不会说话了。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以后，我们几个子女轮流陪她。我对母亲说，冬至就要到了，“冬至阳生春又来”，你一定要熬过冬至，病就回头了。母亲点点头。冬至过了，我又说，再差十来天，就是新的百年纪，千年纪了，你就成了一个活了两千岁，可以见到下一个新千年的阳光的人了，你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母亲又点点头。
死也许对生者和死者都是一种解脱。因为这种马拉松式的生命告别太痛苦了，太折磨人了。但是作为人子，从感情上来说，总希望自己的高堂能活得长寿一点，哪怕多吃一斗的五谷，多晒一天的太阳也好。
新的千年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阳光灿烂吗？有着病疴的人们会重新站起吗？到处都有着神迹出现吗？且让我们打开所有的门所有的窗子，请新千年进来。
现在有个词组叫“痛苦指数”。这个新词儿造得真好。比如我来说，现在大约就痛苦指数很高。
我们不敢奢望未来的阳光会有多么灿烂，沉疴会从每个人身上消去，比如说吧，我的母亲能轻盈地从病床上走下来，变成少女。我们不敢奢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有理由和有信心奢望，在下一个千年纪中，人类肯定要生活得幸福一些，和谐一些，也就是说痛苦指数会降到最低点。
回顾过去的岁月，仅就陕西而论，仅就本世纪而论，带给我们最痛苦的事情也许是三次大的旱灾。那一天编辑约我谈谈本世纪陕西影响最大的事情，我的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就是民国十八年大旱。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的那一场大旱，旱的中心在陕西和甘肃。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甘肃陇东地区人民十成中死了七成。陕西关中当时是什么样子，估计和陇东也差不多，人口一群一群地死亡，村庄一个一个地毁灭，八百里饿殍遍野。现在的泾旧、三原、高陵、临渔、渭南沿渭河一带的那些山东庄子，就是当时一个山东籍的县令，从家乡移民过来，填补秦地之空的。大旱最严重的地区也许在陕北。我看过陕北各县的县志，人们“易子而食”的记载不绝于耳。
第二次的大旱是1960年、961年的那一场大旱。先是秋涝，接着春旱、夏旱。那一次大旱，东边的河南死了几百万人，西边的甘肃死了150多万，陕西好像好一点，死的人少一点。那时候我正在乡下，和爷爷奶奶居住，我吃过现音土，吃过油渣，我睹过孤苦无告的人们是如何挣扎着活过来的。
第三次大旱是1999年到2000年的这…次大旱，媒体报导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大厗，言下之意是它超过民国十八年那一场大旱。这一次，我曾东去中原，西走甘肃，饿死人的现象没有了，一切都井然有序。这是人的胜利，是人类进步和物质丰富的结果人类能不能让自己少受一些痛苦呢？
俄罗斯文坛有一件着名掌故。高尔基和列夫托尔斯泰曾有过一次晤面。当文学青年高尔基向托尔斯泰叙述他的流浪汉生涯，叙述他在人世间遭受的各种痛苦时，高尔基说圣母啊，你是一只无底的杯子，承受着世人辛酸的眼泪。这时，文学泰斗托尔斯泰颜巍巍地站起来，趋上前去，摸着高尔基的头发说；“孩了，在经历了那一切以后，你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坏人！”
这话扯远了。
我们都是些有福的人，我们有幸经历这良年纪之交和千年纪之交的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美好，新千年的阳光会更灿烂。且让我们打开所有的门和所有的窗子，请新千年进来，包括进到我的母亲略带凄凉色彩的病房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