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南门外，马文瑞看见一个领头的农民，笑着朝自己挥了挥手。他定睛一看，竟是中共南区区委负责人崔田夫。崔田夫头上挽了一条新羊肚子毛巾，肩上背着一条黑毛口袋，威风凛凛地手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老镬，带领南区的几百农民，浩浩荡荡一路走来。在这样的时候，见到崔田夫，马文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觉得信心倍增，浑身上下顿时充满了力量。他从人群里挤到田夫跟前，低声问：“来了？”“嗯！”“当紧是把城门打开！”“解开了！”崔田夫说着，转回身把手中的镬头举起来，一声高喊：“走，打城门！”人群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朝城门洞涌去。“打城门！”“打城门！”人群呐喊着，蜂拥上去。镶满铁钉铁条的厚重威严的城门，开始在人们的猛冲下，咯吱咯吱地呻吟起来。这声音如同是一种希望的召唤，人们的劲头儿更大，呼声更高。只听呼啦一声巨响，南城门终于被冲开。愤怒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去。
驻守城内的敌营长张建南一见这排山倒海的阵势，惊恐万状，立即命令朝天放枪，企图阻止农民进城。然而暴发了的山洪一般的人群哪里遏止得住，那可怜巴巴的枪声，完全被人们的怒吼声淹没了。四面城门很快全被打开，人流立即聚满了街巷。在十字街口会合后，直奔国民党县政府而去。震天撼地的声势，使整个绥德城都在颤抖。
“走，找县长！”“走，找县长！”人们高喊着。“县长”，在平头百姓的心目中可就是当地的“阎王爷”，平日农民们躲都来不及，今日却要走上门去找他，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情呀！难怪人们那样自豪那样兴奋。
“走，找县长！”“走，找县长！”人们相互照应着、呼喊着，重复着不晓得哪个人随口喊出的这个简短明了、又使他们最感自豪而扬眉吐气的口号，就像是一群同自己心目中最凶恶的野兽搏斗的勇士，情不自禁地发出既是给自己壮胆、又是互相鼓舞的呐喊。这句口号，是那么浅显明白，又简短有力，像擂响的战鼓，像冲锋的号角，激荡起战斗的声威，鼓舞着每个人的斗志。
人群中，马文瑞和崔田夫并肩走在一起。这一回，说真的不是他们领着众人前进，而是众人汇成的声浪和人潮推动着他们一道前进。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兴奋得满脸通红。共产党人在疾风暴雨般的群众斗争屮，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也无法抗拒的令人深受鼓舞的力量。厚重的城门和真枪实弹的官兵抵挡不住它，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网罗抵挡不住它。当它一经被发动起来，就什么力量也休想与之抗衡。
文瑞觉得自己周身的热血在沸腾，觉得自己同这些浑身散发着土腥味的农民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勇敢而坚定起来。他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人只有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被锻炼得更加纯洁、坚强。
怒吼声在雕山与二郎山之间回荡着，古老的绥德城在抖颤。城里的有钱人和驻军如临大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周发源，在群众斗争来临时竟害怕起来。他不是怕井岳秀的大兵开枪镇压农民，也不是担心马文瑞他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在斗争中暴露身分有被捕的危险，而是害怕失去理智的农民抢他的商店。一听城门方向响枪，他就慌忙带着伙计把店门关闭起来，然后便躲在套间里惊恐不安地吸着水烟。
