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麦哲伦面临重大决策的关头。他有一个当时任何海员都不敢设想的大胆计划，此外，他还有信心——或者，他觉得是这样的。由于他掌握的特殊的资料，这一计划必然会使他达到目的。但如何实现代价如此昂贵而又如此危险的事业呢？他祖国的国王已不理睬他；他也不大可能指望熟识的葡萄牙船主的支持：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船只交托给失去宫廷恩宠的人。于是，只剩下一条道路：向西班牙求助。麦哲伦在那里，也只能在那里指望获得支持，只有在那个宫廷里他个人可能有点分量。因为他不仅随身带有里斯本的宝贵材料，还可向西班牙提出证据，说明他的主张在道义上的正确性，这对他设想的事业来说是同样重要的。他的伙伴法利罗计算出（这一计算同麦哲伦得到的情报一样不正确），“香料群岛”不在葡萄牙统治范围之内，而属于教皇划给西班牙的地区，因而它们是西班牙王国的财产，而不是葡萄牙王室的属地。一个无名的葡萄牙船长把世界上最富庶的岛屿和去那里的最近道路献给了查理五世皇帝。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西班牙宫廷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能指望得到成功的原因。在那里，也只能在那里，他可能实现伟大的事业，实现他一生的理想，虽然他知道，他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如果麦哲伦投靠西班牙，他将不得不像剥掉自己的皮那样，勾掉他高贵的葡萄牙名字麦哲利约什，葡萄牙国王立即会贬黜他，他在同胞们的心目中将成为遗臭万年的叛徒，叛逃分子。而事实上，麦哲伦自愿放弃葡萄牙国籍以及他出于绝望，转而为另一个大国服务一事——不能和同样率领外国君主的船队到海外探险的哥伦布、卡博特、卡达莫斯达或维斯普奇的行为等量齐观。因为麦哲伦不只离开了祖国，而且——我们不能对此避而不谈——还损害了他的祖国，他把已经为他的同胞侵占的“香料群岛”交给了本国国王最凶恶的对手。他的行动不仅胆大包天，而且还违背了爱国主义，他把海洋的秘密告诉了别的国家，而他是由于获得了进入里斯本的许可才掌握了这些秘密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意味着，麦哲伦——葡萄牙贵族和葡萄牙船队的前船长，犯下了不亚于今天的军官把总参谋部动员计划和秘密地图交给敌对邻国那样的重大罪行。只有一点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宽恕他的不光彩行动：他不像走私者那样怯懦和胆战心惊地越过国界，而是光明正大地投向敌人，他完全意识到等待着他的各种辱骂。
但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服从于另一种比一般义务更高的法律。对于负有使命进行伟大事业、完成发现或创造推动全人类前进的功绩的人，真正的祖国已不是他出生的国度，而是他的事业。他感到自己最终只对一个级别——他注定要完成的任务负责，因此，他宁可不顾国家的和暂时的利益，而决不违背特殊命运和特殊才干赋予他的内在义务。麦哲伦忠诚地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多年之后，在生命的半途上才认识了自己的天职。而因为他的祖国拒绝给他实现理想的可能，他只好把理想作为自己的祖国。他坚决地毁掉了自己一时的名声和公民的荣誉，把躯体溶化在自己的理想和不巧的功绩之中。
期待、忍耐和周密思考的阶段，对麦哲伦来说已经结束。1517年秋，他勇敢地把决定付之实施。暂时让不够勇敢的伙伴法利罗留在葡萄牙，麦哲伦自己则越过了生命中的鲁比肯河——西班牙边界。1517年10月20日，同他很久以来就形影不离的奴隶恩里克一起来到了塞维利亚。诚然，当时的塞维利亚不是西班牙新国王卡洛斯一世的所在地。我们把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统治者卡洛斯一世称为查理五世。这位18岁的国君刚从弗兰德尔来到桑坦德，正在前往瓦利阿多里德途中，11月中旬起，他打算在瓦利阿多里德建筑他的新宫殿。虽然如此，对麦哲伦来说，在塞维利亚度过等候西班牙国王的时间是最好不过了，因为塞维利亚港是通向新印度的门坎。大部分船只从瓜达尔基维尔海岸开往西方，这里万商云集，船长、经纪人和各种代理人摩肩接踵。于是，国王命令在塞维利亚建立了特别的贸易公司，著名的东印度公司或一些商会里保存着一切密报、地面要图以及商人和海员的笔记。国王在这个城市里建起了专门进行海外贸易的公司，来往海外的客商都汇集在这里。
印度公司既是商品交易所，又是船务经理处——最确切地说，可称之为海上贸易管理局问讯咨询处。这儿，在当局的监督下资助海洋探险队的实业家同希望率领这些深险队的船长们谈判签订协议。凡是想率领挂着西班牙国旗的船队从事新的探险的人都得首先设法取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和支持。
