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后，纽曼认为公司有了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可以将他们用于C—5A的军用发动机改成民用的CF6发动机，用在道格拉斯DC—10和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空中巴士A—300上，几年后又安装在最新型的波音747上，这样可以给航空公司一些选择发动机的余地，也给普拉特·惠特尼带来一点压力。
作为“深入现场”的一种途径，纽曼于1967年和1969年要求并经过原空军司令，后来成为战略空军司令的四星上将布鲁斯·霍洛威 （1942年他在中国时曾是他们战斗大队的大队长）的批准，在越南战场上度过了几个星期。他是打算从越南战场那高温、潮湿、风沙大的气候环境中，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军用发动机性能和维护的第一手资料。经过与他派在那里的32名技术代表交谈，又会见了空军、海军及陆战队飞行员及机械士，他了解到他们在后方应该怎样更好地干，怎样能更好地为他们在东南亚战士们提供有效的支援。纽曼参观了南方西贡附近的边防和空军基地，以及北方前线。在那里，他们的救护直升机从敌后将跳伞的美国飞行员搭救出来。他还在巡弋于东京湾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上度过了几天，考察在远洋上空飞行的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的维修工作。他在越南的那些日子里，乘坐的是直升机、双座战斗机或者亨利·长伯特·洛奇大使专机。
有一次，纽曼参观了在北方的海军陆战队救援特遣部队（所有陆战队使用的直升机，都清一色地配备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他乘飞机抵达时夜幕已经降临，就在指挥官的帐篷里过了一夜。由于经常有火箭袭击，他们每个人都穿着防弹背心。第二天，纽曼和这里的人一起吃早饭，这时他发现其中有一个灰白头发的陆战队员，是他们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代表。当纽曼问他到越南以及在这种暴露在炮火下的地方来了多久时，他回答到：“4年了。”纽曼向他表示抱歉，由于他们领导部门的疏忽，才未能有顾及到这一点，纽曼向他承诺把他立刻调回美国。可是这位技术代表则恳求道：“请不要这样。”他又半开玩笑地补充道，“这里很不错，再说我老婆真让我受不了……”一个当地的女孩专门为他做饭、洗衣服。
纽曼每次返回美国后，都去五角大楼向头儿们汇报情况，并反复地告诉他们，越南战争的发动机技术支援的经验，决不能运用到另一场战争中去，譬如，他们这边既没有受到轰炸，也没遭受扫射，因此飞机和发动机在地面很少遭到毁坏。他们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把发动机送到美国、日本及菲律宾去大修。在另外一场战争中，未必就是这样。
纽曼一回美国，就和自己的企划经理及技术维修手册的编辑人员坐在一起，向他们介绍他们这些重要文件所能发挥的作用。安静而又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写出的文件往往过于复杂，使在越南的美国大兵不容易看懂。
当纽曼第二次访问越南的行程接近尾声时，他收到了他最能干的秘书施莉·克拉克的电报“宫廷革命，速归”。他知道对这种严肃的事情，她是不会开玩笑的，于是马上从西贡起飞经东京、芝加哥直达波士顿。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在他离开美国去越南两天之后，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级领导人，以及他们分公司的每个董事，都分别收到了寄自辛辛那提的匿名信。有些信中有拼错了的字，大多数是打字的，也有手写的。每封信都是诬告纽曼在商业上有越轨行为。在调查是谁写这封信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防部的全力支持。有一天在夜晚从事调查时，一位从芝加哥请来的，打字机方面的专业侦探，查出了所用的三台打字机中的两台，也弄清了打字机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以及放在伊汶戴尔工厂的确实地点。施莉和纽曼那精明的法律顾问杰姆·塞克都是拼字游戏迷。利用他们的推理，揭开了这一悬案的谜底，他们和侦探把各种线索凑在一起，查明了作案人。基本的证据出自其中一封诬告信，这封打字的信纸曾被写信人做过垫纸，这些没有颜色的“字痕”，正是这个人以前写信内容的一部分。这样也就真相大白了，由于一些纯属私人间的问题，纽曼的一个助手的秘书，期盼让她的老板能取代纽曼的职位（他声称根本不了解她写信的过程），秘书马上就被裁掉了。而她的老板不久也就辞职了。
1968年，通用电气公司为了适应业务的增长，扩大机构，从5个分部增加到10个。他们的飞行推进装备分公司升格为飞机发动机集团（AEG），纽曼被提升为集团总裁，他的助手们也从分部级相应地提升为分公司级。这在头衔、职权和薪资收入上有了大变化，但他们集团的规模已扩展到世界各地，雇用的人员超过31000人。从销售额上看，由于民用发动机生产激增。他们集团的产值占全公司的20%。在美国和欧洲航空公司老朋友的宝贵支持下，美洲、联合、汉沙、瑞航、荷兰航空公司、法航、意航以及南美洲（巴西）的瓦瑞格航空公司、东方的泰国航空公司和日本的东亚国内航空公司，还有许许多多的航空公司，都明确地表示愿意选择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民用喷气发动机。
