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厌恶男女不平等、尊贱偏见的世俗观念。热烈向往大自然的清新、自由的空气。平民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意境，激起她愤世嫉俗的反抗意识。
她的男性化的外表装束正是内心叛逆精神的折射。由于她与男性过于亲热的频繁交往，引起了正统贵族阶层的种种责难，对她来说则是以这种浪漫自由的方式来抗争上流社会。
乔治·桑能与弗雷德里克相识，这与李斯特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她也住在李斯特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套公寓里。
当一大群客人光临弗雷德里克的住处时，乔治·桑也漫不经心地跟随在后面，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心理观察了弗雷德里克的客厅：
一架普雷耶尔三角钢琴搁置在醒目的角落里，简单的家具只是大沙发、椅子和茶几，四周零碎的小摆设则似乎成了客厅里的装饰音符。
宽大洁白的细薄窗幔还是让客厅里的光线变得暗淡，加之烛光闪耀在钢琴周围，给人一种朦胧的浪漫情调。
弗雷德里克想尽量使客人感到满意，但惟独避开了正在抽烟的乔治·桑，让一位作家前去陪她聊谈。
乔治·桑也喜欢音乐，她的丈夫却讨厌她弹的琴声。如果说李斯特的演奏已经使得她陶醉，那么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则像在施展魔法，激起了她心底升腾起异样的忧伤感情。
在以后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只要一出现在社交场合里，总是有乔治·桑的身影紧紧追随，她的衣饰装束也随时转换花样。
有一天晚上，弗雷德里克在自己的住处举行了小小音乐会。来客中李斯特的女友是典型的巴黎淑女打扮，显得典雅华贵。而乔治·桑一进门就让众人大吃一惊，她的紧衣胸衣外套着宽松的束腰长袍，裤子肥大下垂，几乎看不见鞋子。她不知从哪本书上学来的这一身土耳其民俗服饰。
弗雷德里克琴声响起了，乔治·桑微微合上眼，静心聆听。她不和其他人说话，也不管是否有人提出抗议，嘴里吸着烟，似乎要让烟味弥漫了整个客厅。
钢琴演奏结束了，众人喝着茶，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乔治·桑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依然不插话。
夜深了，乔治·桑也走了，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1836年12月13日）中也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今天有几位人物要到我这儿来，其中有桑夫人，而且李斯特要演奏，努力将歌唱……”
显然乔治·桑半男半女的模样根本比不上康斯坦契娅、戴尔芬娜、玛丽娅等美丽小姐，或者说她严重损伤了弗雷德里克的审美标准。
但是乔治·桑仍然不断地发出邀请，请弗雷德里克到诺昂去做客。她最后只好恳求李斯特及其女友，把弗雷德里克带来，并说：“我对他非常崇拜”，“我尊敬他”。
遗憾的是弗雷德里克总是推辞。其实他不停地咳嗽和乔治·桑的不停地吸烟也无法相容，他俩再次见面已是一年多后的事了。
朋友们都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健康担忧，居斯亭侯爵（戴尔芬娜丈夫的兄弟）恳求地说：“您必须让别人把你当成病人和孩子一样来照顾……你应该懂得，你在目前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注意身体。”
去温泉疗养胜地的建议反而使弗雷德里克感到心烦意乱，这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想起玛丽娅的“秘书”身影和那场“黄昏之梦”的悲剧，他不愿再去触碰敏感的心灵伤口。
这时朋友的忠告则成了喋喋不休的废话，休息和治疗也似乎是一种嘲讽和揶揄。他想躲开周围繁杂的一切，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1837年7月，巴黎沙龙的话题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内容，弗雷德里克宣布去英国伦敦度假，与他同行的是音乐出版商兼钢琴制造商加米尔·普雷耶尔。
早在4年前，尼古拉就赞同弗雷德里克去伦敦，并鼓励他说：“你的作品应该成为你想去的所有地方的先行者……你的作品将会在英国驰名。”
但是弗雷德里克这次去伦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举办音乐会，而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前往。
7月11日横渡英吉利海峡时，弗雷德里克毕竟是第一次坐海轮，感到很兴奋，但不久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尽管这时海上是风平浪静的。
在莱塞斯特广场附近的旅馆里出现了他俩的身影。以后他俩租了一辆四轮马车，像众多富有的游客到处观光游玩，先后去了伦敦城、海德公园等地。
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信中以揶揄的口气写道：“……这里的‘意大利式’的天空对我的鼻子产生了影响，到处都是灰蒙蒙的阴天，它根本不通气……美丽的风景，宽大的小便池，但没有个像样的地方小便。看看英国的女人、马匹、宫殿、马车、富裕的景象、华丽的建筑、宽阔的广场、树木……一切的一切，从肥皂到刮脸刀，都是千差万别，然而又那么一致，干净整洁，刷洗得那样细心，黑得就像一位绅士的屁股。”
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弗雷德里克拒绝出现在英国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因为他害怕热情的主人会坚持让他坐到钢琴前。