麦哲伦并不急于走这必不可少的一步，这足以证明他不同凡响的沉着和善于沉默、善于等待的天才。麦哲伦讨厌凭空幻想和朦胧含糊的乐观主义或徒鹜虚荣的自我陶醉，他总是准确地计算一切，是个心理学家和现实主义者。他预先权衡了自己的种种可能，认为条件还不够成熟。他知道，只有当别人的手为他按住门把手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大门才会对他敞开。麦哲伦本人——这里有谁知道他？至于他在东方海洋里航行过七年，在阿尔梅达阿尔布克尔克指挥下打过仗，在这个所有大小酒馆里都挤满退休的冒险家和亡命徒的城市里，在哥伦布、科尔特—雷阿尔和卡博特手下进行过航海的船长们还活着的城市里，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至于说他来自国王不愿安排他做事的葡萄牙，他是流亡者，严格地说，甚至是叛逃者，这也不能多少提高他的身价。不，东印度公司里的人，对这个来历不明、默默无闻的外国移民是不会给予信任的，因此，麦哲伦决定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根本不跨它的门槛。他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此刻他必须这么办。像一切推荐新计划的人一样，他首先必须找到关系和“保人”。在跟握有权力和金钱的人谈判之前，必须赢得有财有势者的支持。
显然，有远见的麦哲伦还在葡萄牙的时候，已经结识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不管怎么说，他在迪奥古·巴尔波查家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巴尔波查本人也曾经是葡萄牙公民，但他在西班牙做官，担任武器库长官的重要职务已有14年之久，他是圣地亚哥勋章的获得者，受到全城居民的尊敬，对刚刚来自葡萄牙的麦哲伦来说，他是个理想的保证人。根据某些资料判断，巴尔波查和麦哲伦是亲戚。但一开始就比任何亲属关系更能使他们接近的却是这样一个情况：迪奥古·巴尔波查在麦哲伦之前，曾在印度洋里航行过多年。他的儿子杜亚脱·巴尔波查，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对冒险的热衷，已经走遍了印度、波斯和马来亚的水域，并且还写过一本在当年颇得好评的书《O-livrodeDuarteBarbosa》。这三个人一见如故，成了朋友。因为如果在今天，战时在同一地区打过仗的殖民军官或殖民士兵之间，可以建立终生不渝的联系的话，那么在凶多吉少的航行和出生入死的危险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的二三十个海上服役的老兵自然会感到他们之间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巴尔波查客气地邀请麦哲伦住到他家里去。过不多久，巴尔波查的女儿巴尔巴拉也开始青睐37岁的坚毅和严肃的麦哲伦了。还没到年底，麦哲伦已称自己是武器库长官的女婿——这样他就在塞维利亚获得了地位和支持。他在葡萄牙失去了公民权，在西班牙又重新得到了它。从此，他不再被认为是脱离自己国家的外来人，而是塞维利亚的居民了。由于巴尔波查的友谊以及同巴尔波查将结成的亲戚关系，麦哲伦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又有妻子60万马拉维第的陪嫁的保障，现在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跨越东印度公司的门槛了。
他在那里进行的会谈以及受到的接待，没有留下任何可信的材料。我们不知道，同法利罗一起宣誓过保密的麦哲伦在多大程度上向这一委员会公开了自己的计划。人们大概只是与哥伦布进行粗略的类比，编造说，似乎委员会生硬地拒绝了他的计划，甚至还嘲笑了他的建议。只有一点是可信的，即东印度公司由于怕担风险，不愿意或不能够把钱投到默默无闻的外来人的事业上。职业家们一般总是用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一切不平凡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这一次也不是由权威机构的支持，而是避开它们和违反它们的意志实现的。
印度公司——最重要的机关——没有给麦哲伦协助，通向国王接待大厅的许多大门当中的第一扇，就没有为麦哲伦敞开。大概，对麦哲伦来说，那是个阴暗的日子。白白来到这里，白白被人引荐，白白提出了许多推论，表现了雄辩和激情（可能这是违反他内心的意志表现出来的），全都无济于事。麦哲伦的全部论据未能使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三个职业家相信他的方案。
