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两位苏格兰女人，弗雷德里克既离不开她俩，并称赞她俩“善良可爱”，但又觉得“烦死了”，因为被她俩宠爱得喘不过气来。在百般无奈时，他还会感叹说：“我真想写点什么，即使是为了使那些好心的女士、厄斯凯恩夫人及简·斯特林小姐感到愉快也好。”
简·斯特林不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整天愁眉不展，便竭力劝说他到爱丁堡去，那里有她的姐夫托尔菲肯勋爵的府邸。
弗雷德里克无法推却她的盛情邀请，但也并不感到伤心，不觉得快乐，“我麻木不仁，一天天混日子，坐等一切赶快结束。”
简·斯特林哪里知道弗雷德里克阴暗的心理，只是盘算着如何让姐夫托尔菲肯勋爵促成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婚事。
8月5日，经过12小时的旅途颠簸，弗雷德里克终于看到了暮色笼罩的考德尔公馆。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堡，坐落在爱丁堡以西12英里处。
客厅里已摆放着一架普雷耶尔钢琴，是简·斯特林事先派人运送来的。弗雷德里克住在楼上，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一个漂亮的花园，附近是一大片森林，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峦。
置身于这样良好的疗养环境，弗雷德里克并不满意，苏格兰高地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烦恼，他仍然感到身体日趋虚弱，“而且这里的气候一直使我感觉不好”。
78岁高龄的托尔菲肯勋爵热情邀请弗雷德里克参观古堡，那又长又暗的走廊上挂着勋爵祖先的画像，以及厚厚的古堡城墙都有着说不完的古老故事。
勋爵吃力地讲解着，弗雷德里克出于礼貌只好硬撑着虚弱的身子恭听着。讲解者很累，听者更累更苦。
简·斯特林姐妹俩觉得仅仅这样疗养太清静了，便邀请弗雷德里克一起去海边的一座城堡访问一位亲戚。
他们分乘两辆马车前往，马车行驶在峭壁边的山路上时，弗雷德里克与仆人丹尼尔乘坐的马车的一匹辕马突然受惊，挣脱缰绳，向前狂奔。幸好马车撞在一棵树上，在悬崖边上停住了。
机灵的丹尼尔跳下车，把惊吓得目瞪口呆的弗雷德里克从撞坏的车厢里救出来。这时车架已撞碎，压住了另一匹辕马，马车夫则被重重地甩出去，受了重伤。
弗雷德里克有几处轻伤，事后心有余悸地说：“……我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倒很平静，只是手脚摔断的念头使我十分恐惧。残疾倒不要紧，我真不想受那份罪。”
意外的车祸并没有阻止他想参加曼彻斯特的一场综合性音乐会，这是他在离开伦敦前就已答应的事，可以挣回商定的一笔丰厚报酬。
但是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在伦敦参加的两场半公开的音乐会时，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咯血，剧烈的咳嗽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这一回，他担心自己的琴声过于纤弱，会影响演出效果。音乐会组织者事先已考虑到这一点，特地在节目单上加印了听众须知事项：“恳请诸位会友诚意合作，于演出中保持肃静。”
8月28日晚上，曼彻斯特音乐厅里坐满了1200名观众。瘦弱的弗雷德里克已无法走上舞台，只好被抬到钢琴前，尽管他有那种精神力量产生的奇迹，但肉体的痛苦仍然使他的琴声无法传到后排。
前几排的观众不停地鼓掌，而后排的观众却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于是无法保持肃静，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抱怨声。
当地的报纸也在勉强赞扬了几句之后，便匆匆结束了简短的评语。即使崇拜弗雷德里克的哈莱也只好以廖廖数语作了记录，“肖邦来了，弹了琴，但没有知音。”
不久，弗雷德里克在简·斯特林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格拉斯哥，去参加有10位贵妇人赞助的一场音乐会。
简·斯特林为了这场音乐会则显示出了精明的交际手段，听众中有不少地位显赫的斯特林家族成员，显然是来为简·斯特林捧场的。
9月27日下午，弗雷德里克在商业厅举行的音乐会上露面了，但听众只坐满了三分之一的座位，昂贵的票价也吓走了不少人。
