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本来都是独立成篇的，并且已经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这次汇集成册，我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修改和补充，并且增写了《引言》和《结语》。
研究李渔，对我来说是具有某些偶然性的。那起因，同我的老师蔡仪同志有些关系。
使绝大多数人都瑟缩过的那十年寒冬过去之后，蔡仪同志也同许多老专家一样，似乎变得年青了。虽然他不喜言谈仍如从前；但他脸上的表情语言，却是比从前丰富得多了，活跃得多了，有生气得多了。他的精神状态同从前大不一样，那发自心底的欣喜之情，那曾经被压抑的内在的力量，那蕴藏着的生命的活力，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这是一位勤奋的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位亲切的忠厚的长者。我去他家的次数并不多；每次去，他话语很少，而朴素、诚挚之情却扑怀而来。他的一些鼓励性的言词，听起来是平淡的和温和的，而一旦进入你的思想之中，那效果是浓烈的和炽热的。特别是看到他工作的情况，更会使年青同志感奋起来，觉得非像他那样努力和认真才行。前年，他倡议办一个美学理论刊物，起名叫《美学论丛》，每年两期，而稿子，主要由室内同志供给。编辑刊物的繁杂、沉重的工作，落在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上了。只有一个年轻一些的同志作他的助手。他自己既是主编，又是包揽各种具体工作的一般编辑；既要制定每期组稿计划，并亲自组稿，又要自己写稿；稿子来了以后，他请有关同志看稿，并召集有关同志对稿子进行讨论，最后，每一篇都由他自己仔细审定……。
有一次，在讨论《美学论丛》计划的时候，蔡仪同志建议有一辑要以戏剧美学理论为中心，我贸然承担了写作李渔戏剧美学的文章。本来，我对中国古典美学学得很差，对戏剧又是外行，写这样的文章困难是很大的。但是，一来我过去曾读过李渔的《曲话》，还有些兴趣；二来是蔡仪同志的工作精神感动着我，鼓舞着我，使我有勇气去克服困难，以表示我对《美学论丛》的支持，对蔡仪同志忘我的劳动态度的敬佩。
这样，从去年（1979）夏天起，我就常常钻进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去翻阅、摘录所能找到的李渔的着作，翻阅中国古典戏剧论着和一些外国的戏剧论着，以及其他有关书籍、文章；有些东西，我几乎是从头学起。半年之后，我写出了《李渔论戏剧结构》和《李渔论戏剧语言》两篇，写得相当苦，相当吃力。送给蔡仪同志，他看后对每一段都提了具体意见，有的写在稿纸上，有的写在纸条上而后又贴在稿纸上，最后，还用了三张纸写了总的意见，从文章的整个结构到一些具体问题，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他的看法，简直像一个母亲教孩子学步那样。而过了两天，蔡仪同志又托人带了一封短信给我，说是还有点想法忘了谈，即认为：本来我的文章写得还生动，而这一次，却显得拘谨些，各部分的写法也显得雷同，希望我不必缩手缩脚，要放开来写。那温和的批评，热情的鼓励，使我很激动。本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而写出的文章却是很不理想，使我对自己能否写好李渔戏剧美学的文章，信心有些动摇；而蔡仪同志的鼓励，又使我恢复了信心。我又回过头去阅读和研究李渔的着作，重新考虑文章的结构，另起炉灶写了第二稿。《李渔论戏剧结构》和《李渔论戏剧语言》完成之后，意犹未尽，于是又写了《李渔论戏剧导演》、《李渔论戏剧真实》和《李渔论戏剧的审美特性》等三篇。以后的几篇虽写得顺手些，但有时也要反复几次，而且也常为某个棘手的问题睡不着觉。
我之所以回顾写这本书的经过，一是想说明它与蔡仪同志的耐心、细致的指导、帮助和鼓励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想说明以我很低的水平和微薄的能力，即使有老师的指导，这本书也难免很粗浅和有很多不足之处。我期待着读者和专家的批评。
通过最近一年对李渔戏剧美学的粗浅研究，我也有点感想和体会。总地说，我国学术界对李渔的戏剧美学研究得较少，而且也缺少系统性。--据我所知，截至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李渔戏剧美学的学术着作。这与李渔在中国古典戏剧美学史上的地位，与李渔的理论贡献，是不相称的。我想在这方面作点探索工作。我主观上力求从不同侧面，尽量系统、完整、详细地把李渔戏剧美学的主要成就作一些介绍和评论。
李渔戏剧美学是我国丰富的古典美学的一部分，尽管是很小的一部分，却是同样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重视这分理论遗产，研究它，批判地继承它，以发展我们今天的美学。如果我对李渔戏剧美学的粗浅研究，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能够引出更多的系统的深刻的专门研究着作，那将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情。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哲学研究所叶秀山同志、文化部戏曲研究所沈达人同志、《文学评论》编辑部侯敏泽、王行之同志以及我所在的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们的热情帮助；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几位编辑同志，更是为本书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对这些同志的帮助和友情，说几句客套的“感谢”的话，是太轻微了；我将长久地埋在心底，时时记起。
1980年7月15日
（二）
