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祈祷
弗雷德里克乘坐的驿车驶出华沙城没多远，就看见埃尔斯纳院长和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已恭候在路边多时了。埃尔斯纳习惯地把手一挥，学生们就高唱一首告别之歌，这是爱尔斯涅尔特地创作的：“即使你远在他乡……你的心也要和我们永聚一堂。”
弗雷德里克苍白的脸上勉强地露出微笑，还不如说是在哭泣。
这次出国远行，还能再回来吗？弗雷德里克早就有了这种危险的想法，他说不清，也不想再去思考。以后残酷的现实恰恰证实了他想回避的结局。
1830年11月初，20岁的弗雷德里克·肖邦终于踏上了一生中新的路程，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乡。
莫里斯·布朗曾列出了弗雷德里克出国之前创作的59部音乐作品，其中有5首是为钢琴和乐队合作写的作品（以后他仅仅写了一部类似的作品），还有小夜曲、练习曲和玛祖卡舞曲等。
他短暂一生的创作生涯也由此划分出一个明显的界线：
前者焕发着青春的光辉，陷于幻想之中，以亮丽的玫瑰色为主，“乐”成了创作基调。
后者则是在崇高、优雅的意境中充满着悲剧性的感情，标志着他的作品和演奏风格呈现出真正的忧郁之美，这足以使他完全有资格跻于欧洲乐坛大师的行列中。
人们习惯将贝多芬的自由、崇高之美，巴赫的平和、虔诚之美与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忧郁之美相提并论，这并非是一时冲动的匆忙判断。
不过对于这时刚刚离开华沙的弗雷德里克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今后在职业音乐家的道路上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在波兰与奥地利边界附近的卡利茨，弗雷德里克高兴地看见了挚友蒂图斯。这是他俩经过长时间的频繁通信商榷，蒂图斯才同意陪同弗雷德里克去维也纳。
途经沃洛克罗夫、德累斯顿、布拉格等地时，这两位年青人每到一地就忙于递交推荐信，聆听上演的歌剧，参观城市的美术馆等。
弗雷德里克接受了一次当地音乐会主办者的邀请，他原想让好朋友蒂图斯听听自己在华沙国家剧院大获成功之后的演奏，并请蒂图斯细心搜集一下听众的反应。
谁知听众反应平平，使弗雷德里克大为失望。乐队指挥想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走过来拍拍弗雷德里克的肩膀，说了一些恭维的话。
这出师不利的阴影并没有马上打消弗雷德里克继续旅行的念头，接连几个晚上精彩的歌剧演出，使这两个年轻人大饱眼福。
德累斯顿居住着许多波兰人，其中有的还是世袭贵族的显赫成员，与罗马、米兰皇室沾有亲戚关系。弗雷德里克的光临和演奏，使得这些波兰旧贵族成员兴奋不已，因为家乡的共同语言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表示愿意为弗雷德里克写推荐信。
在柯玛尔伯爵夫人的家里，弗雷德里克第一次遇见了伯爵夫人的女儿戴尔芬娜·波托茨卡。这时她已同丈夫关系疏远，以后成了与弗雷德里克保持关系最长的情人。
11月22日，风尘仆仆的驿车终于驶进了维也纳，弗雷德里克还清楚地记得一年多前征服这里听众的火爆场面。
但是这两位波兰年轻人马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一位知道弗雷德里克名字的银行老板好心地说，现在维也纳举办音乐会很不容易。
弗雷德里克不由得一愣，很不高兴地拉着蒂图斯出了银行大门，他俩的怀里揣着刚刚兑现支票的现钞。
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还能用于举办音乐会，这个难度颇大的要求迫使他俩四处奔波。
“您好，男爵夫人。”
他俩带有明显的波兰语口音，反而使得男爵夫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她听说过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对波兰人颇有好感。
不过楼上住着一位高贵的房客——英国海军上将，他即将搬走，时间还未确定。