但在战争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统帅认为败局已定，下令吹撤退号，准备撤离战场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使者，他令人愉快地宣布，敌人已经后退，逃离了战场，承认自己被击败了。这时，刹那间，只是一刹那间，绝望的黑暗深渊里天平的秤盘一下子升到了幸福的顶点。麦哲伦第一次经历了这样的时刻，当时他出乎意料地得知，他的方案对其中一个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尽管麦哲伦觉得这个人同他的伙伴一道阴郁和不赞成地听了他的陈述。胡安·德·阿朗达——东印度公司的经理很想在私下更详细一些了解这个非常有趣，据他看来大有前途的计划，所以他请麦哲伦同他联系。
兴高采烈的麦哲伦觉得这是天赐的恩惠，其实它仅仅具有尘世的内幕。胡安·德·阿朗达同当时所有的皇帝、国王、统帅和商人一样，既不关心地球研究，也不关心人类的幸福（不管我们写给青少年阅读的历史书描绘得多么动人）。不是崇高心灵的驱使，也不是无私的激情使阿朗达变成了这个计划的保护人。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实业家，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仅仅感到麦哲伦建议的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显然，不知名的葡萄牙船长身上有什么东西给这个饱经世故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论据的明确性，是他的自信和充满自尊的气度，还是他的溢于外表的内在信念，不管怎么说，可能是阿朗达凭借理智，也可能只是凭借本能，猜到了通过伟大计划获得巨额利润的可能性。他作为王室的官员正式拒绝了麦哲伦的建议，把它看作是无利可图的事。但这并不妨碍他以私人身份，“以个人的名义”（用商界的行话说）同他达成协议，资助他的事业，或者起码通过资助捞到一笔佣金。这种以王室官员的身份拒绝方案，又以私人身份偷偷协助其实现的做法，恐怕不能说是特别正直和得体的。不错，东印度公司后来对胡安·德·阿朗达为这一事业拨款的问题追究了法律责任。
然而，麦哲伦如果考虑道义方面的意见，那就太愚蠢了。此刻，他需要不加选择地利用一切手段，推进他设想的事业，也许是由于这一紧急情况，他超出了同鲁伊·法利罗的相互誓约，向胡安·德·阿朗达泄露了他俩共有的秘密。使麦哲伦高兴的是，阿朗达完全赞同他的计划。不言而喻，在用金钱和自己的影响支持不相识者干冒险事业之前，他会像处于他这种地位上的今天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商人一样，做一些必不可少的事：向葡萄牙了解麦哲伦和法利罗的可靠程度。阿朗达发出密函进行调查的人就是克里斯托费尔·德·亚罗，他曾经资助过去巴西南方的第一批探险队，对各种事情和人员持有极其广泛的资料。他的反应——又一个幸运的机缘——十分有利：麦哲伦是个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水手，而法利罗则是个杰出的宇宙志学家。这样，最后一块绊脚石排除了。从这一时刻起，东印度公司经理（他的意见在航海问题上对宫廷具有决定意义）着手安排麦哲伦的、同时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在麦哲伦和法利罗最初合伙的营业里，现在又有了第三个参加者。麦哲伦对三人社的基本投资就是他的实际经验，法利罗贡献的是理论知识，而胡安·德·阿朗达贡献的则是他的对外联络工作。自从麦哲伦的设想变成阿朗达自己事业的那一刻起，他便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他马上给卡斯蒂利亚的首相写了封长信，阐述了这一事业的重要性，推荐麦哲伦是个“能够为阁下效大劳”的人。然后，他同王室会议的个别成员接触，安排麦哲伦晋见国王。此外，热心的中间人不仅表示准备亲自陪同麦哲伦前往瓦利阿多里德，而且还借给他旅途费用。转瞬之间，风向变了，超过了麦哲伦平生的愿望。他在西班牙一个月内赢得的东西，比他在自己的祖国忘我服役十年期间获得的还要多。而现在，当国王的宫门已在他面前打开的时候，他写信给法利罗，要他不必多虑，赶快前来塞维利亚：一切都非常顺利。
似乎著名的占星家一定会欢呼他的朋友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一定会满怀感激之情把他紧紧拥抱在自己的怀里。但在麦哲伦的生活中——这种现象往后也总是这样有规律地交替出现——不存在没有暴风雨的日子。他，法利罗觉得，仅仅由于麦哲伦的成功的创议，他似乎已被挤到了次要地位。显然，这一点使这个头脑迟钝、肝火旺盛、容易激动的人大为恼怒。但是，当他得知，阿朗达把麦哲伦引进宫廷不是出于虚荣，而是以参与瓜分期待中的利润为条件之后，这个不通世故的占星家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