当地的报纸受到组织者显赫名单的影响，才写出了与此相称的评价和报道。
简·斯特林不愿再看到这种尴尬的冷落场面，在下一场爱丁堡的霍普顿大厅里举办的音乐会之前，她悄悄地买了100张票，分别送给亲朋好友和波兰居民。
这是弗雷德里克在苏格兰的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没有邀请其他音乐同行同台演出，舞台上只有他孤零零的身影和一架大钢琴。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特别是舞台下的波兰同胞，“他们的耳边每响起一首早已忘却的旋律，便带来无数往昔的回忆，使他们欣喜若狂，高声地欢呼起来。”
《爱丁堡晚间新闻报》的评论者敏感地抓住了这场音乐会中爆出的这种新闻，并对弗雷德里克的《摇篮曲》作了高度评价，“反复出现的小调旋律使人们脑海里浮现出一幅静谧、沉睡的夜景，引出的动机听起来像催眠曲，而美妙简朴的旋律及其朦胧的柔和感，又令人感到像一首摇篮曲。这确实是一首迷人的作品，构思和演奏都高雅而精致。”
简·斯特林为了弗雷德里克的英国之行，煞费心思地做出了种种安排，她的亲朋好友也以不同方式同意了她对弗雷德里克的爱慕之情，并且都以为弗雷德里克很快会提出求婚。
然而弗雷德里克却一直保持沉默，简·斯特林还以为他太累了，暂时不愿冒昧地提出。
在这不到3个月中，弗雷德里克已至少换了10个住处，从这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期间简·斯特林处于亢奋状态，而弗雷德里克则像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被绑架者，听任摆布。他甚至已写下了遗嘱，“如何处理我那些无用的东西的嘱托”。
但是关于弗雷德里克与简·斯特林的结婚传闻还是传开了，在巴黎的好友急忙写信来询问，弗雷德里克感到相当反感：
……我在信中曾经告诉你，我感到越来越虚弱、寂寞，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安身之地，怎么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我要结婚了呢？
即使我爱上了一位女子，而她也如我希望的那样爱着我，我也不会结婚的，因为我没有吃的，也没有安身之地。有钱的女子要找有钱的男子，即使要找穷丈夫，也不会要病得快死的人，而会要美貌的青年。
以往的“黄昏之梦”，求婚失败的阴影一直顽固地占据着他的心灵，他不愿再受到侮辱和嘲讽，况且他已是心灰意懒的等待死神降临的病人。
我的诚实的苏格兰女子……她们真是诚实，可是也真无聊！愿上帝保佑她们……别人也许以为我要结婚了；可是，这方面需要有生理上的吸引力，而这个未婚女子和我太相像了，怎么可以自己和自己接吻呢？
弗雷德里克的拒绝理由使收信人格日马瓦伯爵深信不疑，这封信（1848年10月30日，写于爱丁堡）倾露了弗雷德里克灰暗的心理——痛苦、怨恨、无奈、绝望的复杂感情时时包围着他。
……我根本不想有妻子，我只是想家，想念母亲和姐妹。愿上帝保佑她们无忧无虑！这期间我的艺术在哪里了？我把我的心血耗在哪里了？（涂抹字迹）祖国的歌是怎么唱的，我只能勉强记得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仿佛正在消失，我神志恍惚，没有力量，（涂抹字迹）……
我不想对您诉苦，因为您要求过我，所以我要对你说，和婚榻相比，我更接近于棺材了。
弗雷德里克的这番内心独白，简·斯特林也许未能听到，但“友谊就是友谊”——他的谢绝理由，还是通过其他人的传话告诉了简·斯特林。
这时恰巧伦敦来了一封信，邀请弗雷德里克去参中一场为流亡的波兰人募捐的义演。这为弗雷德里克提供了一个离开苏格兰的最好借口，他告别了众多的新朋友，返回了伦敦。11月初的伦敦气候，已经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受不了，他在皮卡迪利大街圣詹姆士广场4号的新住处成了病房。他的身体稍稍好些时，便勉强提笔写信给格日马瓦伯爵：
自从来到伦敦，我已经病了18天了。由于粘膜炎伴随头疼、气喘以及一切糟糕的症状，我压根儿就没有出过门。
大夫每天来看我……昨天他把我“装扮”了一番，以便使我能到那个为波兰人举行的音乐会及舞会（都十分出色）上去演奏，演奏完我就回家了。我整夜无法入睡，除了咳嗽和气喘外头疼得厉害……
