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法兰西共和国有着不解之缘。倘若将他的文学成就比作一股汹涌奔腾的洪流，那源头是拉丁美洲的苍茫大地、碧蓝天穹、座座高山和莽莽森林；洪流由涓涓溪水汇聚而成，然而，其中有一条小溪竟流自巴黎的塞纳河。
人们知道，青年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法国首都巴黎住了数年。他熟悉法国，法国人把他当作知己。
1995年，法国迎来了爱情的春天，人们喜上眉梢，在书店门口竞相购买封面为红底黄字的翻译小说《爱情与魔鬼》。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4年4月出版发行的这部小说，是继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又一部世界性畅销小说，由法国著名翻译家莫尔旺翻译出版。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法国出书，像在整个欧洲一样是件最大的文学盛事，因此所有评论家都立即给予关注，纷纷发表评论。
首先给予《爱情与魔鬼》足够重视的是法国较有影响的《世界报》。为了唤起读者的重视，该报在它的头版上登出了作者的照片、小说的简介、小说首发式的消息和音碟等；此外还发表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记。简讯和采访记都是《世界报》撰稿人福热尔写的。福热尔由于出版了《哈瓦那世纪之末》而在哥伦比亚颇有知名度。
在谈到《爱情与魔鬼》时，福热尔动情地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工作仿佛一种事业，旨在畅述光辉有缘的爱情，鞭打肆虐无度的爱情。”“从这一点来看，这部被译为法语的第十三部小说，像其他小说一样，值得给予高度热情的肯定。”
福热尔还提到近几年来在法国翻译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几部小说，即《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和《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等，都在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法国人都清楚地知道，福热尔对这位哥伦比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进行采访并录下音来是难得的，价值是很高的，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忙于写作，很少接待采访者。他能接待福热尔是对法国情有独钟，另眼相看。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热尔说：“成百个向我发出邀请或提出要求者都将得不到我的答复，而回绝他们也并非困难。”因为“有个惟一规定，我上午不接待任何人，我把午饭前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写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他尽一切可能不让自己成为荣誉的俘虏。每天早晨5点钟他就起床，润色作品。乘飞机外出例外，但在飞回时的飞机上也改稿，以便驱逐惊恐情绪。
他对福热尔说，对《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他在原稿上改8遍，在清样上改3遍，一共改11遍。就这样在送去出版时还不放心。
福热尔说，如今生活幸福、住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面向加勒比海住所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热尔动情地回顾他昔日住在巴黎，冻得发木，一贫如洗的情景。
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28岁的哥伦比亚记者，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并获过一次奖，但当时却游荡在巴黎街头，毫无目的和方向。
就是在这个前途渺茫的时刻，他在巴黎遇到两位各具特色的北美小说家。他将他们称为他的两位文学大师。
这两位文学大师，一位是威廉·福克纳；另外一位是曾从巴黎街角向他道别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我生活中仿佛发生过某件事，而且这件事总是萦绕我的一生。”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创作，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受过英国的乔伊斯、艾略特，法国的普鲁斯特、萨特和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等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影响。他侨居巴黎时，读了他们的大量作品，从中得到了某些启迪，尽管他后来摒弃了那些与拉丁美洲的现实格格不入的东西。
众所周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反帝斗士，反对美国以大欺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但是对美国的文学精华和对法国的文化遗产还是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也许这是他侨居巴黎，刻苦钻研的收获。他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福克纳是一位与我的心灵有着许多共感的作家，而海明威则是一位与我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
人们不会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侨居巴黎时，是在过着清苦的生活时遇上福克纳、海明威及其他欧美作家的，从他们那里汲取了某些东西，但是，他并不单纯沿袭欧美现代派的创作手法，而是结合本地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印第安文化，将上述创作手法加以丰富，形成魔幻现实主义。
尽管今天他住在风景如画的世界旅游名城卡塔赫纳，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侨居巴黎过着流亡生活时困难的经历迄今未忘。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拉丁美洲和欧美各国的很多杰出人士。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热尔说，今天，在卡塔赫纳可以遇到土著人、阿拉伯人、巴拿马运河的工人、中国人和他们的饭馆；他每天都和自己九十高龄的慈母在一起，与自己的夫人梅塞德斯在一起，但有时也不免回忆起年轻的时候流亡巴黎街头的情景
