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作者是怎样创造美，怎样描绘这一对风流帝妃的爱情悲剧的呢？我以为，作者的重构能力，自由想象的能力，给史料吹进人间活气的能力，外化自己美学理想的能力，在这一关系的描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才气洋溢，但也因用力太重，出现了一些令人惋惜的缺憾。孟子说：“充实之为美。”这一爱情的美丽动人，首先在于，它既切合人性的真实又饱孕着政治文化内容，水流花开，自然而然，非强力所能致。它既不像一般的男欢女爱，信誓旦旦那么俗气，却也不是始终脱不下皇袍、凤冠，戴着等级面目的矫情。福临是个偏于忧郁的、孤独的灵魂，渴望知音，早就在潜意识中物色美的圣像。佟妃的脸蛋虽漂亮，但那“开门贤淑敬谨，闭口才德容止”的背书式的呆木头相，叫他感到乏味透了。他不由自叹身世，说“还不如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在他尊为“玛法”的传教士汤若望的教堂，“神圣的天主圣母和玛法纯银似的嗓音，曾使他灵魂净化，飞得很高”，但一回到春风青草之中，蓝天白云之下，他又顿感“高处不胜寒，远不如人间的喜怒哀乐那么诱人”。此时的福临已产生对“不胜寒”的“高处”的否定情绪，热烈向往人性的自由。他如痴如狂地追求乌云珠，正是突破樊篱，寻求真实自由的过程。当然，他不会料到，在神圣与尘俗、祖法与人性的交战中，他最终还是回到高处、空幻处了。不过那是后话。作者正确地把握了福临、乌云珠关系的“龙的婚姻”外形下的“人的意欲”的人性解放的一面。从初恋到成婚的一段，是可以作为优美的抒情诗来读的。虽然是从美色的魅惑开始，但那渴欲相见的冲动，朝夕思念的难熬，中道阻隔后的“面颊凹陷，眼圈发乌”以至沉疴不起，绝望中突然相逢的“相抱大哭”、“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直至互通款曲、鱼水交欢的强大幸福感的冲击，都是摈弃神性，复归人性的绝妙好词。由于这一爱情一度遭到庄太后的阻挠，也由于乌云珠是有夫之妇，且洋溢着汉文化陶冶的新异光彩，遂使福临因距离感、陌生感而领略到偷吃禁果的刺激性和神秘性。历尽风波后，到了乌云珠这朵“朦胧神秘的花”说出“以前，我爱皇上胜于爱福临，今后，我爱福临胜于爱皇上”时，他们之间真有了生死不渝、之死靡它的坚贞情分，真可谓“但叫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了。
看来，福临对乌云珠的热恋、苦恋、狂恋与宝、黛，与维特和夏绿蒂的神魂颠倒没有两样。就性爱的一面来说，这样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倘若福临与乌云珠之恋仅具歌颂爱情的忠诚的意义，《少年天子》就不是走了调，也是追随他人的文章。不可忘记，无论福临还是乌云珠，都是政治色彩浓厚的人物，他们是无法长久消受平民化的爱情的。他们的婚姻虽因满族的“治栖”之俗可以成立，但骨子里的政治文化倾向早就惹起亲贵们的嫌恶。要不是皇帝的身份的镇慑，额娘的庇护，恐怕他们早就要被目为罪人了。作者准确描绘了这一爱情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爱情的特征，并将之提升到时代文化走向的象征，实为奇思妙想。乌云珠与福临，一阴一阳，一个是满汉文化融合而成的奇葩，但侧重汉文化，一个是满洲文化孕育的人杰，又倾慕汉文化，他们把勇武和文明，侠骨和柔肠，雄心和智慧水乳般交融，成为满汉文化融合的美的具象。在生活中，他们有帝与妃的尊卑关系，在精神上，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战友。他们的地位很高，但势孤力单，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莫测的“无物之阵”，但他们仍要按自己的意愿去改造世道人心。这样的爱不就大大越出爱的边界，转化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能量了吗？小说第六章第六节写中秋赏月时，福临曾把他和乌云珠与李隆基、杨玉环相比，立刻遭到乌云珠的反对。的确，他们的爱情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的，但他们终究不同，或者说，正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显示出《少年天子》独立的美学价值。《长恨歌》的主题曾聚讼纷纭，但一般都认为，李、杨的悲剧已脱离他们的原型，是白居易把自己的情感理想附丽到李、杨身上，也已经未必帝妃，具有了与普通人民情感相通的意义，那就是歌颂爱情的坚贞和专一。福临和乌云珠又何限于此呢？