弗雷德里克和蒂图斯已经相当满足了，男爵夫人所拥有的这套陈设高雅的房间正是他俩所希望的。
在等待这位海军上将“出海”之前，弗雷德里克还是每天下午到钢琴制造商格拉夫那里去练琴。
格拉夫也欢迎弗雷德里克这样的年轻钢琴家为他做“义务广告员”，并满口答应借给弗雷德里克一架新钢琴，搬到男爵夫人的出租房间里。
显然格拉夫还期望弗雷德里克再次使用他的钢琴，如同上次那样举办一次成功的音乐会，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原先大力支持弗雷德里克的剧场经理加伦贝尔格已被撤职，接替的是一位前芭蕾舞演员，他三言两语就打发走弗雷德里克，据说他连剧场的灰尘都想卖个好价钱。
维尔费尔躺在床上，甚至咳出了血，还在家里坚持教授学生，艰难度日。尽管他看见弗雷德里克的第一句话就是举办音乐会，还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弗雷德里克只好劝说他几句，这位曾热衷于帮忙的音乐学院教授哪能再出门张罗音乐会一事。
弗雷德里克与蒂图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敲开了出版商哈斯林格的家门。
哈斯林格还是那样热情，但好像忘了为客人端上咖啡，这与他哀叹生活难以维持的语气十分吻合。
弗雷德里克起初不明白主人为何不顾礼貌大谈此事，不过他也确实不好意思再提起变奏曲的稿酬一事。
哈斯林格心里暗暗高兴，他的抽屉里已经有其他人创作的乐曲，如果弗雷德里克愿意无偿提供新的乐曲，那么又可以拟定一个新的出版计划。
蒂图斯已经明白主人的意图，看看弗雷德里克还蒙在鼓里，尽说些安慰对方的话，他不由得着急了，以各种方式暗示弗雷德里克。
等到弗雷德里克明白过来时，哈斯林格已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并且故意把弗雷德里克最新创作的乐曲说得很平淡，似乎是他在为弗雷德里克忠诚地服务，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寄给父母的信中，弗雷德里克气愤地写道：“哈斯林格也许以为他表面上把我的作品看得很轻，我会当真接受他这种评价，而白白地把作品送给他？但是，白送的事已经结束了，现在，畜生，付钱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举办音乐会的事还没有着落，他俩整天东奔西跑，也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去的。
这时弗雷德里克意外地收到了父母寄来的第一封信，他高兴得大笑起来，中午饭也吃得格外香。
他急忙铺开信笺，详细地汇报了告别亲人一个多月来的情况，“……我们在主要街道科尔马克特大街租了三间房，虽然在四楼，但家具十分漂亮、讲究和雅致，每月房租也不高。”
第二天，他和蒂图斯就搬进了男爵夫人出租的三间住房，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兴奋地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
新居的舒适环境也容易使弗雷德里克多睡一会，等他醒来，蒂图斯已经不在了。他伸个懒腰，嘴里哼着某个乐曲的旋律，去漱洗和刮脸。突然一阵冷风撞开了房门，蒂图斯气喘吁吁冲进来。弗雷德里克的脸上涂着肥皂沫，手里拿着剃刀惊奇地看着他。
蒂图斯吃力地抬抬手里攥着的一张报纸，“华沙……革命！”
报上的电文消息显得很混乱，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大街上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掩饰不住脸上惊慌不安的神色。弗雷德里克与蒂图斯在大街上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打听到确切的消息，大都是恐怖的谣言，什么“华沙在燃烧”、“当官的脑袋被‘咔嚓’砍下来”、“无政府主义向邻国蔓延”……屋外灯光在一闪一亮，夜风吹着冰凉的雨点敲打着窗玻璃。弗雷德里克着凉了，不停地咳嗽，大鼻子也似乎红肿了。“……怎么办？”
弗雷德里克叹口气，往窗外看看。
