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进入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世界，首先会遇到那恍成血海的红高粱，会看到作者在各种情境下以各种色彩描绘着红高粱的形象。倘若你以为它只是漂亮的头饰，可有可无的装点，无关宏旨的闲笔浪墨，绕开它只去注意“故事”的话，那么这个艺术世界就对你失去了意义；倘若作者抽去了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艺术世界就会坍塌。在我看来，“红高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象征，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整部作品基本精神的门户、路标和钥匙；它又是作者全部创作冲动的契机和兴奋点所在。
它果真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吗？最初我们很容易把它看作一种常见的托物拟人的比喻和陪衬式的见证，如小说所写的“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它远不是一般的托物拟人，也非寄寓抽象意义的物件。且看：“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里，红高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与和渗沥在作品中，把一切人物、事件、环境黏合贯通为一体。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全部理解这“活物”的象征意蕴究竟是什么。到了作者写戴凤莲之死时的诗意郁勃、想象飞腾的笔墨，我们顿然感受到“红高粱”象征的深厚底蕴。作者写道：“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打在高粱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下一代又一代承受……”
至此我们看得明白，“红高粱”不是“比”--浅显的比喻，不是“附”--狭窄抽象意义的寄寓，而是民族生机的征兆，宇宙大灵的幻化，它不断出现在作品中，是作者试图寓无形于有形、寓无限于有限、寓丰广于具象、寓永恒于刹那的追求：一方面，它是人与自然契合冥化的象征：红高粱是千万生命的化身，千万生命又是红高粱的外现，天人合一，相生相长，让人体验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从而引向人与自然、生命与地域的重叠、合影、浑一的魂归自然和宇宙之故乡的境界。另一方面，也是较为显露的一面，它又是历史与现实契合的象征：象征坚韧，象征不屈，象征苦难，象征复仇，象征英雄主义，象征纯朴而狂放的道德，一句话，象征伟大民族的血脉、灵魂和精神。这一方面的象征意义，在作者对杂种高粱的批判里看得更加清楚：“杂种高粱好像永远都不会成熟，……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风度和灵魂。”这不由使人想起茅盾着名的《白杨礼赞》，想起他笔下“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的“树中的伟丈夫”--“白杨”，“象征了北方农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可见，具有深邃眼光的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发现历史的灵性上是能够隔代呼应的。但是，《白杨礼赞》的象征毕竟属于后一方面较为显露的象征，缺少生命与自然契合的更隐蔽的象征意义。由这里也可以见出我们文学中象征境界的发展。
“红高粱”精神是一种广阔而深潜的民族精神。如果说，感悟到它需要灵性，那么要具象地表现出这种悲壮而又高洁、强悍而又不屈的精神，就需要调动作家从童年即体验着的全部生活蕴蓄，它的难度在小说中要比在散文中更大。我们阅读红高粱系列小说，最需要感受体会的正是这种精神的洋溢和流贯，而不是仇杀和血战的热闹故事，因为这种精神才是小说中的诗。且看奶奶中弹牺牲后的一个镜头：
父亲瘦弱的身体在河堤上跑着，父亲高大雄伟漂亮，父亲高叫着“娘--娘--娘”，这一声声“娘”里渗透了人间的血泪，骨肉的深情，崇高的原由……
这就是红高粱精神的喷薄和凝结！再如，“罗汉大爷凄厉地大叫着，瘦骨嶙嶙的身体在拴马桩上激烈扭动……所有的人在大爷的骂声中昂起了头”，这也是红高粱精神的喷薄！又如，“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同样是红高粱精神的喷薄！又如，二奶奶恋儿眼看威逼她的鬼子要把刀尖刺向女儿，突然脱光衣服，表现出“一种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还是红高粱精神的严酷的扬厉！……总之，这种丰厚、博大、深不可测的精神弥漫和充盈在整部作品之中，给作品带来血色鲜丽、生机饱满的外表。红高粱系列小说小像那种以鲜明的社会政治主题和丰满细密的生活块垒构成的求实之作，它的主题朦胧、隐蔽而深邃，属于所谓“象征主题”，它是以灼热的精神和流动的气韵贯串着的抒情型作品。在特定的意义下，也无妨把它作为象征主义作品来读。
