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叶赛宁半夜从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又要把表还给邓肯。邓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这一回没有奏效。发疯的叶赛宁狠狠地将金表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
邓肯许久还没有缓过神来，她愣愣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扭曲的表壳和散落一地的无声无息的零件，悲伤的洪峰冲决了灵府的闸门。
她慢慢弯下身去，从碎片中捡起自己含着微笑的相片，轻轻地抚摸着，然后又端端正正地贴在护照上，一边喃喃自语：
“不，他是爱我的。”
4
1913年2月，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彼得堡市某剧团邀请邓肯前往演出。在尼吉拉耶夫斯基车站，邓肯、秘书什尼切尔、佣人让娜正耐心地等候着待发车次，叶赛宁赶来送行。
由于火车没准儿什么时候开，让娜在打盹，看书是什尼切尔的习惯，候车室昏暗的灯光他也不管。邓肯则在笔记本上兴致勃勃地划着纵横交错的线条，竭力向叶赛宁说明古希腊剧院中合唱队的作用。她在半圆形歌舞场的中心重重地写上“诗人”两个字，对叶赛宁说：
“你也去吧，我们在一起演出吧。你一个人充当古希腊合唱队，诗人的节奏和舞蹈将造成一个美好和谐的场景，观众会如痴如狂的。”
叶赛宁高兴极了，连连点头。
邓肯顺手在笔记本上画起叶赛宁和自己的肖像来，那是一个快乐、温馨、进取的两人世界——邓肯早已渴望的。
“画得真好，你还有这一手！”叶赛宁赞道。
“这是因为心的流露，手是服从心的命令。”
邓肯一行下榻在列宁格勒的伊杜列斯特大街安格里杰尔旅馆。
房间冷得像冰窖，叶赛宁一天要摸好几次安装在屋角的暖气管，每一次那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他缠着旅馆经理，硬是给换了一间房。走出5号房的时候，叶赛宁回头望了一眼。冥冥之中可能有一种默契，四年后，绝望的叶赛宁又住进了这间房，那是他一生的最后时刻，和此刻生动活泼的叶赛宁迥然两样。
邓肯想了一个好办法给房间加温，她上街买了一个电炉，整天燃着，效果颇佳。有一天，来了几个美国客人，他们脱下皮大衣，谈得兴起，直到一股异味刺鼻，才发觉某客人崭新的毛皮大衣不小心掉在电炉上，已经烧了一个大窟窿。邓肯风趣地说：
“比利时那位叫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诗人真是说得对，物质是有灵魂的。你瞧，这个共产主义的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提出了抗议。”
叶赛宁扭着邓肯的胳膊说：
“你要是写诗，保准比我强，你真应该是个诗人。”
邓肯俏皮地回答：
“看你那活蹦乱跳的样子，你应该是个舞蹈家，我们换了一个位置，这就叫天生一对。”
邓肯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第一场免费演出，火爆异常，观众主要是来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兵和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先锋战士。邓肯要秘书什尼切尔在演出前向观众讲述她的办学宗旨、她对欧洲的失望和对苏俄的向往以及她在这儿工作的美好前景。什尼切尔担忧地说：
“那得花半个多钟头哩。他们是来看你表演的，不是来听我啰嗦的。”
“这不是啰嗦。他们有权力知道更多的情况。我在沙皇统治的年代曾多次来这座城市，那时他们不能跨进剧院一步。穷人看戏，听音乐，欣赏舞蹈，都只是白日做梦。沙皇政府面对未来惊恐万状，因而仇视有着美好未来的劳动群众，残酷地将他们枪杀在大街上！我来俄国正是为了这些观众，我不要钱，倘若世界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跨着优美的舞步前进，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他们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邓肯刚结束第一个节目，突然停电，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纷纷擦燃火柴杆，也无法把偌大的剧场照亮。这时，什尼切尔不知从哪弄来了一盏点着蜡烛的马灯，邓肯接过去，高高举过头顶，昂首挺胸，英姿勃发，红色的披风分外耀眼。她镇静地说：
“同志们，我请大家唱几支俄罗斯民歌，好不好？”
话音甫落，大厅里的观众顿时活跃起来，没有乐队，没有指挥，他们在互相看不见的漆黑里整齐有力、悠扬悦耳地唱着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歌。
在沉重的奴役折磨下，
你长眠了，但死得光荣。
在为人民事业的斗争中，
你无私地奉献了一生。
……
亲人啊，你们知道，
在我们的累累白骨之上，
将站起一个坚强的复仇者，
他比我们更加无畏、英勇。
……
革命歌曲都唱遍了，一直坚持到深夜一点钟，邓肯的手臂始终没有放下。她非凡的意志激励着工人士兵们引吭高歌。事后，她仍然兴奋地说：
“那时，我好怕挺不住了。如果我因累而垂下手臂，歌唱就有可能中断。歌声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会有多么遗憾呵。世界上任何最有名的合唱团都不能和那个晚上观众的放声歌唱相比！”
5
学校逐渐步入了正轨，邓肯的精力主要花在教学和演出上，其余事务归艾尔玛照管；什尼切尔跑腿，是邓肯与政府的联系人。
一天晚上，邓肯闲来无事，和什尼切尔玩起了“灵盘”的游戏。所谓灵盘，是一种占卜工具，在写有字母及其他符号的塑料板上，悬着一块心形木板，木板支持在两个小轮和一支垂直的铅笔上面，以指轻触，铅笔则自动写字。
邓肯的指尖轻轻地触动了指示笔。