“回去！”蒂图斯猛然叫起来，椅子“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
蒂图斯的庄园靠近边境，最容易受到抢掠，更重要的是他俩的一些朋友和同学都有可能参加了这次革命，回想起他们平时的言行，现在才恍然大悟。
但是第二天怎么努力也无法赶上长途马车，因为车票早就被一抢而空。
他俩提着行李只好回到住处，这时邮差送来一封特快信，上面是弗雷德里克所熟悉的字迹。
“不要回来，你不能回来！”
父亲的字写得很匆忙，有些字母都连在一起了，内容就是这样简单、重复，口气却十分强硬，又显得很恳切，几乎在哀求。
蒂图斯接过信看完后，沉默了一会，说：“你父亲想得更多，今后你会成功的。”
弗雷德里克明白对方的意思，看看自己一双细长的手，“不，我是波兰人。”
……
谈了整整一夜，弗雷德里克只好承认自己的一双手只适合用音乐来报答祖国。
他帮助蒂图斯重新整理好行李，送到驿车站，长途马车很快消失在冷风中，天上飘起了雪花。
弗雷德里克回到寓所，三个房间里显得空荡荡的，他的脚下发出孤寂单调的“咯吱”声音。
他重重地躺倒在床上，睁着眼睛，不知道该做什么。
根据维也纳会议公约的条款，奥地利也是瓜分波兰大片国土的受益者。这里的人对于波兰革命的诅咒和恶意时常可以遇到。
“天哪，不仅是她，还有姐妹们至少能去整理裹伤的绷带，做出一些贡献，而我……假如只要不给父亲造成负担的话，我就马上回来。我诅咒出国的那一刻……”
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信中反复责备自己，也为自己不能为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做一些具体事情而感到内疚。
信中“她”指的是康斯坦契娅，弗雷德里克时常在梦中看见亲人，怀念“意中人”。
他总是担心直接写信给她，会带来种种意外的麻烦，只好请好友马图申斯基转告他忠诚不渝的爱情：
“你让她安心，对她说，只要我还有一点力气……我至死……即使在我死后，我的骨头也将在她的脚下铺垫……如果不是担心万一信落入别人之手会毁了她的名誉，我早就写了，也不至于如此长期地苦恼了。因此，还是由你来当我的翻译要好些，你代替我说吧，我是会同意的。”
但是马图申斯基不久当了军医（以后侨居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在巴黎医学院任教），充当弗雷德里克的爱情使者一事也告吹了。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除夕之夜，弗雷德里克独自一人离开了朋友的家，缓慢地向圣·斯切潘教堂走去。
弗雷德里克站在教堂廊柱前的黑暗角落里，他来得早了，人们还在温暖的家里团聚。
蜡烛点亮了，人们的身影渐渐增多，无数的烛光像飘忽在黑暗里的灵魂。弗雷德里克在默默祈祷：为了亲人，为了朋友，为了祖国的灿烂明天。
2 别了，维也纳
为了节省开支，弗雷德里克让出了空荡荡的原先住处，搬到了四楼一套舒适的房间里。每天早晨他练琴一事并不正常，有时干脆睡懒觉。
“蒂图斯走后，各种各样的事情一起落到了我的头上。不计其数的午宴、晚会、音乐会、舞会使我厌倦。在这里我是这样的悲哀、郁闷、凄凉。”
弗雷德里克除了在信笺上能够直接倾泻感情之外，他不得不给自己戴上应付社交的假面具。他想举办音乐会的计划越来越难以实现。剧场经理对他无偿演出一事，有时还表现出一点兴趣，但一提到报酬，就显得很冷漠。
一位好心朋友提醒他说，维也纳已经不再是贝多芬、舒伯特的天下了，轻歌曼舞的旋律已控制了这里听众的音乐耳朵。弗雷德里克细心观察一下，果然是风气变了，“维也纳最时髦的一种娱乐形式，就是在豪华的餐厅里举行音乐会……奏华尔兹舞曲，听众们则在进餐。每一曲奏完都会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如果乐师们再接着表演一些轻松的歌剧选曲、歌曲和舞曲，听众就会欣喜如狂。”
如此低下的欣赏水平，与一年多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也在各个出版商面前遭到冷遇，因为出版商胆小多疑而生怕亏本。
尼古拉夫妇接到儿子的信，总是相信他在维也纳过得很愉快。但是弗雷德里克难以忍受这样单调重复的生活方式，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描述过一天的生活：