最惊慌失措的人是反动县长。前次几百农民抬着龙王楼子闯进县大堂，他还惊恐未定，此次又来了几千人，听说个个手中还拿着凶器，这可怎么得了！农民一打城门，他立即慌得六神无主。驻军头目面对造反的农民，也是束手无策。县长赶忙召集城里的财主士绅商议对策。不料财主士绅们，个个吓得变脸失色。大财主安景荣吓得浑身发抖，连话也说不完全，哪里还能拿出什么好主意。这时传来消息说饥民进城后，直奔县府而来。这一群平日最讲体面的家伙，此刻也顾不得面子，吓得翻过县府的后墙，抱头鼠窜。
人群拥进县府。饥民们发现县长跑了，只丢下一个空空荡荡的县衙。人们立即掉转锋芒，冲向城隍庙湾的大财主安景荣家。人们冲进那两旁踞着咧嘴石狮子的阎罗殿一样的黑漆大门。黑压压的人群一下子把方圆数百里有名的安大财主的大宅院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那雕梁画栋的高大建筑，许多农民是见也不曾见过的。那种富贵的威严，使人们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斗争的呼声顿时低落卜来。陡然安静下来的院子里，只听得到人们的咳嗽和喘息。突然有一个粗壮而洪亮的声音高喊道：“安景荣出来听话！”崔田夫挥动着手里的老镬喊了好几遍，也没有人答应。人群再次被激怒了。
“安景荣，出来听老爷爷说话！”还是没有回音。愤怒的人群一下动起来了。有人破门而入，冲进上窑，冲进厢房，冲进里院，冲进后院，四处找遍，也不见一个人。有人气得连鞋跳上财主家铺着栽毛毡的炕上连滚带跳地日踏。也有人劝说道：“快不要胡来，咱们不要忘了传单上的斗争纪律。”滚跳的人也就收敛了。大灾之年，财主早有防备，人们搜遍了安家，也没有找出多少粮食。这一回，饥民更加激愤。许多人是天不亮就出发了，肚子早饿得前心贴了后背。怎么办呢？马文瑞正要召集人商量对策，突然有人喊道：“你们照见了没，天不下雨，都是那蛋粉厂的黑烟筒给熏得来！”人们一听，立即响应。
“走，打鸡蛋厂，吃蛋粉走！”顿时，聚在安家宅院里外的人群，开始向外涌动。这场斗争的发展，不断地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马文瑞寻思着，事先没派人把县长和安景荣监视起来，看来是个失误。眼下群众又自发着要去打鸡蛋厂，其势既起，也不好阻拦，只能因势利导了。他这么想着，早被人群推动着，朝鸡蛋厂的方向移动。
这家蛋粉加工厂，是一个山西资本家开的。以很低的价格把四乡农民的鸡蛋收来，加工成蛋粉，再高价卖到天津，作为工业原料和食品添加料。厂里有百八十个手工工人，其中有许多童工，劳动强度很大，工资低得可怜。蛋厂的高烟筒整天浓烟滚滚，搞得城里一年四季乌烟瘴气。
人群涌动着，增加了不少绥德城的市民。有人说鸡蛋厂敬的是火神，他们的大烟筒熏得天不下雨！”饥民们听信了这话。加之县长跑狗财主也躲了起来，人们便把仇恨集中到资本家开办的这座鸡蛋厂。人们撞开厂门，冲进车间。突然有人高喊：“嘿，这鸡蛋炒面可好吃哩。”饥饿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抓起干蛋粉，拼命往嘴里塞。那个赊油糕吃的大个子农民，双手捧着蛋粉吃得更是起劲。车间里，异样地安静下来，只听见嘿哧嘿哧的声音从人们的嘴里发出来。文瑞看到这种情形，焦急地跳上一台机器，高声喊道：“蛋粉不敢多吃，操心吃出毛病来！可以装些回家涮糊糊喝。”多数人听了他的话，开始改往口袋里装蛋粉。
饥民们出了鸡蛋粉厂，斗志仍很旺盛，又返回县政府闹哄着不散。
绥德守备营长张建南，眼巴巴瞅着四五千农民打开城门冲进来闹事，却毫无办法。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勇不可挡的阵势。见农民打了鸡蛋厂还不散伙，他便偷偷派人同躲在城外的县长商量对策。县长一听农民闹哄了一天还不罢休，只好让步，答应拿出一笔钱发给进城的饥民。条件是，拿了钱，必须马上回家。马文瑞等人得知这个消息，知道这是敌人的安抚手段，目的并不是为了救济灾民。这不利于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马文瑞立即把各区负责人召集起来在南关二郎山开会商议对策。
情况紧急，马文瑞开门见山说：“咱们斗争经验不足，让县长和安景荣溜了。四五千人大闹绥德城，冲了县衙大堂，抄了安大财主的家，打了鸡蛋厂，大家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绥师团委书记李光白说：“按照咱们预先计划，要把农民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崔田夫听得躁了，说：“你说得老美气，饥民们空着肚子，吼喊闹腾了一天，早饿得撑不定了，再这么闹上一夜，敌人不镇压，恐怕各自也要散伙。”“依我看，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发放救济款，是不是……”胡永华说到这里，犹豫着停下来，看着每个人的脸。
