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艾尔玛·邓肯（自从依莎多拉收她做养女之后，她就自称艾尔玛·邓肯了）没有说错。当1921年7月21日，依莎多拉·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时，人们的一致看法是——
她疯了！
新闻界的反响虽然各执己见，但都对邓肯的出走感到匪夷所思。
《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员格兰特就发出了疑问：“依莎多拉·邓肯完全可以在俄国之外的欧洲任何地方，获得她所想获得的一切。她正当盛年，轻易抛开自己事业的顶峰而去苏俄执教，显然是一种女人的天真与幻想。”
《巴黎邮报》说：“依莎多拉·邓肯从一位艺术家演变成一名激进分子是合乎逻辑的，但贸贸然跑到那边去，除了她的神经出了毛病外，应该没有别的解释。”
慕尼黑一家小报的揣测则显得别有用心：“依莎多拉·邓肯出走苏俄的动机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她冒着自己被侮辱的危险，也许是因为她无法遏制自己艺术的滑坡吧。”
瑞士《苏黎士报》以其一贯的中立态度，言辞恳切：“无论怎么说，邓肯都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伟大的舞蹈家，这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动感，而不是动荡；带来了旋律，而不是硝烟；带来了节奏，而不是混乱。但欧洲却留不住她！邓肯的离开给欧洲敲响了警钟——高傲的巴黎人、伦敦人，你们自以为优秀的审美感觉哪里去了？”
邓肯这一回领教了舆论的导向作用。临行前，艾尔玛好不容易劝服了她的两位好友、也是邓肯学生的特里萨和莉萨一同前往，以壮行色。不料，她们在即将启航的一刹那突然反悔。邓肯冷静地放她们回去了，这不是去旅行，更不是去做客。她又想起了那位柴可夫斯基小姐。
几天前，一些朋友为她设宴饯行。宴会间，闯进来一批俄国侨民，其中就有这位柴可夫斯基小姐，俏丽的容貌掩饰不住憔悴和失落。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她径直走到依莎多拉·邓肯的面前，先是俯下身，而后干脆跪倒在沙发旁，恳求她放弃去俄国的打算。邓肯听到的是声泪俱下的控诉：
“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那些布尔什维克人正在宰杀儿童，把他们的肢体挂在肉铺上出售。”
其他人随声附和，一片神鸦社鼓。
邓肯顿时变得脸色煞白，她的表情让人看不出，她是信了，还是不信。但是，她严肃地回答了柴可夫斯基小姐：
“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更必须去那里。”
“你会后悔的，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又冷又饿的时候。”发话者阴郁傲慢，原来是前俄国驻法大使、大腹便便的马克拉科夫先生。
“我们会用舞蹈把饥饿和寒冷忘得一干二净。”
邓肯耸了耸肩，她脸上一瞬间开放出来的璀璨笑容，艳丽无比。相形之下，矮壮的马克拉科夫先生像一只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甲壳虫。
2
7月19日，邓肯一行抵达雷瓦尔，依莎多拉·邓肯，艾尔玛·邓肯，还有一位自愿跟着邓肯做佣人的法国姑娘让娜。
午夜，她们转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二等车厢中，她们3人，再加一位腼腆的小伙子。他不认识邓肯，邓肯也不认识他。
慢慢熟络起来，才知道年轻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机要员。当邓肯说她是邓肯时，他还是毫无反应。邓肯问他喜不喜欢舞蹈。小伙子搓着手不好意思地说：
“很抱歉，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一直在战场上，我根本没有去过剧院。”
“革命成功以后，也不去吗？”
“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忙于建设，哪有那样的闲心？”
“你的观念是错误的。舞蹈和建设是不矛盾的，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艺术。舞蹈能使人上进，激发人们的热情。”
“哦，哦，我真的惭愧，我不懂。”
“那没关系，你那一行，你的党和你的国家，我都还不懂。我们都需要给对方时间，是吗？”
小伙子真诚地笑了。
“许多人说你们是刽子手，你怎么看？”
“不错。当敌人侵犯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冲入敌阵的时候，我们子弹和利刃很少虚发。”
“你还挺幽默的，我想不到。”
“幽默？邓肯女士……”
“请叫我邓肯同志。”