近十八年来，我断断续续考察了李渔美学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并且壮着胆子把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粗浅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以求得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教，以创造学术研究（特别是李渔研究）中相互切磋琢磨的机会和条件。我因此而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李渔研究的专家，有对李渔感兴趣的读者，也有研究李渔的外国友人。我收获了友谊。我特别珍视这种学术活动、学术交流中自然产生的友谊。它在现在人与人之间某些不大干净的精神空间映衬下，显得特别清纯、特别宝贵。我认为获得这种友谊乃人生一大快事，一大幸事。
李渔美学思想的主干和最高成就是他的戏剧美学。对此，李渔去世之后直到现在三百多年间，人们关注最多，论述最勤，成果也最为显着。我之研究李渔美学思想，也自戏剧美学始。从1979年起，我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一些有关李渔戏剧美学的论文，并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李渔的戏剧美学》一书。此后，虽有时也偶尔写点有关李渔的文章，但主要精力花在文艺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集体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文学原理》的写作上。直到1988年至1989年我负责撰写的《文学原理--创作论》完稿并出版之后，才重又回眸李渔。这次我着重考察的是李渔的园林美学，这是李渔美学思想中除戏剧美学之外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虽然学术界对李渔的园林美学思想关注不够、研究不多，但毕竟有所开垦，特别是一些着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如童雟、阚铎、陈植、陈从周等教授、学者，对李渔的园林理论都曾多所论及，推崇备至。我尽量借鉴和吸收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掘，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夏天写成了一篇四万字的论文《李渔的园林美学》。这是一个很冷辟的学术课题和几乎不能得到任何“经济效益”的文章，它压在我的抽屉里寂寞地度过了三四年时光之后，才于1994年和1995年被分割为几篇文章由《审美文化丛刊》、《中国文化研究》和《东方丛刊》分别予以发表。
写完了《李渔的园林美学》之后，李渔美学思想中历来不被重视但却十分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这就是李渔关于人自身的容貌、形体、仪态、风度等等的美丑雅俗，以及修容妆扮、首饰佩戴、衣帽穿着等美学规律的论述。我给它定了一个名字，叫做“李渔的仪容美学”。我要以此为题目做一篇大文章。但是，当我把题目写在稿纸上，面对着它，却觉得有一个理论前提尚有待解决：究竟什么是“仪容美学”？它能否成立？必须预先论述清楚。假如“仪容美学”不能成立，何谈“李渔的仪容美学”？于是，我对“仪容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之能否成立，仪容美学的对象，仪容美的性质和特点，以及中外古今有关仪容美问题的理论思想的历史发展等等，进行了考察，并写成《仪容美学》一文在1991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发表。这只是我进行研究之前的一个理论铺垫；但铺垫完了，正式研究却因种种原因迟迟未能进行，直拖到1996年春天，我的《李渔的仪容美学》的写作才真正开始进行。
现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写作，《李渔的仪容美学》终于收笔。从而，历时十几年的李渔美学思想研究，对我来说也可暂且告一段落。我自信基本抓住了李渔美学思想的全貌和最精华的部分。
十几年来，在仔细研读了《闲情偶寄》和《一家言全集》中其他有关作品之后，我对李渔美学思想的全貌有这样一个认识：如果把李渔美学比作一个由主殿和许多配殿组成的建筑群，那么，其主殿无疑是他的戏剧美学，配殿则有园林美学（包括有关园林中的花草种植、建筑物中的室内陈设和装饰的美学思想）、仪容美学（包括服饰美学）、饮食美学、文学美学等。其中，戏剧美学成就最高、贡献最大，已为世所公认，自不待言；而其他如园林美学、仪容美学、饮食美学、文学美学等等，虽各有其自身的成就和价值，但相比较而言，李渔用力更多因而价值更高、更能表现出李渔的特点、在中国美学史上更有意义的，则是园林美学和仪容美学。
因此，我的李渔美学思想研究，先后抓住最重要的三个部分即戏剧美学、园林美学、仪容美学来进行；而我的研究的最终成果，也就是目前读者所看到的，由“李渔的戏剧美学”、“李渔的园林美学”、“李渔的仪容美学”三章组成的这本小书。惭愧得很，由于学识和才力所限，倾十几年心血，我所能拿出来奉献给读者的，也就只能是这样一本小书了。
想当初我开始研究李渔美学思想并着手写本书的第一章时，四十岁刚过一点。那是在刚开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激活了我沉睡在身体里多年的力量。那时虽学术上幼稚（当然现在也不成熟），但正当壮年，血气方刚，精力充沛，连着开一、两个通宵的夜车乃寻常事。夜里手握着笔，饿了啃个冷馒头，白天仍能活蹦乱跳。如今，当写完本书最后一章，已经过了将近十八个年头，春去秋来，逝者如斯。我虽不敢言老，然究竟年近花甲，戴上了375度的老花眼镜，右耳也已经有些背，两鬓开始苍白，头顶渐渐露出肉色。
噫！其未老耶？其将老耶？其已老耶？
这是一个说不清是中年还是老年的年龄。
但是，有时我在心理上还非常年轻。我做出来的事情还常常像个孩子。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