三
既然“红高粱”的整体象征也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活力的象征，那就需要进一步思索，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究竟怎样把握民族的“灵魂和风度”，它的内在精神是什么，作者推崇和张扬的人生境界和美学境界又是什么。我以为，这是能否透过莫言小说惝恍迷离、云谲波诡的表象提摄其真髓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感时反思作，它的命意是对现实而发的，作品寄托了作者深刻的忧愤和焦灼的思考。《奇死》的尾声这样写道：“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对我发出了指示迷津的启示：可怜的、孱弱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在百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榛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作者还在多处尖刻地嘲讽和批判“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给我的虚情假意”，“安装在玲珑精致的像兔头颅上的眼睛”，“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和“不属于我的声音”，作者甚至这样激动地说：“他们……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可以说，整部作品就是作者追寻“纯种红高粱”的精神跋涉的记录--一部异常深刻的精神启示录。
该怎样理解所谓“种的退化”和“纯种红高粱”呢？难道作者无视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难道作者看不到今天民族自我意识的新觉醒，在宣扬历史悲观主义或者抱残守缺于抗战年月的精神水准？如果这样推论，就未免失之于对人类精神复杂性的肤浅理解了。我理解，作者所说的“在进步的同时”的“种的退化”，并不是否认半个世纪来社会的突飞猛进，并不是要把人们的意识水平拖回到抗战时期，更没有用昨天来否定今天的“复古”情绪，而是作者在看到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现象后，肯定着这样一种积极的精神：生命，只能在斗争中创造和延续。这是一种超越狭隘时空的哲理性命意。在作者看来，只有在灾难中，在巨大的变革中，在自然和社会的阻力与反抗阻力的搏斗中，生命的活力才能释放，民族性格的力与美才能得以展现。安宁、逸乐、机巧、狡狯是作者所厌憎的；刚强、勇猛、冒险、战斗是作者所推崇的。我们知道，莫言的其他许多小说都曾广泛探索农民的命运和灵魂，他曾痛切批判虚伪的“革命”对农民精神的麻醉和戕害，在《枯河》等篇里他写出了农民的麻木和昏沉的骇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莫言作为一个在骨子里浸透农民的精神和道德的作家，从来就不想到农民之外去寻觅他所向慕的精神风度。《透明的红萝卜》里具有超人意志力的黑孩，就是莫言对农民韧性的浓缩和结晶化，就是一种“纯种红高粱”精神的外化。在这部系列小说里，作者更是充分展现“红高粱”精神，他在高粱般充实的灵魂里，发掘到了对于今天的男女亟需吸纳的精神元阳，因而突现着炎黄子孙无比坚韧、气吞山河的生命潜能，作为对和平富足环境某种崇高逸乐的空气里的精神委顿、绮靡、怠惰、柔弱化现象的批判。作者关于“种”的强化的焦灼感就是由此升起的。
作者何以那么热衷于写“酒”呢？作者何以特别强调“高密东北乡”是“最能喝酒”的地方呢？作者何以不断说“我们家的高粱酒压倒群芳”呢？余占鳌何以“每日噎得烂醉”？戴凤莲何以“在酒瓮里洗净满脸的血”，因而“满脸酒香”、有“酡红的容颜”，并且喝令年幼的父亲“跪下”，“捧一口酒喝”呢？还有，戴凤莲何以在三个碗里倒满“血酒”，她和余占鳌全都“一仰脖灌了”，而冷支队长却“不胜酒力”，显出孱种的衰颓呢？这些难道全都没有寓意，仅仅是真实生活的模写吗？我不这样认为。酒与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联系，从来就是文学艺术诗意的眼睛。酒的魔力曾经激发过多少斗土、豪侠、迁客、骚人的心灵，激励过多少英雄儿女的侠骨柔情！酒与人类的文化心理有着不解之缘，酒神达奥尼索斯便也作为力量、勇气、激情、冲突的偶像存留在文化的历史中。莫言的处处写酒，是偶然？还是用心良苦？是无谓的点缀？还是人物灵魂的一部分？依我看，至今尚未被人点破的是，莫言用这一切环境的情节隐喻着他所推崇和讴歌的精神--我把它称之为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这貌似玄奥的揣测，正是作者的深刻而独特的立意。必须看到，莫言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节制的、长于逻辑判断的作家。