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调的营地生活又度过了几个星期，尽管波兰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奋战了三周后已经投降，但看来欧洲的战争状态将再持续几个月，在战争的前几个月里，德国的西部战线上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斗。当德国军队正忙着同波兰作战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军队放弃了袭击德国的机会。香港的英国人想腾出喇沙书院，让过了暑假回来的学生可以有地方学习。为此，拘留营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逐个审问他们的背景，为什么到香港来等等。几天后，营地关闭了，书院开学了，但他们并未自由。白天他们被限制在工作地点工作，晚上8点后回家，当面宣布，他们被禁止进入香港美丽的港区。每一个“准囚犯”发一个粉红色身份证，上边有照片和指印，并注明是“敌侨”。他们每星期五下午必须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到，此外，起码有一个英国人对该侨民的担保。怀特先生很高兴纽曼能再为他工作，并说服劳伦斯·凯都瑞爵士为纽曼担保，劳伦斯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是萨杜银行集团的金融家兼中国电力公司的老板，也是纽曼在远东汽车行的一名顾客。
纽曼担任了怀特的总技师，前任的总技师凌先生非常高兴纽曼接替他的职务。在纽曼被拘留以前，他在远东汽车行设置了工作台，使那些蹲在水泥地上干活的中国技师，可以在工作台前站着干活了，当他从拘留所回来时，他发现倒是没有人再蹲在地上干活了，却有人蹲在工作台上干活。体贴人的怀特先生又使他成为车行附近一个中等阶层的英国俱乐部的会员，这样，每天中午他可以吃上一顿热饭。远东汽车行成了他的家，不过他一直在担心，同销声匿迹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取得联系的企图，是否还能成功。
一天，怀特把纽曼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坐着一位英国军官。总督先生的英国戴姆乐牌汽车需要进行大修，特别是自动换档装置经常跳档，这种车近似劳斯莱斯汽车，整个香港只有这一辆。既然在香港从来没人修过戴姆乐车，“让那个德国人试试怎样？”太好了！纽曼自己亲手干这个活。他小心地拆卸了这个复杂的自动齿轮箱的每个零件，在一卷粗糙的英国卫生纸上，做下了每一步拆卸的记录，然后从伦敦订购了替换件，并由BO A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空运到这里，然后重新把零件全部装配起来。当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在修理间正常运转之后，他和送车来的那个英国少校一起坐在绑在车底盘上的橙黄色的大木箱子上（他还没有安装车身），把车开了起来，他们愉快地驾驶了3个小时，穿过城市，进入了围绕新界的山区。这位军官请他吃午饭，他们两个人饱餐了一顿。数星期后，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又问他是否愿意修他的皮尔飞机发动机。这个飞机发动机安放在他的游艇里，游艇拴在香港码头和船坞旁。接着，他又去办理允许他在那儿工作的许可手续。
1940年6月后，当纽曼正在盼望能再一次看到他最喜欢的港口时，一个英国士兵走进了他的工作间，递给他一封密封的信，他打开信，激动地看着：
“香港总督要求你马上返回喇沙书院，并且从今晚午夜开始，在48小时内离开这个英国管辖的殖民地，若违反，你将被送到印度锡兰新建的一个拘留营去，总督谨启。”
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还以为什么地方弄错了。他拿着信走进怀特的办公室，怀特打了几个电话后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他和任何人对这件事都爱莫能助，所有的德国人都必须离开香港。”
驱逐的理由很简单，在丹麦、荷兰和比利时迅速投降之后，德国军队势如破竹地攻破防线，法国也突然崩溃了。灾祸临头的英国从敦克尔克的撤退，损失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装备，总得找些人代为受过，对同盟国的崩溃似乎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在对同盟国领土上被称为“第五纵队”的德国公民，他们被怀疑在那些国家进行破坏通讯和运输的活动。只给他们两天时间离开香港，但英国却决定扣留他们的护照，伤害之外又加污辱，他们这些不想去锡兰而想方设法去其他国家的少数人，每天还得付5个港币给一位武装士兵。这些士兵被命令要跟他所看管的人寸步不离。
纽曼到过美国、瑞士、菲律宾、日本和葡萄牙领事馆，试图最后一次寻找他一年前应去那儿报到的中国机构，但没有用——他们真是销声匿迹了。他也没有收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回音，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一个没有护照的人，他试过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他们在远东有装配厂，但也未成功。中德的欧亚航空公司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就停止到香港的飞行。一年前，德国驻香港的领事官员也迁到澳门去了，剩下的只是泛美航空公司营运的中国航空（CN AC）公司，飞机是每天从香港到成都和重庆，然后到云南的昆明。