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史料的运用，对史料的加热、想象、伸拉、补充、挪借、推演，使僵硬的史料插上翅膀，敷演为人情化、心灵化、意象化的艺术形象，是权衡一个作家创造力的重要尺度。《少年天子》的史料运用是可以专题研究的，它涉及到上百条史料的点化，有得有失，总体上是很成功的。这里只想捡出关于福临、乌云珠悲剧中的几点，看看史料怎样在作家手中魔术般地化为有血有肉的形象。
关于董鄂妃（即乌云珠）的来历，史料极简约，陈垣先生引述《汤若望回忆录》，也只寥寥数语：“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掴，这位军人于是因情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经过其他文献的互证，可以确定这位贵妃即顺治之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乌云珠。令人惊异的是，作者据此竟幻化出董鄂妃不凡的身世经历，“南蛮子”额娘，硕儒“师傅”的背景，创造了一个“造化钟神秀”的绝代佳人形象。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耳掴”被演化成一段入情入理、幽微曲折的情节，出现了“挨打的莫名其妙，打人的有口难言”的戏剧化场面。尤其是那首“洞房昨夜春风起”的唐诗的穿插，更为绝妙。这首诗在全书出现三次，每次都恰到好处，想象得奇诡、大胆，出人意表一至如此，难怪一位史学家说：“即使用最挑剔的眼光，也很难找出什么破绽：一切都那么顺乎自然，我几乎是屏住呼吸，一口气读完这段福临打皇弟的。”
福临、乌云珠的关系，就是这样艺术地、具体地深化着的。又如“对食”案，也是平地起波澜，给福临、乌云珠极密切、极信任的关系投上一抹阴影，为此福临怀疑乌云珠行为不检，甚至有秽行，那情景让人想起奥赛罗之冤屈苔丝德蒙娜。这一情节对表现宫闱环境和人心的险恶是很有力的。妙就妙在它是一种史料“挪借”。“对食”原是明代巨阉魏忠贤与阴狠的客氏秽亵行为的代称，此类事到清代也未绝迹。把它“借”来，安到董鄂妃的承乾宫，正好可以一石三鸟，既刺伤福临，又诬陷董妃，而且可以离间二人的关系。不论是表现斗争的复杂，还是刻画福临的性格，以至渲染宫闱的气氛，这种挪借都是巧妙的、深刻的。
董鄂妃之死对福临是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击，是表现这个悲剧的筋节之处。《汤若望回忆录》中说，皇贵妃死，“皇帝陡为哀痛所致，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护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山这记载是很让人震悚的，但怎样化作形象呢？怎样才能把福临的哀痛之巨通过动作表现出来呢？除了根据上述记载铺衍的场面之外，小说在此之前设计了一个“奔丧”的情节。福临听到消息后，纵马狂奔，如患狂疾，“一路上鸡飞狗跳，撞倒踩伤了多少人”，“嗖的一下狂风一样冲进玄武门”，“暴烈的马蹄声在宫墙间震响”……由于这一动作内蕴的心理强度，接下来的吐血、昏厥、寻死，就有撼人心魄之力了。
我们说过，福临、乌云珠的爱情愈是描绘得美好、充实，饱含思想价值，它的毁灭就愈能激起我们的深长思考。他们的悲剧形象的塑造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细究起来，作品对乌云珠的刻画又不无遗憾，多少削弱了她的美学价值。主要问题是，既然她的命运也是一个悲剧，那悲剧的内在矛盾是什么？作者抓得不准，表现也欠深刻。是的，她虽然死后备极哀荣，追封为皇后，她的生前其实是个悲剧，或者说，追封为皇后本身就是悲剧。她确实表示过，决心“要做名垂青史的贤妃”，以她的身份教养，她这样说也不奇怪。但是，她的内心能没有冲突吗？她的个人意志能无所表露吗？她的真实的爱憎能尽行掩饰吗？要知道，她是嫔妃群中文明程度高，富于灵智，具备当时先进意识的人。尽管善于抑制，不可能不流露一点反抗的意识吧。她的悲剧正在于觉醒的灵智与不可抗拒的，任人摆布的，又是自我认同的命运的冲突。我们不会忘记，小说前半部的乌云珠，为了接近皇上，“女扮男装”混入军中，并以过人的胆识引起福临的注意；还是乌云珠，偷期密约，“侠女怜才”（她自己的话），像一团烈火投入福临的怀抱；“她在隐秘而强烈的感情中煎熬”，“渴望着爱和被爱”，至于她对文学精华的领悟，对江南文化的深悟，更不胜枚举。作者曾说，她的性格是“外柔内刚”。事实上，小说前半部的乌云珠明显带有民主倾向和个性自由的追求。自由恋爱在本质上是反封建的。可是，后来的乌云珠就不免令人有些失望：逆来顺受，绝对忍从，以德报怨，息欲止求，到了可观的程度。