不要说这部小说的立意既非向一个虚悬的爱国主义概念的靠拢，也非体现所谓抗日战争的本质或者“兵民是胜利之本”一类的观念思想，就是作者在《狗道》、《高粱殡》中写了国民党、八路军、“土匪”武装三支力量的纠葛，好像在理智地批判农民意识，其实这些同样不是小说的立意之本。莫言是一个永远热烈地关注着人的精神现象的强弱的诗人，他在“不惜一切努力”寻找“纯种的红高粱”，在寻找精神上的“护身符”和“图腾”；而我所说的“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就是他所寻觅的旨归。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引录一段尼采--曾推崇“酒神精神”，曾激动过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师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话：“我至今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像伟大的战争那样有力的、可靠的给正在衰弱下去的民族灌输那么粗犷的攻城略地的精力，那么深沉的、无情无义的憎恨，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冷静，那种周密组织大举消灭敌人的狂热，那种对待巨大损失，对待自己的生死、亲人的存亡，毫不动心的骄傲气概，那种震耳欲聋的灵魂激荡。”--多么不可思议的巧合！倘若不是标明出处，我们真要怀疑这段话是完全对着红高粱系列小说而发出的呢！余占鳌用马刀劈死求饶的日本兵，难道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憎恨和冷静？他在妻子死去，儿子重病，家园焚毁，部下丧失殆尽时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气概，难道不正是对待巨大损失、对待自己的生死、亲人的存亡毫不动心的骄傲气概？滚动在全篇的，难道不正是一种震耳欲聋的灵魂激荡？莫言倾全力褒扬的，难道不也正是因伟大战争而高涨的民族精神？一部作品是允许有多种理解的。以上这些，都不是我的生硬依附，我相信用心思索的读者会承认我的这一发现的合理性。事实上，“酒神精神”作为一种人生体验和美学精神，作为一种与冷静睿智、凝神观照的“日神精神”相参照的“酣饮高歌狂舞”的“行动的象征”（朱光潜语），是完全可以沟通人类精神现象的，否则，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也就不会作为一部有价值的着作流传至今了。尼采说，自巴赫到贝多芬，自贝多芬到瓦格纳，这个力（酒神精神）在盘旋着，好似太阳永远在人宇宙中运行。我们也可以说，自武松到朱老忠，自余占鳌到黑孩，这个力也在我们民族精神的深层盘旋着，运行着。“圣洁就是与罪恶斗争的顶点”的思想，在系列小说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只要想一想余占鳌那把不断杀人的小剑，想一想最粗鄙的“野合”中最富人性的光辉，想一想最残酷的屠戮中最慷慨的骂声，想一想最污秽的蹂躏中最深沉的母爱，想一想人血浸透的黑土上倔强挺起的高粱的血红的头颅，我们就会体验到这种深邃的精神的渗透程度了。也许，一位哲人如下的话能帮助我们更深刻理解作品的基本精神：“战士欢迎旗鼓相当的敌手，他之欢迎这种敌人，正是因为要打败他，杀掉他。勇气的存在，要靠战胜恐怖，在一个并无恐怖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勇气可言；所谓强劲，就在于排除障碍；甚至惟有通过折磨，才能显得出爱情，……这就是生活的铁律，这就是精神世界的命脉。”是的，这也是红高粱系列小说中张扬的“铁律”和流贯的“命脉”，小说中全部关于“与罪恶血战，与魔鬼对垒”的坚忍豪迈的描写，都在证实这一点。当我们看到作者按捺不住自己的主观激情，赞颂遍野红高粱是“本色的英雄”，“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并说“这就是我向往着的、永远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的时候，我们还能怀疑如上对作品内在精神的理解的准确性吗？
四
……历史是一条无始无终，永远不会干涸枯竭的河流，它永远在当代人的心头激荡；人不是历史之外的旁观者，他永远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历史便也永远是这个角色的历史；历史与现实永远不会断裂，作为民族精神瑰宝的亡灵也永远不会死亡，就像莫言以现实的名义请出亡灵并使之复活一样。这就是红高粱系列小说对我在文章开头所提问题的出色回答。这部小说的簇新意义在于，当代文学不再满足于站在历史门外追慕历史、揣摩历史，谨慎地模写历史、再现历史，而是站在历史之中，以当代人的意识和心灵重新温热历史，自由地理解历史，以怀疑精神重新改写历史，让历史更紧地拥抱现实。“奇外之奇更出奇，一波才动千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创作主体在历史题材中的新觉醒，必将激起无穷新的涟漪，推出无尽新的诗篇。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写于京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