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表面看来，军权已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拥有军队，就会存在领兵作战的将领；而将领一旦博得部下的信任，控制了属下的兵士，就有可能凭借手中的力量防不胜防地发动军事政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将领拥兵自重的弊端，只有改革军制才能达到目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太祖采取了建立枢密院与三衙并存的军事体制。枢密院主管全国军政，一应军机要务，诸如掌握兵籍、控制虎符、调动军队等，都在主管之列。为了制约武将，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却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三衙，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它们平时侍卫皇帝，负责仪仗，宿卫京师，或到外地更番戍守。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拥有兵权，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也就是说，枢密院属务虚的军事机构，它拥有调兵大权，却没有可以指挥的士卒；而三衙有军队，却无调兵大权。枢密院有权无兵，三衙有兵无权，它们相互制约，谁也别想拥兵造反。而真正的军队指挥大权，最后全都归于皇帝一人。为了防止类似自己的“黄袍加身”事件出现，赵匡胤真是苦心积虑到了极点。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加强了禁军的建设。宋初的军种共有三类，一是乡军，二是厢军，三为禁军。乡军不属职业军队，战时为军，平时务农，实质上就是民兵；厢军即各州镇的地方部队，他们虽然庞大，但武器装备、兵员素质较差，战斗力相当薄弱；禁军过去基本上是皇帝的近卫军，主要负责皇帝的个人安全，而赵匡胤却在后周的基础之上将禁军整编为国家的正规部队，变为一支力量强大的中央军及核心力量，由三衙统领，担负着守卫京师、保护皇帝、戍守边疆、对外作战的重要任务。因此，赵匡胤只要将禁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禁军数目，据《历代名臣奏议》所载：“太祖即位初年，国家共有十二万，”而到开宝后期，就发展到三十八万了。这些禁军，平时大都拱卫在无险可守的首都汴京。可以想见，这支只顾消费、没有生产的职业化军人集团将给京城造成多大的压力，也就难怪宋太祖提出迁都之议了。
赵匡胤早年讨厌读书习文，专骛练功习武。可当他执掌政权后，却在全国上下，号召人们重文轻武：“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这固然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担心人们重武，会危及他的政权统治。宋太祖不仅以文臣主管州事，还用文官控制武将。对此，他曾说道：“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我现在选派能干儒臣派往天下各州，即使这些人全部贪污腐化，也没有一个武臣危险。”而问题的关键是北有虎视眈眈的契丹辽国，如果重文轻武成为一种风气与时尚，谁还愿意当兵打仗？军队哪来旺盛的斗志与强大的力量？
在军队的具体管理上，宋太祖的一些措施也弊端多多。
过去，禁军全部屯驻京师，自宋太祖将其改造为王朝的主力部队后，不得不采取“内外相制”的办法分地驻军。主要威胁来自契丹，他就将禁军约百分之六十六的兵力屯驻北方，百分之七驻扎南方，百分之二十七守卫京师。为了将军权完全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赵匡胤还创立了“更戍法”：除守卫殿前的诸班外，所有其他禁军都要按期轮换到某地戍守，将领自然也要不断调换。常常是某位将领刚刚调到某军，还没有达到官兵相熟的程度，很快就被调往别处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宋太祖的目的所在，就是防止将领动乱。要想叛变，必先结成党羽；党羽间必有一个相互熟悉、了解的过程，只有慢慢加深感情才能形成。而“更戍法”常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更不用说相互结党叛变了。于是，对那些握有几千里地盘、上十万军队的重镇将领，宋太祖只要发出一纸诏令，就可让他们立时变为孤孤单单的“光秆司令”。防范的目的是达到了，然而，由此而导致的不良后果却非常严重：将领不了解士兵才识，士兵不认识将军容颜，上下陌生，关系疏离，将帅的威信无从建立，士兵的长处得不到发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怎能指望一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军队常胜不败呢？
若论实力，辽朝远不如宋军。辽军总数不到三十万，能投入战场的不过十万而已。宋朝军队在宋太祖开宝年间约三十八万，宋太宗时扩充到六十六万，而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已达一百四十余万之多，是辽兵的几倍。辽兵虽以骑兵为主，迅疾骠悍，为宋军所不及，但就双方军队的实力而言，宋朝当超过契丹；更何况，宋朝的经济力量远比辽朝雄厚稳定，为何占有较强优势的大宋王朝却在对外作战中从未取得过一次象样的军事胜利？尽管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比如民心的向背、决策的正确与失误、战略战术是否得当、将领的临场指挥、军队的整体素质等，但我们仅从宋太祖的“更戍法”不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答案吗？宋太宗时，更是将赵匡胤的军事防范策略推到了极端：为防统帅专权，赵光义干脆取消将帅对部属的节制、处分权力。如此一来，上下级之间便失去了从属与统辖关系，统帅、将校、士兵各不相干，犹如一盘散沙。将帅没有威严，号令无法执行；士兵纪律涣散，难以统一指挥。这样的军队怎能与纪律严明、灵活性大、战斗力强的契丹铁骑争锋？也就难怪宋军每战必败了。