不过有一天晚上破例了，那是在英国钢琴制造商詹姆斯·布罗德伍德家里。晚饭后，普雷耶尔极力劝说弗雷德里克弹奏一曲。
在各位客人的眼里，这位瘦弱的外国人是“弗里茨先生”（这是弗雷德里克坚持要用的化名），身高1. 70米，茶褐色的头发，留着漂亮的鬓角，双眼深凹。
弗雷德里克刚弹了几个小节，客人们都不约而同转过身来，停止了谈话，会意地交换目光。
乐曲余声还在耳边萦绕，大家纷纷站起来鼓掌，主人脸上放着光彩走上前去，热情地与弗雷德里克握手。“弗里茨先生”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普雷耶尔装着无奈的样子朝弗雷德里克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7月底回到巴黎，弗雷德里克还是接受了居斯亭侯爵的建议，出去疗养了一段时间。
李斯特与女友早就应邀去了诺昂，女主人乔治·桑也没有再写信来邀请，弗雷德里克也觉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重新恢复了教课、创作和社交的愉快生活。
从巴赫乐曲创作里得到启发，弗雷德里克也想仿照巴赫的一组48首的前奏曲那样，创作一整套24首具有自己音乐个性的前奏曲。
前奏曲原为即兴风格的自由曲，是灵活多变的短小序奏性乐章。随着他的生活阅历大为丰富等因素出现，“新的主题就像一群蜜蜂似……袭来”。其实弗雷德里克在一两年前就已开始尝试前奏曲的创作，现在则形成了一个高潮。
显然他继续采用了巴赫那样每首单主题的作法，并各自成为单一乐章，用遍大小不同的24调，按纯五度关系排列而成，其构思与和声语言新颖，极富有独创性。
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些前奏曲，承认自己虽然没有巴赫那样的耐心，“写不出那么多首”，“不过即使这些前奏曲又短又小，我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写成的”。
在这时期里他还创作了第二首谐谑曲、即兴曲和一首以密茨凯维奇《我的心上人》诗句为词的歌曲等。
谐谑曲在弗雷德里克的大型乐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三四十年代里共写了4首谐谑曲。
其实弗雷德里克也只是套用谐谑曲的名称，其内容与结构形式已不同于以往的谐谑曲，不再具有在交响乐中被用来代替小步舞曲的诙谐和幽默的性质，纯粹是戏剧性作品。其结构庞大、富于展开性，能容纳更为深刻、复杂的内容，接近于他的叙事曲。
他的第二首谐谑曲虽然没有第一首D小调谐谑曲（1831年）那样具有剧烈的悲剧性冲突，但也具有鲜明的戏剧性，富于奔放的激情，旋律的展开宽广，充满着光辉、明朗的色彩。1838年2月，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杜伊勒利王宫里演奏了自己的几首作品，听众则是国王路易·菲力蒲和皇家成员。这对于一个客居巴黎的外国音乐家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更增加了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沙龙中的名声和地位。弗雷德里克过了28岁的生日之后，第一次违背了6年前的许诺——不举行公演，参加了在鲁昂市政厅举行的一次音乐会。
外界人士认为弗雷德里克是为了支持波兰同胞奥尔洛夫斯基，后者刚被任命为鲁昂管弦乐团指挥。
鲁昂距离巴黎有近百里之远，但一些有名的音乐评论家仍然不辞辛苦地赶来，聆听这位久久不愿露面的钢琴大师演奏。弗雷德里克也没有想到《E小调协奏曲》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也是3月25日《音乐报》上一位资深音乐评论家勒古维的惊呼，并破例地使用了“巨大、巨大”的词语。他认为，“肖邦只有在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伟大事业的感召下才能改变不愿举行公演的习惯。”
勒古维真诚地希望弗雷德里克不要离开舞台：
出来吧，肖邦，出来吧！让这一成功使你下定决心。不要再自私了，把你的伟大天才奉献给人类，接受你的才能赋予你的使命，结束造成音乐界分裂局面的争论吧。假如别人问谁是欧洲最伟大的钢琴家，是塔尔伯格，还是李斯特，你应该让我们这些听过你演奏的人能够回答：是肖邦！
人们热情地希望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成为欧洲乐坛上享有“伟大”殊荣的象征，但弗雷德里克不顾外界如何呼喊，还是又缩回了裹紧自己的“外套”里。
显然弗雷德里克给自己订下的戒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胆怯和自私，他害怕失败，害怕听众的评论，更害怕陷入于准备公开演奏前紧张不安的气氛里。
他喜欢少数知音朋友所营造的沙龙气氛，在这样宽松、和谐、舒适的环境里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平时女性般的羞涩这时也会化为王子般的翩翩风度。
如果听众苛求他的琴声音量太小，不如说是扼杀他的演奏个性；然而呼吁他重新登上舞台，也无疑是要他冒着风险与功成名就的地位做大胆的自我挑战。
现在他讨厌任何干扰，公众的欢呼、唿哨、掌声也已经听够了，只想静静地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生活的乐趣。
“出来吧，肖邦”的呼吁未能激起他本人的感情浪花，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这时他的创作又显示出蓝天般的宽广胸怀和大胆开拓的勇气。
对此，一位法国旅行家、作家阿·德·居斯蒂纳（1790—1857）曾对弗雷德里克说：“波兰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幸的，但它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星星，它会补偿他经受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