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40年代抗战，50年代建国，80年代新时期文学，90年代努力与世界接轨的文学，这期间的中国作家，无论故去的，还是存活的；无论着作等身的，还是中途搁笔的；无论声闻海外的，还是知名国内的；无论被人追捧的，还是反响寂寥的……一句话，都处于同一地平线上，有先后之分，无高低之别，彼此都差不太多的。你既不比别人大得邪乎，别人也不见得比你小得厉害。如同玉米，可能有金皇后，大马牙，或农大八五一品种的些微区别，然而在淀粉，蛋白质，矿物质的单位含量上，其实，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拿玉米来譬喻作家，有点儿失敬。若说起中国作家膨化自己的努力，又觉得很类似玉米花的际遇。在铁筒里加温加压，然后，砰地一声，便在文坛这条麻袋里迸裂开来。有的爆裂得大些，便是大作家；有的爆裂得一般，便是中不溜的不上也不下的作家；有的爆裂得不好，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爆裂，便是不走运的，始终卖不出自己，只好向隅而泣，或怨天尤人的无名之辈了。
于是，作家的名或不名，大或不大，作品的优劣，是次之又次之的考虑了。文坛本是一块名利场，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能不能膨化？敢不敢膨化？大家就更加赤裸裸地追名逐利，更加肆无忌惮地比赛着膨化。应该起到决定作用的作品，倒不起什么作用了。
作家的高低，作品的好坏，视其膨化的程度而定，虽然是笑话，但大家都奉为圭臬，按其行事，便是世纪更迭之际的文坛风景。然而，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是宇宙间的铁的定律。膨化食品，只是增加了大于原物体几倍，几十倍的空间，营养成分，不会随着体积的改变而改变。一粒爆成足球大小的玉米花，和一粒没有爆裂的玉米，是没有差别的。同样，一部作品的膨化，一位作家的膨化，不管扩张到多么多么的大，他还是他，作品该卖不出去，还是卖不出去。
我就听说过，一位膨化起来的大师，他的一部膨化起来的“经典”着作，新书从印刷厂出来，还散发浓浓的油墨香味，直接就送到造纸厂的化浆池，一车一车地倒了进去。这可不是天方夜谭，目睹者再三说，“向毛主席保证”，言之凿凿。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追求膨化呢？我想，利益驱使，名位诱惑，是最大的动因，而当前到了不择手段的竞争地步，则是当代作家过多造成的。
时下，中国作家不是一般的多，而是太多。任何物种，孳生过于泛滥，生物链就会出现危机，文学社会，也是要讲究生态平衡的。
回顾现代文学的从容，能够沉下心来写出些认真的作品，便令我们这些后来人为之神往了。也许由于当时文学中心，上海，北平，作家总数不是那么多的缘故，尽管有互不相容的是非，有各自标榜的派系，但终究由于从业者足以驰骋的天地不那么局促，遂也有了一份大度，不一定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决绝不可。
我记得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大约是上世纪40年代，在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现在回想起来，读过的，留有印象的，以及在爱好文学的同学之间经常谈论到的作家，不会超过三位数。那时的中学生，也有文学社之类的团契，出于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想到日本鬼子一进租界，肯定便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学和汉奸文学的天下。所以，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凡能搜罗得到的，无不辗转传阅，交流心得。因此，到图书馆里找寻《小说月报》、《新潮》、《现代评论》、《文学》、《创造》、《语丝》、《人间世》、《论语》，以及《东方杂志》等非文学性刊物，到福州路也就是四马路的书店和旧书摊，以及街头的租书铺，发掘如今被称之为现代作家的作品，便是社团成员的使命。尽管如此不遗余力地寻访，累计起来，这些作家的总人数，绝不会超过百位。
这个数字，连我自己也很怀疑。但是，据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的《中国现代作家着译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这部书的《续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现代作家的数量，恐怕只是当代作家的一个零头。这部根据北图现藏并补充其他图书馆的一些藏书编写而成的书，是一部权威性的着作。前书共收录阿英，艾青，艾芜，巴金，巴人，冰心，曹禺等五十位作家着，译编，校的图书近三千种，后书收一百二十八位作家着译三千四百种。看来，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间，充其量，也就只有区区百多位作家，是用不着恶性竞争，尤其不需要狂热地进行膨化。
从鲁迅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卷》来看，他负责收集编选的作家小说作品，是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的作家的作品，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说五十九篇。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的这套《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也是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是从1017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1926年十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全书共十册，作品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各一集。因我手头没有这套书，以鲁迅编的这一集为准，粗略统计一下的话，也足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总数在百位数上下，是不会大错的。如果加上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史料等其他各卷，也就二百人左右。
当代作家的数量，就实在惊人了，而当代作品的数量，就尤其惊人了。仅以年产长篇小说六百部至七百部的这个速度，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国，是不用怀疑的。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计，我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次统计，从建国开始到那时止，会员为三千人。二十多年以后，如今的会员已达六千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作家约为二百名，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为十二亿，作家约为五千名（因为有的会员不一定是作家，因此不计在内），这样，两相比较，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这个国家，人口增长三倍，而作家却增长了二十五倍。
这种缺乏科学，失之严谨的统计方式，肯定不为研究者所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足凭信的，只是一个姑妄听之的毛估框算，一个略具参考价值的坐标系数，如果，退一万步，作家与总人口的比例，就算是增加了十倍，十五倍，其竞争之严酷，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不得不逼得作家们削尖脑袋，或者打破脑袋去讨生活。若是想保住脑袋，那就得豁出脸皮，或者索性撕下脸皮，投身到毫不容情的竞争中去。譬如桌子上摆着一块蛋糕，你当然想吃，但你站在外围，你是绝对吃不上的，也许等人家吃完了以后，你再捡点残渣余滓。因此，首先，你得挤进围着这张桌子的座位上，这样，你可以分享到你的一块；其次，你若是挤掉你身旁座位上的人，你可以切得更大的一块。至于怎么样占住两张或三张凳子，这就要看你膨化膨化再膨化的能量了。因此，生命不止，写作不息，膨化也就要进行到底的。
1935年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了几句《编选感想》，文字不多，抄录于下：
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
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
大师所以被称做大师，第一，他的先知先觉，第二，他的话，也包括他的作品，不那么快就过时。鲁迅六十多年前说的这番话，至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他至今仍旧被人讨伐的原因。不过，在他笔下的，那个名叫“滥造”的孪生兄弟，这些年来，可有出息了。一个个，一位位，一尊尊，从作品，到人品，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已经进入全面的，彻底的膨化状态之中。若是先生还活着，我想如他儿子周海婴所回忆的那样，闭嘴，不做声，或者，爽性去坐牢，倒不失为求得一份安生的万全之策。
再见吧，文学的玉米花，祝你们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