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维修网，为装有他们生产的高涵道比CF6喷气发动机的用户提供维修服务。与此同时，劳斯莱斯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签署了协议，成为它的Z—1011新飞机所用发动机的独家供应厂。纽曼很清楚，劳斯莱斯尚没有像通用电气公司或普拉特·惠特尼那样能制造高涵道比发动机的技术，为了急于赶上他们，劳斯莱斯在时间和金钱上做了过分的承诺。纽曼曾对他的董事会讲，他们的承诺太不可思议了。“如果劳斯莱斯能实现他们向洛克希德和其他航空公司的许诺，你们可以把我解雇。”
结果是，当纽曼在罗马的利那多·达·文西机场等飞机时，意航的总裁看到他，就马上跑过来，手里摇着黑字大标题的意大利报纸，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喊着“我的妈呀！”然后他激动地把报纸翻译过来：劳斯莱斯宣布破产！英国政府正考虑把达比的劳斯莱斯的飞机发动机工厂接收过来。纽曼百思不解的是，那些看来是阅历深厚的劳斯莱斯的客户竟会如此天真，他们轻信了劳斯莱斯的承诺。他们的判断显然是因为上了劳斯莱斯的“大名”的当，被达比机构发行的真皮封面的宣传品迷惑住了。
令人欣慰的是，五家最大的美国航空公司及几乎所有的欧洲航空公司，都选用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装于轻型的DC—10飞机上，而不是普拉特·惠特尼的，他们在美国和国际民航市场上的占有率因而大幅度地增长。至1987年止，在发动机，其中包括绝大多数法、德合制的欧洲空中巴士A—300、A310和A320，和相当数量的波音747和波音737，140家航空公司现在选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
数百万美元的商务合约谈判，并不都是在那些航空公司和飞机公司奢侈豪华的办公室里进行的。1973年8月纽曼就是在纽约市住宅区，波音公司总裁梯·威尔逊的小房间里，和他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君子协定。他的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纽曼只好坐在床上，他欢迎通用电气公司参加他的波音公司747的发动机选型竞争。由于国会取消了超音速运输机计划，他们公司有一些剩余能力。威尔逊同意给予大型喷气机买主有选用发动机的自由。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双方都恪守诺言。几个月后，波音和通用电气公司获得销售第一批配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波音747的合约，这批飞机在战争中将作为美国总统的空中指挥座机。紧接着就接到了欧洲主要航空公司购买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波音747的订单，这些公司对通用电气的售后服务很满意，对装在DC—10上的发动机使用性能也很满意。
在海外，德国是纽曼最愿意共事的国家之一，他们压倒了竞争对手，与汉沙航空公司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合约，这家威望很高的航空公司，在其技术领导人海尔蒂和阿布拉姆的合作下，淘汰了装有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为动力的“珍宝”机，更换成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最新型波音747。汉沙公司还为他的DC—10和A—300空中巴士选用了同样的发动机。由于汉沙公司的带头作用，世界上许多航空公司，不能像德航一样雇用很多事业技术人员为他们分析，也纷纷仿效汉沙的做法，选用了CF6发动机。
多年来，纽曼与英国运输部长们有过一些饶有趣味的接触。他们中的一位曾在伦敦对纽曼讲过，他将永远为英国政府经营的航空公司选用劳斯莱斯发动机，“即使是他们的发动机在技术上稍差一些”。他声称，这样对英国来说，维持在达比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劳斯莱斯工人的“就业支付”，比给他们“失业补贴”还划算。有意思的是三家拥有广体客机的英国包机飞机公司，由于不受英国政府的控制，可以自由选择发动机，结果都选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而不是劳斯莱斯的。
有两件事纽曼深感遗憾，他们那声称中立的政府，在选购飞机和发动机时，竟试图偏向于某家制造厂（起码有一次干预成功了）。当时他正巧坐在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的办公室里，这位总裁接到华盛顿一位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对他施加压力，迫使其购买A家的飞机。由于这家航空公司的总裁态度强硬，最后还是自己做主选用了B家装有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的飞机。另一件更令人厌恶的事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美国官员告诉纽曼的，他是在一次会议上得知的。在这次不在美国本土举行的会议上，美国总统（和陪同他的国务卿俩人都在场），购买A家装有劳斯莱斯发动机的飞机。一个月后，纽曼从一个独立的消息来源得到证实，确有其事。