巴黎，这个举世闻名的文化名城，曾留下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少辛酸的昔日记忆：这里尽管有游人流连忘返的著名博物馆、美术馆、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凡尔赛宫和塞纳河但当时食不果腹、专心写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哪有闲暇去光顾？
现在，巴黎的读者正在阅读这位曾流亡在巴黎的哥伦比亚作家的作品，因为这位小说家的天才像魔术一样，能将一片纸，或一句日常的话，变成一个世界或一个异常的生命。与《百年孤独》开头写的当一个孩子看见冰块同时发现金刚钻的奇迹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不停地用通俗语言创作出语言精炼、结构严谨、颇具魅力的小说来。
与法国有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69年法兰西学院选出他的《百年孤独》为该年最佳外国作品；1991年他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勋章；1992年他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
从地图上来看，位于南美洲北端、加勒比海南岸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漂泊在加勒比海上的明珠古巴这三个美丽的拉丁美洲国家，仿佛是个以古巴为上角，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为两个下角的三角形。
早在1957年至1961年间，作为记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繁忙地穿梭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古巴之间，为报刊和通讯社撰写文章、消息，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被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派为驻欧洲记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6年离开法国首都巴黎回国。同年他与等他4年之久的姑娘梅塞德斯结婚。这位出身于药剂师之家的姑娘既漂亮又贤惠，自此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恩爱的贤内助。
婚后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便与爱妻梅塞德斯于1957年，离开内战阴影笼罩着的祖国来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他在这个地处热带、海拔1000米、气候温和、风光秀丽的南美名城担任《旁观者报》驻外记者。
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发表了短篇小说《伊莎贝尔在马孔多的观雨独白》和获波哥大文学艺术家联合会颁发的文学奖的《周末后的一天》，以及中篇小说《枯枝败叶》3部作品。这3篇小说构思新颖、想象奇特、情节跌宕，笔法多变，带着浓重的恍惚迷离的色彩，突破了哥伦比亚当时小说的平淡无奇的写法，给平静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爽洁之风，使读者为之振奋和鼓舞。
然而，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穷记者，既无名气，又无地位，所以当他的朋友赫尔曼把《枯枝败叶》寄给乌拉圭出版商出版时，发行量很少。更不幸的是，这位出版商接着又破产了，这部小说连同出版商的财产一同被没收了。
不管是前进的路上荆棘丛生，还是生活动荡不安，困难重重，都动摇不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决心与信心。于是，他更加热情地写，夜以继日地写，连午休时间也不放下手中的笔。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尤其善于学习他人，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比如，他在1982年和好友作家门多萨谈写作经验时，当谈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作家、政治家胡安·博什几十年前说的关于写作修养的那段话时，他仍记忆犹新。他说：“大约25年前，我在加拉加斯听过胡安·博什的讲话。他说，作家这个职业，要求他的技巧，他的构思才能，甚至细腻而又难以察觉的巧夺天工般的描述，在青年时代都应该完全掌握。我们作家是些鹦鹉，年纪大了，就学不会说话啦！”这段话也许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几十年过后他仍念念不忘。
经委内瑞拉总统批准，于1964年在委内瑞拉设立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在1971年的第二次评奖时，从讲西班牙语国家的146位小说家的165部小说中，经过认真筛选，最后选出近5年内的优秀作品《百年孤独》。当评委会将这笔奖金（100万玻利瓦）授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后，他却把这笔奖金转赠给了委内瑞拉的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当时他仍是位穷记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授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1959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记者的身份，由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革命刚刚胜利的古巴进行访问，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欢迎。同年，他被古巴官方通讯社拉美社聘任为驻波哥大特派记者。1960年任拉美社驻纽约分社副社长兼驻联合国记者。
此间，加西亚·马尔克斯穿梭于加拉加斯、古巴哈瓦那和哥伦比亚首都之间，在繁忙的报道中并没忘记文学创作。1958年，他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原稿寄给好友赫尔曼；赫尔曼认为小说写得很精彩，就四处奔走，张罗出版；有人要求作家付4万比索出这部书，可哪里有这笔钱？后来，赫尔曼把原稿交给了豪尔赫，他当时正在办一份文化杂志，就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立即引起文艺界的极大震动，但是杂志的发行量不大。直到1961年，赫尔曼才在麦德林使这部小说得以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写了9遍，是他最好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