虽体力、精力大不如前，但老是觉得有许多事情需要“赶”着去做，“赶”得有点疲于奔命。
生命是不是就需要不断地“赶”？
这本书虽然陆续写了十七八年，时间够长的了；但最后仍然是在“赶”中完成的。
今后恐怕还将不断地“赶”下去。“赶”比我年长的人，最主要的，是“赶”比我年轻的人。这是一个需要以青年为师的时代。
本书除三章正文外，还有两篇附录，都是与李渔美学思想有关的文章，或许可补正文之某些不足。其中，《仪容美学》是对仪容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性质、特点、对象的论述，是本书最后一章《李渔的仪容美学》的理论前提。《〈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后记》，记述了最初写作的情况，留下对青年时光的回忆和纪念。
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本书最早写出来的部分是十七八年前。过了这么多年，我的学术思想也有部分变化。但为了保持历史原貌，我未作大的改动。我想尽量保留下年青时某些虽然幼稚但还不算令人讨厌的痕迹。
我诚恳而热切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
1996年底于北京寓所
再版后记
这本《李渔美学思想研究》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得到学界专家和许多读者的批评、鼓励，党圣元教授和高小康教授还分别在《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中肯的书评，使我受益匪浅。该书在2000年10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同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首届中国文学研究奖。
但是，我知道自己在李渔美学研究中功力尚浅。我常常对朋友说，我的李渔研究只是“野狐禅”。我时时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告诫自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李渔研究上如此，在其他学术研究上亦如此。世界日新月异，学术日新月异，个人的学术研究工作没有终点。新的现实、新的形势在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目标，学术研究的对象是个运行着的“活靶子”--它总是不断往前移动，不断往前发展。我必须时时加快脚步追赶；然而即使马不停蹄，追赶得气喘吁吁、甚至“屁滚尿流”，也只能争取不断“望其项背”而已。
为了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
这次再版，我作了修订。本书原有文字虽基本保持原样（改了某些错别字，少数地方作了个别字句的调整），但是增加了一篇《读（闲情偶寄）札记》约七万言。这篇札记是我有关李渔美学问题的阅读心得，有许多思想是《李渔美学思想研究》所没有的，发表出来，作为《李渔美学思想研究》之补充，也许不无意义。关于李渔美学问题，我还写过其他一些文章，如《〈闲情偶寄〉和〈窥词管见〉》，本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的条目，先发表在中华书局办的《文史知识》上，里边对《窥词管见》略作介绍，涉及李渔文学美学的某些内容；再如《李渔评传》，是应山东大学教授、古文论和文心雕龙研究家牟世金先生之邀写的古代文论家评传，概述了李渔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对于想简略了解李渔的读者或许有些用处--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在牟先生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发表不久，这位治学严谨、勤奋的牟世金教授，六十岁多一点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两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已经揉进《读（闲情偶寄）札记》之中了，这次就不再单独收入。
从1982年我最初那本《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出版，到1998年《李渔美学思想研究》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社长余顺尧同志一直是责任编辑。他尽心尽力，一丝不苟，每次编辑完成之后，都给我写出四、五页纸的编辑意见。编辑《李渔美学思想研究》时，正值盛夏，我去他车公庄宿舍拜访，他正在蜗室中一边看稿、一边挥扇驱暑，见我来，把他长长的的编辑意见摊在书桌上，用他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逐条向我说明，还不时征求我的意见……此情此景，时隔将近十年，一如昨日。
余顺尧同志的敬业精神使我钦佩，使我感动，使我尊敬！
谢谢余顺尧同志以及同他一样常年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编辑家！我还有几部书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愿意同他们进行良好的合作。
同时我也感谢在我写作本书过程中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志，感谢所有阅读本书的朋友。我永远欢迎和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最好戳我的软肋，使我有所长进。
2006年立秋后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