随着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业务不断地向国际化迈进，他们给国外制造厂家也转让了几项发动机的制造技术（其中包括日本、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台北），并且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六个部的一致支持（这六个部中的任何一个部，都有权否决其中任何一项技术转移的协议）。甚至苏联和中国也想购买他们某些民用发动机的制造技术，但被美国政府否决。当然他们不能制止其他国家向苏联或中国出售由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备用发动机。从新西兰到希腊，从新加坡到巴黎，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6个修理厂，雇用了三百多名技术代表。1971年他们卷入了一场商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两个竞争对手劳斯莱斯和普拉特·惠特尼，试图与法国政府支持的发动机制造厂商施奈克玛结成合作伙伴，开发它第一个民用发动机。当时施奈克玛的总裁和总经理是雷尼·拉伏德，他原来是船舶设计师，并曾担任过法国陆军的总工程师。拉伏德是个富有魅力而又魁梧的战士，1944年诺曼底登陆日之后没多久，他在解决法国布莱斯特港口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勇敢、聪明而又热情的领导人了，他深受法国总统和内阁的敬重。他们首次会面就一见如故。通用电气公司被他正式选为法国发动机的合作伙伴。
他们同意用双方的努力来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他们也同意每方各负一半责任，共同开发设计、生产一种称为CFM 56型的新式中型高涵道比的喷气发动机，各自承担50%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采用通常51%与49%的分担方法），他们成立了一个称为CFM国际公司的小型管理公司，同时在法国和美国注册（美国人都在暗中感谢上帝，是上帝把法国人制造得这样聪明，他们都能和美国人用英文进行业务活动）。CFM 56这一新型发动机已经成为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已经交货和订购的就超过3 000台，在近几年内，亦将有好几千台陆续服役。
众所周知，法国工程师是具有独创性的，在CFM 56专案中，他们特别富有想象力，善于合作，工作卓有成效，而且小心谨慎。而拉伏德的那种高卢人的幽默更无与伦比。有一次，纽曼往巴黎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告知他们在一个谈判中获得成功，其中一句是“尽管使我们付出了一只手臂和大腿的代价”。当他想起来拉伏德是独臂时，已悔之不及了，虽使尽全力想追回那封电报，可惜晚矣！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回电：“与其失去脑袋，不如失去手臂，拉伏德。”
由于通用电气公司向以色列提供发动机的技术支援，遭到了阿拉伯联盟禁运委员会的正式威胁，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军事援助，而是因为他们向以色列提供了民用喷气飞机的发动机，飞机是在特拉维夫制造的，并销往世界各地。当时，他们的总裁弗雷德·巴赫指示纽曼与阿拉伯联盟禁运委员会的两名代表接触。他们在纽约的皮尔旅馆和纽曼见面，纽曼说：“如果你们想从通用电气公司买些什么，我们会高兴地售与你们，如果你们不想从我这里买，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此后，再也没有因为通用电气公司向以色列出售发动机而引起阿拉伯联盟的禁运了。
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使纽曼在德国上学时就长期盼望的再买一辆摩托车的愿望，有了实现的理由，于是他买了一辆大马力的BM W。可以说，这是纽曼一生中梦寐以求的事。当他第一天骑车上班时，被林恩厂的警卫挡在工厂门外，因为工厂早有规定，不准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但出自什么原因却无人知晓。警官没有从他的头盔里认出他来。后来才发现挡住不准进厂的竟是他。3小时以后，厂里出了一个正式通知，今后摩托车和自行车可以进入工厂了。
纽曼尽可能去找机会与各类职工、各级干部谈话，只要他在伊汶戴尔厂，他习惯到自助餐厅吃饭。有一天，一个工头排在他的前面，他便问他干什么工作，有什么理想。这个工头叫布德·伯纳，穿着一身蓝色工作外罩，他邀请纽曼在晚间巡视工厂时到他的厂房去。（有一天晚上，他真的去了，看到他的厂房特别整齐，井井有条）工头有些夸耀地说，他和他的工人可以用厂内其他部门所需要的一半时间生产任何零件。恰好纽曼那里急需生产几种J79发动机零件，他的“常规”人员估计，最快也得两周才能完成，他越过部门管理，直接问伯纳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6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