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这些移民中有一些是我的亲朋好友。我时时想念他们。我的漂亮的表妹眼下就在深圳。她大伯是十年前去深圳的。在西安，她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待到这男孩大学毕业，便一起去了深圳。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是老干部，她的兄弟妹妹也都是些有固定收人的人。大家都为她担心，提起她来，心里就隐隐作痛。好容易电话千呼万唤，将她召了回来。她在深圳、东莞辗转给外资企业打工，人瘦得成了一把骨头。她用全部的积蓄买了一张飞机票回家。回来就住在我的家里。人虽然回来了，可是心没有回来，那个月，总给深圳打电话就花去我800元电话费。我们给她介绍的对象，她也是淡淡漠漠。更要命的是那男孩竟然也从深圳赶到了我家。没办法，只得放她走吧。妹妹们做出个决定，让办了结婚手续再走，从此是死是活，就不去管她了。这样，在我家简单地吃了一桌饭，算是婚宴，然后表妹和那男孩走路。
这以后，只要接到深圳那地方的电话，全家人就心惊肉跳。一是担心深圳那花花世界，她会有不测，一是担心那男孩会半路上把她甩了。好在千恩万谢，那边虽然不时地有电话来，但电话里都是些叫人欣慰的消息。他们的工作较以前固定了一些，他们开始有一些积蓄，电话里也不时出现一些“准备买虏”这样的字眼。前一段，表妹怀孕，她在电话中说，有点积蓄，她敢要小孩了。然后，和那男的一起，回到烟台男的家中，生下一个男孩。孩子满月后，又带到深圳，她的公婆专门从烟台随来为她照看孩子。昨天晚上，表妹又来电话，说他们房子的预交款也已经交了，明年四月就能住上房子了。电话中，她还抗议说，为什么我一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就认为我一定有事，难道，我没事就不能打打电话，拉拉家常吗？
有一位青年艺术家是我的朋友。他瘦瘦的，留一头长艮的头发，脸上总带着一种古怪的表情。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将那种表情叫“上帝的弃儿”的表情。这男孩，原来在西安一家有名的妇女杂志当记者，写的一手好文字。有一天，他突然厌了自己的工作，只身去了深圳。在深圳，依然是干着他的本行。年年春节，他都会回西安来，并且一定到我家里来打几圈麻将。前年春节，他又回来了，他说他辞了深圳的工作，又回到了西安那家杂志。深圳那边的工资高，西安这边的工资低，这从他打麻将时的“出手”便可以感觉到。深圳那边的人事关系简单得多，西安这地方是懦家文化的盘根错节之地，人们的心眼特别多。这位青年艺术家在西安呆了一年，终于忍受不了这里的保守和闭塞，于是又去了深圳。他眼下在深圳的一家报社工作，时时有电话来。也许他脸上那流浪艺术家的表情，注定了他此生将长久地漂泊吧，我不知道。
我有一位朋友，原来是省党校的教研室主任。我认识他时，他是挂职，到陕北的一个县当县委副书记。从陕北，他没有再回原单位，而是径直去了深圳。他和前两位打工的不同，是正式工作调动。据说，他走时，单位曾准备提拔他为副校长，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
这是一个老实人，很善良，当然也很有工作能力。类似他这种性格的人，在深圳那地方能适应吗？因此在他走时，朋友们都很为他担心，记得我曾经劝过他。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了。他在深圳生活得很好。他的工作能力和忠实可靠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赞赏，担任了一个区的领导。他有了住房和汽车。他的家属在外资企业当了副总经理，他的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他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深圳人。
还有一些朋友在深圳。比如向我约这篇稿子的蔡绣父女士，就是在深圳一家报社供职。她是内蒙人，从内蒙到遥远的深圳，地理距离和人们的心理距离大约较之西安更为遥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也许高原的浪漫曲脚夫调已经唱完，面对滚滚而来的东南风，我们只有举起双手就范的份儿了吧。想起绣父女士，想起这个从内蒙古高原前往深圳打工的我的妹妹，我又想起这段话。
深圳已经成为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动物。两千年前，西安就是与古罗马并称的世界大都市，而二百年前，上海仅仅是黄海边一个倭寇出没的小小渔村，而二十年前，深圳仅仅是边境线上的一个口岸小镇，但是如今，上海和深圳，都已经远远地超过西安了。而在这深圳二十年的横空出世中，亦有我的亲朋好友们的一份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