就拿后来发生的人所共知的诛杀名将岳飞来说，也是宋朝君主猜疑武将而结出的一个恶果。岳飞毫无疑问是宋朝最为伟大的军事统帅，他所率领的那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岳家军的确具有一股“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英雄气概。然而，他却受到了朝廷的牵制。若不是宋高宗的骨子里继承了先祖猜疑武将的基因，哪怕秦桧再谄言再诬陷，也不会发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事件。可怜一代令敌闻风丧胆的英杰忠臣，最后却落得个惨死于自己君王手下的悲剧。
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宋朝历代皇帝对武将的怀疑与防范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宋太宗赵光义就曾说过：“国家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外忧内患。外忧易于防范，而内患却来得突然，最令人担忧。帝王用心，对此不得不格外谨慎。”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之故，宋朝内部虽无大乱，对外却先后受制于辽、西夏、金，最后亡于元朝之手，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唯政治、军事、经济，即使有宋一代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之表现，我们似乎也可以在黄袍加身这一开国历史事件中找到内在根源。
陈桥兵变是一次成功的中国历史大阴谋，总是显得那么阴阳怪气、不明不白、不甚光彩。信念、仁义、忠诚等儒家正统观念在此丧失殆尽，也就使得整个宋朝弥漫着一股小人盛行、无耻下流的“毒雾”，一点一点蛀蚀着大宋江山。
而作为坐稳了江山的统治者来说，自然要拉出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法宝”--儒家理论治理国家。赵匡胤不仅尊孔重儒，即使对孔子后代，也十分看重。孔子的第四十四代孙孔宜没有考中进士，就给予格外照顾，不仅特定为进士，还将他封为曲阜主簿。历代儒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虚伪，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宋太祖的尊孔信儒，说到底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两重虚伪迭合在一起，便有了一出《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位看过这篇传奇的读者，都会对赵匡胤的故作姿态、不近人情产生某种反感。而这则故事，正是按照孔老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演绎而来。因此，儒教在宋代时期发展到朱熹、二程的吃人理学，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千里送京娘》这一故事中，就已清晰地现出了某种端倪。
黄袍加身是中华传统谋略的一次杰出典范，阴柔，是其内在本质。这一特性影响开来，有宋一代差不多被阴柔与谋略浸泡得面目全非。以宋太祖为滥觞，其弟宋太宗就弄了个“烛影斧声”；赵氏后人又将这种风格用于战争与外交，他们不敢与敌人硬拚，总是以谋略、和谈为主，战争为辅。对强大的契丹就不用说了，即使不怎么厉害的党项，采取的也是羁縻政策，结果使得党项不断坐大，建立了一个与宋对抗的西夏王朝，到头来自食其果、致祸后代。特别是宋高宗那样的短视、懦弱皇帝，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利害得失，就只知道求和，一味地求和，哪怕仅只一纸和平的空文，他也能感到一种虚幻的满足与安慰。
经由黄袍加身而坐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对谋反篡权的恐惧、忌讳与禁锢简直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在陈桥兵变前夕，他先用两日相争的天文现象制造舆论；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总是派员先行考察各国的地理情况，搜集地图资料。因此，宋太祖深知天文、地理对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就明确规定道：“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下令“禁止佛、道徒私下学习天文、地理”，将天文、地理列入禁止私学之内。如此一来，民族素质中那一点本来就十分弱小可怜的科学理性因素便给抹得一干二净了。
当我们循着宋朝的历史脉络慢慢打点、梳理时，它的性质、发展以及结局似乎早就蕴藏在黄袍加身这一重大的开国事件之中了。这似乎有点“宿命”的味道，但历史老人总是永恒地保持着它那既冷漠又热情、既偶然又必然、既深入又浅出的独特风格，将手中的橄榄果不断地抛给后人，任你咀嚼，让你咂摸，令你回味。
宋朝如一块令人怦然心动、馋涎欲滴的肥肉，引来了北方各强大民族的蚕食；它那无形的内耗又在不知不觉间掏空了坚固的根基。于是，积贫积弱的帝国再也无法承受蒙古铁蹄的践踏蹂躏，终于在轰然一声巨响中不堪重负地倒塌了，如云烟般消失在历史深处。
古老的汉族，在整体上第一次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
痛苦带来坚强，磨难产生成熟，血泪获得新生。中华民族在对异族的不断融化之中，胸怀变得更加博大，文明变得更加灿烂，版图变得更加辽阔。
从某种角度而言，宋朝的屈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宋代帝国那本质深处的某些痼疾却依然存在，总是不断促使着我们这些后来的继承者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