“邓肯同志，你知道这个幽默的代价吗？它是用十几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火车到达苏联国界。
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共和国殷红的旗帜下，宛如一尊壮丽的雕塑，向全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漠视的尊严。邓肯舞蹈长期以来正是追求这一境界，难怪，她激动得就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舞蹈起来。
7月24日凌晨4点。莫斯科到了。
走下火车。站台上没有鲜花，没有笑语，只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匆匆闪过。克拉辛那句“全苏联人民都会张开手臂来迎接”的承诺，一下变得渺茫了。幸而外交部一位职员开了一辆敞篷车来接这位年轻机要员，邓肯三人才算是搭上了便车。
共和国的开头显然是太艰难了，连邓肯这样一位“贵宾”的接待工作竟然做得如此糟糕，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卢那察尔斯基的解释是：
“我们等了她3天，可她突然在晚上到达。”
这个解释是很别扭的，因为晚点的是火车，不是邓肯。真实原因是，一贯忠于职守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那天恰巧去乡下度假了。可见，他的内心里并不相信邓肯真的会抛弃欧洲繁华舒适的大都市生活，来到新生的、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苏联。邓肯到达的消息一传到这位人民教育委员耳中，他就感到十分内疚，他立即安排邓肯三人住进格尔采尔公寓。
第一个来拜访的客人当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正在谋求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邓肯劝他放弃这种努力，她一贯对歌剧不感兴趣，认为“音乐剧是胡闹”，说、唱、跳三者是不能混合的……两人很友好地争论起来，他们的手始终握在一起，没有分开过。
三天后，邓肯收到了一封请柬，苏联政府将为她设宴洗尘。邓肯兴致盎然，她身着鲜艳的红色上装，系红色发带，穿红色便鞋，出现在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
“我是红色的！”
她直率地对某些与会者提出了批评：“我本来以为今天在这里能看到新的衣饰装束，可是，你们打扮得跟出席外事谈判的外交家一样，只差燕尾服和大礼帽了。你们能把沙皇从王宫里扔出去，为什么还要保持他宫院的陈规陋习？把这些低矮宽大的细眼安乐椅和弱不禁风的包金椅子丢到窗外去吧！”
邓肯觉得她所看到的一切，与她理想中的差之甚远。她的心里有些黯然。但卢那察尔斯基的致词还是让她多云转晴起来：
“邓肯被誉为‘动作的皇后’，但在她的全部动作中，她所采取的最近一个行动——不畏长途跋涉，不管担惊受怕，来到了苏维埃的红色俄国，这是最美丽、最高尚的行动，理应受到人们的高度赞美。”
欧洲舆论界对邓肯在苏联的活动大肆渲染。他们阴阳怪气地称呼她为“共产党员邓肯”“红色邓肯”；他们恶意诋毁说：“一个人老珠黄的芭蕾舞女演员，廉价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艾尔玛和让娜气得哇哇直叫。邓肯笑着说：
“不要气，你越气他们越高兴。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低级趣味，他们是无可救药的。”
3
一天，邓肯带着艾尔玛和卢那察尔斯基为她配备的秘书伊利奇·什尼切尔，一道去莫斯科河边散步。在麻雀山下的一片绿荫里，一个身穿军大衣、戴着将军领章的中等个子迎面走来。
他瘦削的面庞，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一种名叫“坚强”的气息；而笔挺的亚麻色的胡须充满了成熟男性和成功革命者的魅力。
什尼切尔介绍道：波德沃依斯基，“十月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主席，攻占冬宫的指挥者，现任体育教育人民委员，正带领一支运动员队伍从事体育场的建造。
邓肯一听，连忙伸出手去：
“我向您表示敬意。自从基督教以来，布尔什维克从事的乃是拯救人类的最伟大的事业。”
“谢谢你对我们事业的支持。邓肯同志，我早听说过你了，欢迎你，欢迎你。”
“我来这里想办一所学校，您能帮助我吗？”
“责无旁贷。不过，我担心你的学校会削弱孩子们刚强的性格。”
“也许您只看过俄国的芭蕾舞，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我将教给他们伟大的、富于英雄气概的动作，不仅女孩子会舞蹈，男孩子也会像索福克勒斯那样在百万大军面前潇洒起舞，为他们开创新的业绩鼓舞斗志。”
“你该不会让我的孩子们全都变成舞蹈家吧？”