发配锡兰以前，在第二天（最后一天）下午4点，纽曼和他的英国卫兵到汇丰银行大楼，就在这里，他在电梯旁碰到了W·兰霍恩·邦德。邦德替他打了几个电话，就像怀特一样，他试了一处又一处，……一刻也不能耽误，他只能听到他这边的对话，“不行”，“那太晚了”……过了几分钟，这几分钟的宁静对他来说就好像几个小时一样，邦德忽然改变了语气，在电话里向对方说：“好，我将在晚上11点把他送到启德机场，谢谢。”他正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邦德转脸对他说：“我刚雇佣了你在CN AC工作，一般来说，我只能雇美国人，他们都是在指导中国人。你被允许无护照进入中国内陆，我将把你用飞机送到重庆然后再到昆明，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年前在这里没有找到的中国人接头。中国空军现在受一个前美国军官陈纳德上尉指导，你去找他，因为你一到昆明，CN AC将解雇你，我们航空公司没有工作给你。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你离开这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再见，祝你好运！”
奇迹发生了，正合时机，没有证明他也可以离开香港了！他傲慢地对他的卫兵（在这之前叫他在走廊里等着）说：“告诉你们当官的，不必再为纽曼费心了。”他们所该做的是在今晚11点以前把我送到启德机场。
在午夜前几分钟，纽曼又登机升空了。香港五彩缤纷的明亮的灯光
消失在他的身后，他到了中国内陆的上空。真是走运，他想……
2誉满昆明的修车技术
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他们在1000英尺的空中慢慢掠过大地。俯瞰大地，农夫戴着苦力帽子在稻田里耕作，泥深至膝。另一些农夫扶着犁在耕地，前面由黑色的大水牛拖着，速度慢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来。男人们脚踩或者用手摇着水车，把泥黄色的水从一块稻田送到另一块稻田。一排排的妇女，也戴着同样的尖顶笠帽，弯着腰在泥泞的稻田里插秧。这些个景象，在一千年以前就一定是这样子。
纽曼原以为在香港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生活”，但是拿来与他在中国成都上空低掠飞过时所看到的，和在那里地面上停留的几小时所见到的稍做比较，就感到差距之大，令人震惊。在重庆，泥屋顶上铺了一层间距一英尺的粗竹竿做保护（使日本人的炸弹还没有穿透屋顶时就爆炸）；在香港，到处是坚固的殖民地式的四层砖楼；在重庆，见到的是破烂不堪的人力车；在香港，是成百上千辆用鸡毛掸子掸得干干净净的车和出租车；在重庆，老百姓穿着中式服装；在香港，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们西装革履；在重庆，破旧的公共汽车没有保险杆，没有车灯，有时甚至连发动机的盖板都没有；在香港，红颜色的双层公共汽车和绿颜色的双层电车保养良好；在重庆，是乱七八糟一片泥泞的穷街陋巷；在香港，整齐的街道上划着白色的中心线。整个中国大陆都和纽曼刚才几小时中在重庆所见到的一个样子吗？他问自己。什么鬼使神差让他到了这里？
他们在重庆机场提早吃了午饭。机场坐落在黄褐色的长江中一个狭长的小岛上，他们的飞机在那里停了几小时。在东方过了一年日子后，纽曼终于第一次吃到了地道的中国饭（在香港他只吃西餐），这也是他第一次用一双不听话的筷子进行认真的较量。从现在起他就要完全以传统的方式，品尝云南、广东和中国北方菜的风味了。不管你点几样菜，包括最后上的米饭和汤，你通通都是用一个小碗食用，每个客人用一只。一位和气的中国女乘客为他做了如何正确使用那双可扭来扭去的骨头筷子的示范，她教他如何从餐桌中的碗里，把鸡片、眼睛呆滞的鸭头、猪肉片和中国蔬菜夹到自己的碗里来，她为他表演应该如何吃米饭——把碗放在下嘴唇，然后用筷子把米饭扒到张开的嘴里去。如果不谈优雅，这办法倒是挺有效的。
从潮湿、闷热的重庆起飞以后，他们乘坐的双发动机道格拉斯DC—2飞机的座舱里很快就凉爽了下来。他们穿过一层厚厚的距地面1000英尺漂浮在空中的黄色尘土层，这尘土层是头一天夜里日本人轰炸重庆时造成的。飞机的机长原是美国海军飞行员，他的副驾驶是个中国人，飞机爬升到12000英尺高度后，便转向西南方向，朝云南飞去，在阴暗的云中颠簸了4个小时之后，飞机穿过云层，降低了高度，飞过起伏的棕红色坡地，坡地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是干的，有的有水，地的四周环绕着窄窄的绿色的小路。山坡上开出来的一块块稻田，尽量地利用了它在等高线上的每一平方英尺的平地，让人很难意识到，下面的这个宁静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已经多年了，而且是在与一个强敌抗争。日本人为了各种实际的目的要使中国与外界隔绝，只有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的丛林边境和与英属缅甸连接的山区边界还没有被切断。
