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
读到王智民的长篇小说《柳树街故事》，让我走进了陕西美丽的乡村，仿佛聆听一首严峻的乡村牧歌。
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王智民作为陕西的乡土作家，感受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有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份责任。
王智民是从生活里“滚”出来的作家。多年在基层，与农民交朋友。同时他还非常勤奋，创作出了《第一次出车》。他这第一次出车便上了道。王智民出手不凡，让人们一下子对这位精瘦的青年农民刮目相看。接下来他的新作不断问世，成了合阳故事创作队伍的头排人物。
1975年，他被聘到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群众艺术》编辑部担任农民编辑，创作上进步更快，作品接二连三地见诸报刊，名噪三秦，被评为全省的优秀故事创作员，后来又被省政府评为“先进文化工作者”，到西安接受表彰。到现在创作长篇小说的魄力，让我们欣喜而激动。其语言、结构、氛围与意蕴，都具备相当功力，他在故事和小说两路出击，各有战绩，显示了一个农民作家的蓬勃活力。
读这部小说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感染力。就作家来说，首先要培育对人民的感情。只有我们真诚对待生活，生活才馈赠我们。对不断前进的生活做到敏感，对复杂生活的认识做到敏锐，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做到敏捷。深入生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都认为你有生活的时候，继而我又问自己，你有生活吗？你有生活积累吗？写陕西乡村，王智民有生活，生活贵在体验，生活积累贵在感情积累，故事可以编织，但是感情是编织不出来的。我感觉他与农民和土地是有感情的。农村政策变化，农民生产过程，他了解了这些之后，还要了解另外的东西，农民想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他受过什么苦？遭过什么罪？他什么时候真正高兴？什么时候苦闷？他们复杂的感情世界是什么样的？真正弄到手这些是最难的。他做到了，这得益于他无条件地，长期地深入生活，诚实地感受生活。小说中田志民唱秦腔的时候，那是多么富有质感和情趣。比如小说中描写道：埋葬了田连生的当晚，马林周就和田福全来到田社民家里，高兴地向田社民说：“‘老支委’，田福全现在出息了不少，今晌午给连生的那个悼词写得好也念得很有感情，把我都感动得流了泪。”多么富有情感力量和生活气息？
所以我说，王智民没有丢掉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看见农民身上那份质朴、那份被汗水冲洗的满足和宁静。只有不丢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能懂得农民的喜怒哀乐、理想和希望。劳动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他们永远都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就像上帝一样召唤着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这是农民的勇敢、力量和尊严。这是农民式的高尚，我应该像农民那样辛勤劳动，我们的文学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难才会有力量，才会有风骨。我们阅读《柳树街故事》就分明感受到了这种力量。
生活中的再思考。王智民是在思索的。尽管《柳树街故事》写的是过去的故事，写婚姻法颁布，写了农业合作社等。参照历史看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看出农村变化是巨大的。现在是把乡村和城市放在一个水平线上，统筹发展。农业免税，还了农民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这是对农民的解放。农业税免了，但是农民的精神负担更要减。农民是弱势群体，不仅生活艰辛，而且精神迷茫、困惑。农民和土地给城市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牺牲，现在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是农业继三中全会“大包干”之后，又一次腾飞，又一次高潮。这个重大的战略转移，是一次革命。一个作家，特别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赶上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是非常的幸运，无疑是一个历史契机，作家，特别是农村的作家，要迎头赶上这个时代潮头。我希望王智民继续写好我们的新农村。
当今文学的生存环境已经非常严峻了，特别是小说，面临许多的挑战。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下个世纪的文学不再是虚构的世纪，而是纪实的世纪。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消费、文化快餐等社会潮流直接冲击着“经典”，也使经典难以产生。真正写出农民爱看的小说更是困难。有人说读图时代已经来临，电视、网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视觉的符号激发自己的感觉。人与世界，人与人，常常被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图像时代接触。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文学被大大地边缘化了。创作让位于制作，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世界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谈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文化生态危机。其实，文化生态危机非常严重了。在图像化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哪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比如有人说，长篇小说越来越短，这与流行有关，与印刷和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的心态有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意义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正在进行中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农村文化建设则是这一诗篇的灵魂。
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去伪存真。冷静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以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因为文学还是影视的基础，文学有电视、网络无法替代的功能。白昼是有限的，黑暗是无边的，就是说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人需要沉思，需要谛听，那你一定是在黑暗之中，或者在你的心灵之中，文学是介入人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时代缺乏的就是这种听和想，阅读好的小说就能让我们在审美中去听去想。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变化非常大，老百姓每个人几乎都经历了内心的震荡，都在思考，农民的变化更是如此。农民也有权力享受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是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满足和心灵的再造。
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个性化、世俗化、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心向城市、向上层倾料。在上层那里，文学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吗？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圈子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柳树街故事》为我们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为农民写作，为大众写作。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会注意自己如何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当然，《柳树街故事》，从更高的角度要求，还有差距，比如语言、结构和叙述等。我们祝愿王智民以后总结经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2008年11月于河北
本序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河北省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