“过早确定一个孩子未来的职业是不对头的，因为他们还不可能进行选择。舞蹈的目的并不是培养舞蹈家，而是解放孩子们的身体和性灵，使他们的身心朝气蓬勃、美丽大方、和谐一致，这将是他们一切事业的基础。”
“那我就放心啦。”
波德沃依斯基带着邓肯几位爬过山埂，指着绿色斜坡顶端的那幢楼房说：
“那儿，将是你们的学校。”
忽然，一群年幼的孩子从树林里跑了过来，他们的赤脚正好向一撮碎玻璃奔去。邓肯举起手想把他们叫住，却被波德沃依斯基阻止：
“未来的革命战士必须学会勇敢，不怕任何险恶与困苦。”
下山了。波德沃依斯基拉着邓肯的手说：
“请跟我来。”
他引导着走上了一条小路，越往前走，越来越陡。邓肯感到整个人都在向下俯冲，双脚滑倒了几次，树枝也划破了她的衣服。她有点害怕了，但她没有说。她调动着自己身上的能量来和这条小路作斗争。
到了河边，邓肯已是筋疲力尽，困顿不堪。波德沃依斯基却是一脸微笑，他的声音仿佛是在发布神谕，凝练，大气，平和：
“亲爱的依莎多拉，我带你走这条崎岖不平、险峻陡峭的小路下山，这是一种象征。我想使你了解，如果你愿意留在苏俄，那你必须准备走这样一条狭窄、险峻的小路。这里，富丽堂皇的大剧院和管弦乐队是不真实的，豪华列车和奢侈旅馆是不真实的，甚至连热情洋溢的观众和热烈的掌声都是不真实的。如果你想有所作为，那么到群众中去，冬天在小谷仓中，夏天在原野上舞蹈，使人民懂得你的舞蹈语言，使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才干。还有，即使做了这些，也不要企望接受别人的感谢。”
邓肯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学校的组织工作。在政府的关怀下，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巴拉绍娃别墅。但是，1000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依然只是空想。从目前的设备来看，只能办一所容纳4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学生年龄在4—10岁之间，特别强调优先录取工人子弟。
波德沃依斯基的魄力与气势给邓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这样的人物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她饶有兴趣地重操儿时的旧业，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一家很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文章迅速登了出来，令邓肯喜出望外的是，她得到了一张支付稿酬的支票。这可是她第一次靠写作赚钱呵！这张支票她保存了很久，直到食物越来越紧张时，她无奈地将它换成钱币，给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邓肯如是描写她满怀敬意的这位人物：
作为一个人，波德沃依斯基同志站在这座巨大的、倾圮的宫殿的高高的阳台上，鲜艳的红旗在他头顶的蓝天里自由地迎风招展。他怀着无限的爱，以洞察一切的目光俯视和检阅他的军队，他们不是凡人的肉眼所能见到，只能出现在天神的梦境里。看他带着这种对新世界充满伟大梦想的目光站在那里，我转过身去对同伴们说：“这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是共产党人的精英，波德沃依斯基同志，他是像上帝一样的人。”
4
莫斯科画家格奥尔基·雅库洛夫的工作室里，正在举行文艺界朋友的聚会。雅库洛夫是26名巴库委员纪念碑的设计者，一位光芒四射的俄罗斯诗界新星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二十六人叙事诗》献给他，这位年轻诗人就是我们下面即将提到的谢尔盖·叶赛宁。
雅库洛夫还是卓有成就的戏剧艺术家，常常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主角。这次聚会，他特别邀请了初来乍到的依莎多拉·邓肯。
邓肯独自坐在靠里边墙角的沙发上，双手撑额，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湛蓝的眸子里，深含几许苍凉的意味。
忽然，一个小伙子破门而入，直闯进来，一边高喊着：
“邓肯是谁？邓肯在哪？我要见邓肯！”
邓肯猛地抬头，四只眼睛就胶着在一块了，再也不能分开。
“你是谁？”邓肯轻声问道。
“谢尔盖·叶赛宁。”
叶赛宁痴痴地望着邓肯，望着邓肯那双痴痴的眼睛。他不自觉地跪伏在沙发旁。
“我的小冒失鬼。”邓肯纤细的五指插进了叶赛宁蓬松的金发里，“我的小天使，我的……”
凌晨四点，叶赛宁与邓肯双双出门，坐上了同一辆马车。
在巴尔绍娃别墅，依莎多拉·邓肯倾听着叶赛宁朗诵自己的诗歌。她似懂非懂地恍惚置身于一种音乐的氛围里，叶赛宁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发了她舞蹈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