不是说她不应该行孝道，施仁慈。五天五夜守护病人“目不交睫”也好，对册立皇后坚辞不就也好，抑或儿子死了强忍泪水平静如常也好，都有她不得不如此的理由。问题是，她的个人意志没有踪影了，“内刚”的“刚”也毫无表现。说得严重点，她后来的行止近乎麻木不仁。令人不解的是，作者对此似也暗暗称赞。我也想到，作者后来写董鄂妃可能是受了御制《董后行状》和福临遗诏中一些话的影响。那上面是很夸奖董后“克尽孝道”、“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的，在尽力肯定一个孝妇贤妃的形象。然而，即使这些话不完全是碑铭祭文中的套话，对今天的作者来说，他的任务也不是停留于此，而是透过这些刻在石头上的话，去发见那活的灵魂，真实的悲欢爱憎。在乌云珠的形象描写中，另一弱点是过分理想化、集美化，大有无美不归其人的倾向。美满得过了分，产生了甜腻感，反倒会减弱真实的力量。
我们还说过，福临的悲剧是深刻的精神悲剧，那即是说，并不见外部的刀光剑影，也无身家性命的危险，悲剧性却不减弱，只是主要在精神领域进行。在这方面，作品的成就很高，完成了福临的悲剧性格。福临的遗诏列举自己的十四条罪状，不啻一份忏悔录，若确认它是福临的原文，悲剧的内容将是另一模样。作者坚决采取孟森先生的考证和判断：“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事情。就遗诏全文观之，未必世祖会彻底悔悟至此”，构想了庄太后亲笔改遗诏的情节，就突出了不忏悔者福临的决绝。这是精神反叛的继续。为了侧重悲剧的精神性，作品还特别注重福临性格特征的刻画。他的急躁锐猛，反复无常，脆弱感伤，忽悲忽喜，是写得很充分的。郑成功围金陵，他时而欲逃时而亲征，个性跃然纸上。他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他的性格负责。同样是丧失爱妻，后来的乾隆就与他迥异，富察氏病死济南途中，乾隆的悲哀不下于福临，但他的心理能量是指向外部的，谁不表示悲戚，他就惩罚谁，皇子褫夺继承权，大臣削职为民，有的甚至杀头。为了一个女人，闹得四海不宁，人人自危。福临呢，心理能量主要指向自身，寻死觅活，终致出家。不过，福临出家的原因并不仅因为董鄂妃的死亡，董鄂妃之死是最大的诱因。从短时段的原因看，固然是改革的失利，但有没有更深长的原因呢？鲁迅先生评《红楼梦》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受者惟宝玉一人而已。”这是说，身居康乾盛世的宝玉，已谛听到封建末世的哀音。那么福临呢，以他的聪慧，敏感，多情，会不会感到进亦忧退亦忧呢，会不会隐隐感到效法明制也没有什么好结果，会不会因红颜飘零，人生悲苦，命运无常而感到苦海无边，惟涅盘是救呢？如果是这样，福临的悲剧就不仅仅是精神逆子的终天之恨，同时又是提前唱出的挽歌了。
福临的悲剧是真正的悲剧。它不是个人性的，偶然性的，所谓“一条船不慎碰上礁石”，而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福临作为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所代表的合规律的精神，还要经过许多反复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曾借用黑格尔的话发挥说，重要的历史事件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悲剧是可以转化的。如果福临还可以作为严肃的力量出现，那么到他的末代子孙呢，比如溥仪，就只有笑剧、滑稽剧了。武昌的枪声已经把他们的阶级化为丑角了。
像所有内藏丰富、形象复杂的作品一样，《少年天子》的话题一时难以说完。本文只就三个重要方面--弘扬历史小说家的独立意识，如何在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历史本质精神，悲剧品格的创造，进行了探讨。尽管历史小说已经取得不小的成就，但我们仍可从《少年天子》感悟到它的更远大的前景。重要的是作家的能动性，艺术独创性，不但要从史家公认的、有定评的、突出的历史现象中发生灵感，也要从尚未引起注意的、但蕴藏量极大的地方发掘大量新东西，不但要真实再现历史的人，还要重构人怎样创造历史的实践。司马迁云：“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小说创新的契机不在别处，就在不断流转、发展的伟大现实之中。仅就这个意义，我们仍然可以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小说亦然。
一九九一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