他们在昆明着陆前掠过一个平静的湖面，飞机在草地跑道上滑行了一段以后停了下来，中国空军司令部就在机场旁边的一个松树林里。昨天下午，在香港兰霍恩·邦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曾催促他到昆明后去找中国空军的总顾问，退役的美国空军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谈谈。但现在他总觉得这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刚刚跨出DC—2飞机，纽曼就喜欢上了海拔6000英尺的昆明。傍晚的空气，凉爽而干燥，一条通向某地的道路两旁，耸立着两排高大白杨树——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在离他们飞机几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个用木头搭成的飞机维修棚，上面有中文、英文和德文标志。附近停着一架大的装着三具发动机的德国“容克”J—52型飞机，机身的两侧在红白底色上涂着“EURASIA”（欧亚）字样和一个巨大的黑色“X”字，这种飞机与德国空军在欧洲大战中当做兵员运输机的飞机一样。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昆明是第二大城市，它是云南省的省会，坐落在这个多山国家的最西南的角落里。据估计，昆明的人口为15万，包括长期居民、逃难的难民和从北面山上搬下来的部落。
他们坐着嘎嘎作响的破汽车，顺着5英里长的路，一路向前颠簸，从机场穿过昆明市中心到达法国的“都拉”旅馆，所有过往的外国人都住这里。街上，每一个人都穿着灰色或黑色中式服装，或是绿色的军装。苦力在石子路上拉人力车，推两轮车，或是肩上挑着一根颤悠悠的扁担，一头挂着一只箩筐。他们身穿短裤，脚穿草鞋，头上戴着锥形的“苦力帽”，脖子上围一条擦汗用的旧毛巾。纽曼看到两个苦力用扁担抬着猪，一前一后往前走，猪的四只蹄子用绳子绑着，朝上挂在扁担上，头朝下，猪不停地尖叫着。行人在人行道和马路当中慢吞吞地走着，只有偶尔一辆开得很慢的汽车按着喇叭时，他们才吓得往两旁闪开。这些小汽车属于政府要员、银行老板或在昆明的八个领事馆的官员，或者属于另外少数几个住在城墙外边的外国人。
除了两座15层高的优美的古塔外，林荫路两旁的木房和泥屋。没有一座高度超过两层。沿昆明主要大街的两旁有饭馆、一家电影院（上演带有中文字幕的法国老片子）和卖土布、草鞋、蔬菜、大米的商店。所有的商店和饭馆都朝着大街敞着，没有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或窗户，小窗户上糊着白纸，所有的标志和广告只写中文，云南受法国的影响很深，主要的外国语是法语，警察也戴着法国兵的头盔，穿着黑色的制服和灰色网球鞋站在主要十字路口的水泥岗台上指挥车辆，他们在偶尔有一辆汽车开过来时，把行人和牲口赶到路边上去。法国的影响主要产生于“米歇林”一条窄规格的单轨铁路，从印度支那（现越南）的河内到中国境内的终点站昆明之间，沿着山脚蜿蜒向上。这条铁路是75年前勇敢的法国工程师为了连接这两座城市而修建的，从东京湾的海平面一直到海拔6000英尺高的昆明。自从英国人屈服于日本人的要求，停止通过香港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来，中国所获得的全部军事物质都是经过这里运来的，英国政府的牺牲品之一就是中国西南运输公司（纽曼的所谓雇主），这家公司就在1939年纽曼到香港的前几天，被迫从香港销声匿迹了。
纽曼在“都拉”旅馆费劲地用筷子吃第一顿饭时，坐在一位德国外交人员旁边，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看法。德国既继续支持日本，又支持中国。对中国是提供顾问，并通过俄国和横跨西伯利亚的快车提供武器；对日本则通过经常来往于布利斯特（德国潜艇基地）和横滨之间的德国和日本潜艇，获得尖端武器的最新资料和图纸。尽管有官方的轴心国（德、意、日）盟约，这位外交人员表示德国还是非常倾向蒋委员长的。他还举例说明，蒋的一个儿子不是刚从波茨坦的德国“西点军校”毕业吗？日本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成员之一，而且占领了德国在华的殖民地天津和青岛吗？用德语教学的中国同济大学虽然由于日本的推进而两次向后方转移，却继续在中国后方，另外欧亚航空公司的首席驾驶员赫鲁兹驾驶的标志鲜明的德国运输机，在上个月被一驾日本战斗机狠狠地开火乱打了一通。显而易见，德国有充足的理由要帮助中国。
这个外交人员向纽曼解释说，中国，现有十几个省的省长自行收税，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并制订自己的法律，蒋委员长要把这许多省的势力组成一支国家的军队，并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是不容易的。按这位外交人员的看法，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同中国共产党正在合作，努力阻挡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还没有受中国共产党太多的影响。他还说，另一个中国的傀儡政府——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统治着“占领区”和它的4亿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