早晨有一个傻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仆人把我叫醒。他给我端来咖啡，早晨，我常常吃冷餐，我弹琴。将近9点钟来了德文教员，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弹琴。到12点钟，来了一位在法院工作的非常可爱的德国人列登·弗罗斯特，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和他一起去这座城市四周的斜坡上散步。然后，如果有人请我，我就去他那里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我们就一同去“波希米亚女厨师”饭店，当地的青年学生都在那里吃饭。饭后，在最漂亮的一家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我去访友。黄昏时分回家，梳理头发，穿上靴袜，就去参加晚会。一直到10点、11点，有时甚至12点钟才回家——弹琴、哭泣、读书、看看、笑笑、睡觉、熄灯。
他脸上仅存的一点红润也已褪去，长长的头发被烫成漂亮的卷发，两颊留起了鬓角。如果以前在华沙认识他的人，现在见到他这副模样准会大吃一惊。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音乐，如果剧场里上演歌剧和音乐会，他准会去聆听。他还结识了音乐界的许多名流。
对于24岁的捷克小提琴家斯拉维克的演奏技巧，弗雷德里克非常赞赏，“他能用琴弓断奏96个音符，简直难以置信，除了帕格尼尼以外，我还没有听到过类似的演奏。”
他俩成了好朋友，并在一起谱写《贝多芬主题变奏曲》。弗雷德里克听他拉小提琴的次数越多，越佩服他能抒发出内涵丰富的真挚感情，并预言他会超过帕格尼尼。不幸的是两年后，斯拉维克就去世了。
不过弗雷德里克对于维也纳其他的音乐同行，则非常挑剔。他一面称赞歌剧院女高音演员“歌喉是罕见的，音高一直唱得很准，音符和滑音既纯洁又柔和”，一面则批评她唱得没有感情，冷冰冰的。听她演唱，弗雷德里克甚至感到自己的鼻子都快要结冰了。
弗雷德里克一想到自己受到的冷遇，就对弹奏钢琴的同行能有机会公开演出而感到愤愤不平，称他们是“一群无一例外的平庸的琴师”。
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把波兰曲调改换成取宠于听众的可怜工具，这人就是小提琴家海尔兹。他玷污了波兰曲调，就是玷污了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神圣、美丽的家园。
1831年春天，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仍然不好。尽管他仍然在创作，并且大提琴家梅尔克鼓动他参加一次名流募捐的音乐会。
4月2日，《大众戏剧报》登载名流表演的名单上，在弗雷德里克·肖邦名字后特地添加了“钢琴家”的括号注明。也许这并不是主办者想推崇他，而是担心他的名声远不如其他名流表演者，在这里听众心目中他的名字还很陌生。
弗雷德里克对这里人的健忘症感到不可思议，他以不屑一置的高傲态度来蔑视主办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报刊和广告都已经宣布两天后我要举行音乐会，但好像永远也不会举行一样，它与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不爱听恭维的话，因为它们会使我更愚蠢——我真想去死，但我又是多么想见到双亲。”
思念、忧郁、焦急思想感情的最好宣泄方式，便是在他钢琴的黑白键上弹奏，在创作的乐曲中寻找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玛祖卡舞曲、圆舞曲、叙事曲和最后一部管弦乐曲《降E大调波洛奈兹》等的旋律，仍然在他心灵中不断地涌现。
创作中的浪漫意境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巨大反差，他也在反思，在观察，在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