弗雷德里克在信中提及的那场义演是伦敦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整个活动是一场假面舞会，舞会之前有文娱节目。与弗雷德里克同时自愿参加的还有16名歌唱家和两名指挥家。11月16日晚上，义演的伦敦市政厅里灯火辉煌，寒风不断吹进这高大的建筑物里。在嘈乱的大厅里，浑身浮肿的弗雷德里克的琴声根本无法引起人们欣赏的兴趣。沉浸在一片异样兴奋状态之中的波兰同胞只是一个劲地鼓掌，完全盖住了弗雷德里克的可怜琴声，但事后几乎没有人能回忆起这位天才音乐家弹的是什么乐曲。
谁也没有料到这是弗雷德里克——波兰人民的骄傲，欧洲乐坛史上的钢琴奇才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公演。
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他的琴声首先属于他的祖国和人民，他的最后一个音符消融在波兰同胞心里，即使没有激起美丽的感情漪涟，但是他也满足了，因为他已使出了最后的力量向远方的故乡和人民倾述了最后的心声。
弗雷德里克卧床不起的消息传出后，那热心的苏格兰姐妹俩也前来探望。在她俩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怨恨、复仇的痕迹，相反的是把更多的关心给予了弗雷德里克。
简·斯特林固执地请求弗雷德里克吃下精美的食物，并且俨然以女管家的身份限制各位来探望的时间。
厄斯凯恩夫人是个虔诚的新教徒，她按照心目中上帝的旨意，把《圣经》献给弗雷德里克，恳求他这个不做祷告的天主教徒准备迎接来世的欢乐。
弗雷德里克像一只被逼得无处逃跑的可怜小猫，但又不得不感谢这一对苏格兰姐妹，他私下无可奈何地抱怨说：“我的苏格兰女人是多么的无聊，愿上帝保佑她们吧！只要让她们粘上，你就休想脱身。”
惟一的出路便是返回巴黎，他迫切希望自己的身体尽快恢复一些，只要能坚持渡过英吉利海峡，就能马上离开这令人厌恶的伦敦，逃离这个充满药味的“病房”。
“在这里再多待上一天，我简真要发疯了，但我不会死。”
他写信给巴黎的朋友，请他们派人把“奥尔良方场”的公寓收拾一下，“……把床单和枕头给我弄得干净一些……让普雷耶尔星期四晚上给我送去一架随便什么样的钢琴，请关照给它加个罩子。请吩咐星期五买一束紫罗兰，好让它在客厅里散发香味，让我回到家里，在通过房间走向卧室的时候，在那儿我也许要长久地躺下去……”
如果说这是在重新布置房间，将重新生活，不如说是在为自己装饰一间舒适的“病房”，将在那里告别人间。
他绝望地喊道：“……我为什么要回去呢？老天爷为什么不一下要了我的命，而非要这样慢慢地让捉摸不定的热病来折磨我呢？”
3 幸福的源泉边
11月23日，在忠心耿耿的仆人丹尼尔和一位波兰同胞的陪同下，弗雷德里克启程返回巴黎。第二天下午，他已躺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紫罗兰的芬香使他又回想起过去的往事。
巴黎的朋友闻讯赶来，最好的医生也被请到他的床榻前。经历了7个月的伦敦之行，他终于得到了彻底的休息。
1849年的春天悄悄降临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他觉得这宽敞的房间里应该响起琴声和歌声，这毕竟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30日和4月11日，他在客厅里果然举行了两次音乐会。遗憾的是他已无法坐在心爱的钢琴前了，只好由他的学生弹了几首他的作品。
引起少数听客注意的是戴尔芬娜也露面了，她的甜美嗓音仍然是那么有魅力。
弗雷德里克浮肿的脸上已看不见当年的潇洒、风流的痕迹了，但他记忆中的青春旋律依然在时时响起，与戴尔芬娜的歌声融汇在一起。
尽管他与她现在的称呼近似于刻板的客套，往日的缠绵情感已消失了，但积淀下来的却是真挚和友谊，她与他的来往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使得双方欣慰。
窗外的春色那么迷人，强烈地吸引着弗雷德里克到户外走动。丹尼尔帮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像以往要出外赴宴一样，然后坐着马车在大街溜达一圈，或者偶尔上朋友那里。
音乐出版商施莱辛格也不计前嫌，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念头，请求弗雷德里克拍一张照片，于是那件从英国带回来的灰色大衣和他浮肿的脸就构成了永久的纪念——遗像。
梅耶贝尔的歌剧《先知》首场演出时，弗雷德里克竟然抱病去观看了。当他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病床上时，那歌剧演出的糟糕音乐仍然使他愤愤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