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措施，确曾给当时的北魏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北魏的隶书--魏碑结构严谨，笔画沉着，堪称中华书法之瑰宝；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集文学、艺术、雕塑、绘画于一炉，是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南北朝时期两部辉煌的地理学着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创作于北魏末期，它们是汉化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所展示的成果与结晶，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不朽着作的诞生与问世……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毕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急乎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10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只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动乱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沔北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三千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七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4月，拓跋宏发州郡兵二十万，限八月中旬集中，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车兵害怕远征相率起义，适逢齐明帝逝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累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太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于公元499年4月26日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太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两岁时，母亲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赐死；九岁时，父亲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在鲜卑贵族守旧派的煽动与支持下反对汉化改革，阴谋逃归平城，并乘机发难，拓跋宏为了改革大业，只有“大义灭亲”，将其废掉，继之赐死；夫人冯皇后犯下宫中私通之罪，又被他临终前亲自赐死。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
拓跋宏一直怀有一统天下的大志，然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天不假年，壮志难酬，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即含恨而逝，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对他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实践与检验，特别是文化习俗的变更，往往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北魏的汉化改革在初期即开始潜移默化地施行，在冯太后与献文帝手中，这种改革已变为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将它推到了一个极端，而等到结出文化之果，则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撇开其他不谈，单看孝文帝拓跋宏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个性鲜明、习俗独特的鲜卑民族不复存在，全部消融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如果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政策，鲜卑民族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难道说，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就非得以某些民族的完全消失为代价吗？
少数民族怎样才能在一个开放而交流的世界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又能接受先进的文明成果？
这实在是一些复杂难解而又不得不令我们深深思索的问题！
且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回到本文开头所述的西晋时期，看看“五胡乱华”的那些少数民族的命运。
在那天昏地暗、长达一百三十六年之久的混战中，几乎每一支军队都可以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建立起一个帝国。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民族都先后建立过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然而，在经过一番残酷血腥的战争较量之后，匈奴、羯、氐、羌这四个民族的领导阶层几乎全部灭绝，剩下的普通民众，也消失在人数众多的汉人之中被同化得无影无踪，连一点痕迹都难以找寻了。剩下的一个鲜卑族，先行定居中原的几个部落，也跟其他四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其实是后来在北部崛起的，它并未参与前期的五胡乱华“大合唱”。就是这支剩下的鲜卑拓跋部，也在孝文帝的彻底改革之后于一个世纪之内被汉族完全同化，不复存在了。
凭借刀光剑影的武力让其对手消失，这一过程及其结局理解起来并不困难。而让后人费解的是，以鲜卑拓跋部为开端，为什么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胜利者也总是象沙漠中的水滴一样，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汉族之中了呢？
如果我们以鲜卑拓跋部为个例稍作分析，也许会获得一定的感悟与启示。
拓跋部崛起于北方，体魄强健、粗犷骠悍、长于骑射。在冷兵器时代，骏马的神速、弓箭的远距离射程及强健的体质使得拓跋部的军事力量位居一流，在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对垒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如何才能长期、有效而稳固地统治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汉人，这是拓跋部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北魏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前此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吸取，只有自个儿地逐步摸索。拓跋部可以在马背上以武力夺取天下，却难能用过去的军事模式治理天下。他们面对着的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农耕生活，不可能将脚下这块广阔无边的华北平原变成过去的游牧之地，况且持续增长的人口也只有依靠并振兴农业才能获取粮食、解决生存危机。而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等于文化的先进，文化、经济与军事的发展虽然构成互动的关系，但又相差有别，难以形成同一梯度的发展水平。鲜卑族不可能将过去那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强加于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头上，除了学习、改革与适应外，别无他法。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是“道”与“器”的结合，它不仅包括农业耕作等先进的技术手段，还包含着哲学思想、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拓跋氏所面临着的中原汉族封建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这种文化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为顺应这里的气候、环境而创造出的一种较能适合于他们生存的传统文明。鲜卑拓跋部既不可能用过去的游牧文化统治中原，也难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异质文明加于汉族人民头上，因此，学习、吸收并接受中原汉族传统文化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与选择。如若不然，他们只有退回遥远的荒漠继续与寒冷的气候、恶劣的环境为伍。
于是，拓跋部不得不选择了农耕方式及中原文化。
他们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于某一地点，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游猎了。刚开始肯定难以适应，热血总在莫名地沸腾着，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就以不断地巡行各地加以变相地补偿。农耕生活虽然单调而沉重，但与游牧生活相比，却充满了舒适、安逸与温馨，最主要的是，他们无需经常冒险，没有了过去的饥寒之虞，可以相对稳定地过日子。追求安稳、舒适与享受，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可更改的内在本性。因此，他们很快地就适应而且喜欢上了农耕生活。日子一长，身体素质相对地就变得柔弱起来，没有了过去的骠悍强健，也没了往昔的冒险与吃苦精神。而孝文帝拓跋宏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上演了一出迁都活剧。如果拓跋部还有早年打天下时的刚健强壮体魄与吃苦冒险精神，他们绝对不会恳求滞留洛阳，而是欣欣然地控弦跃马、踊跃南征。
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拓跋部又慢慢地信上了佛教。北魏王朝建立之初，道武帝拓跋圭就很崇奉佛教，他“颇览佛经”，平定后燕进入中原时，所经郡国佛寺，禁止军队侵犯，见沙门恭敬致礼。上行下效，信佛改变了拓跋部残忍好杀的习性。从杀人不眨眼到爱惜每一生灵，从茹毛饮血到戒荤吃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尽管拓跋部严格奉行佛教禁忌及出家的教徒并不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民族特性。
佛教喜静不喜动，它传播的是一种冥想、忍让、退缩、柔弱的人生观念；而拓跋部后来接受的中原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世俗、阴柔、虚伪的哲学，这样一来，就使得鲜卑拓跋部的阳刚与冒险精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外在的身体素质，还是内在的精神灵魂，都打上了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战斗力的下降。当其势力推进到江淮地区后，就停滞不前了。这固然与活动性较强的骑兵受地理环境的约束，难以发挥过去的优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拓跋部失去了过去的刚健尚武之风。即以拓跋宏迁都洛阳时率领的一支三十万大军而言，他们并未遭遇敌军，只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就已弄得疲累不堪、畏葸不前，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之举，鲜卑拓跋部也会慢慢地消融于汉民族之中的。他所做的，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褒扬肯定。
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进步。
应该说，孝文帝的全盘汉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