“那是什么意思？”
“DO RA，”什尼切尔答道：“你名字的一部分。”
邓肯的脸色陡然变得惨白，她对什尼切尔说：
“这是我母亲的名字。前几天姐姐来信说，她病得厉害……”话未说完，邓肯已经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猜的没错。
早晨，一封从巴黎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邓肯的房间。邓肯关上房门，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打开电报：
母亲4月12日逝世。
多拉·格雷·邓肯病逝在巴黎儿子的寓所中。临终前，她一直念叨着“依莎多拉”，这是最让她牵挂的女儿。
从列宁格勒回来后，叶赛宁有了很大的变化。酒喝得少了，诗写得多了，待人温文尔雅，又是那个逗人喜爱的叶赛宁了。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胃、肝、脾都有毛病，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有气无力。
邓肯恳切地劝他：
“跟我去一趟欧美吧，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我认识许多专家，你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不想出国，我说不出一句英语，多难耐呵。”
“有我哩，我是你的保护神。”
“我真的会不习惯。”
“谢尔盖，你是天才诗人，你只写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我觉得这还不够。到外面去走走吧，世界很大，开阔眼界总不是一件坏事。”
叶赛宁走过来，偎依在依莎多拉·邓肯的怀里：
“我听你的。”
邓肯修长的手指插进那金色的发丛中，她微笑的面庞放射着慈爱的光辉，笼罩了显得稚嫩的叶赛宁。
为了真正地对叶赛宁起到保护作用，邓肯决定通过苏联的法律手续巩固他俩的爱情关系——结婚。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邓肯一贯是坚定的“反结婚主义者”，竟然要和比她小一大截、禀赋着俄国农民特质的诗人叶赛宁结婚，欧洲人像听天方夜谭。
邓肯马上给美国的著名经纪人尤罗克拍去了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她毫不犹豫地将叶赛宁称为自己的“丈夫”。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邓肯备受感染，她在日记中写道：
五月一日的莫斯科，场面极其壮观。一条条大街就像一片片鲜红的玫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戴着红色头巾，举着红旗，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地走过。所有这些人都已靠黑面包和灰米饭生活了四年，但我认为，这个五月一日带给他们的快乐，超过了沙皇统治下的每一个食物富足的年头。那是一幅雄伟壮观的景象，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充满自信的人们唱着：“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观看着，倾听着，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这首歌能在整个地球上广播。
第二天，依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并肩走进了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在结婚证书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姓——“邓肯—叶赛宁”。当他们出来到了大街上时，叶赛宁跳起来欢呼道：
“哎——，现在我是邓肯啦！”
邓肯也同样喊着：“我是叶赛宁啦！”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他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功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
“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这是叶赛宁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登机前，他们坐在草坪上说笑。邓肯忽然向什尼切尔要了纸笔，迅速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语：
“如果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邓肯。”
“这是遗书。”她递给什尼切尔。
什尼切尔说：“你忘了你们是一起坐飞机呀，你没了，他还会有吗？”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又拿过去，补了一句：
“如果我的丈夫也不幸遇难，继承人就是我的弟弟奥古斯丁。——邓肯。”
飞机起飞后，叶赛宁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上面写着一首字迹潦草的诗，是马连果夫托人捎来的送别诗：
我害怕，一切事情都会发生！
人们往往拿好友去换女人。
也许你回来时，
在你睫毛下面的眼窝里，
两盏蓝色油灯，
不再闪闪发亮，
不再燃烧激情的火光。啊，这些头！
啊，乌黑头发、金黄头发的头……
叶赛宁将诗攥成一团，塞回衣袋，蓝色眼睛里闪烁不定的灵光，仿佛黑夜里风中摇摆的油灯，黯然、迫促而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