这时，一直认真听大家发表意见的马文瑞说：“党内文件是要求我们在适当时候把农民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我理解，这适当时候，一要看农民觉悟程度，二要看实际情况是否允许。眼下，灾荒严重，农民的当务之急是要饭吃，求生存，他们的脑子里并不渴望马上推翻反动政府。我们组织的这次斗争，虽然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处处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意味。农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使统治者看到了民众的力量，而且逼得他们不得不正视和屈服于这种力量。敌人被迫答应发放救济款，说明我们的斗争已经有了结果。这时候，假若在群众还不觉悟的情况下，硬是要群众空着肚子搞所谓政治斗争，那是不现实的。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失败，反倒会挫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马文瑞说得有道理，就按他的意见办。”文瑞话刚落点，崔田夫紧接着说。“咱革命就像种庄稼，不要刚下种就想收。只要种上了，耕耘耙耱，锄草追肥，咱慢慢价来嘛。”崔田夫一席话，缓和了会上的紧张气氛。大家一致赞同马文瑞的意见，决定同意接受县政府发放的灾民救济款。
张建南得到答复，立即派人在城南搭了个台子，通知饥民前去领款。他站在台子上冠冕堂皇讲了一通安抚人心的话，诸如“政府关怀灾民疾苦”云云。然后开始发钱，饥民们不分男女长幼，挨个儿每人一块银元。大约四五千人，数额也就很不少了。饥民们领了钱，心里很满意。自古都是官府、官兵从老百姓口袋里往外掏钱，哪里见过他们往老百姓手里放钱。经过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果实。饥民们手中握着那一块银元，心里乐滋滋的。他们抬头挺胸走在绥德城的石板街上。其中一个年轻人说：“看来官府也是属核桃的，要砸着吃哩！”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说：“可不是，狗眼看人低，不给那巫点厉害，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四乡的农民，在夕照晚霞里扬眉吐气地出了绥德城。他们惊奇地看见城门洞站岗的哨兵，个个低头顺眼，全失了往日那种凶神恶煞的威风。
绥德党团组织发动大规模饥民斗争，像晴空里的一声霹雳，震撼了陕北大地。各地斗争的烈火纷纷燃烧起来。横山数千农民围城抗税；清涧数千农民成群结队进城向县长交农具；延川数千农民冲进县府拒交“皇粮”；安塞数千饥民冲进县府向县长要饭吃；葭县几十村农民分粮吃大户；米脂东区农民组成声势浩大的“要吃会”、“请愿团”……一时间，大革命失败后沉寂下来的陕北，又开始红火起来。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焰，开始对抗着白色恐怖的阴霾。
大理河，是一条苦涩的河。它的源头连接着鄂尔多斯高原。高原上有许多盐碱滩。阴雨季节里，河水夹带着大量的盐碱流泄到东部的陕北高原腹地。大水过后，河滩上便留下白花花一层盐霜。于是大理河川兴起了扫土熬盐的行业。不知道由哪朝哪代开始，盐工们从农民中间分离了出来。他们从此祖祖辈辈主要靠熬盐为生。同时也就出现了“盐局”、“盐柜”、“盐主”、“盐霸”这样一些寄生在盐工身上吸血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它们像大大小小的石头，沉重地压在盐工们的头上。同专门种地的农民兄弟比较起来，他们受着地主和资本家双重的剥削压迫，生活更加困苦。
同盐工的悲苦境况相差无几的，是终年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受苦的掏炭工人。在那原始的土办法开采的小煤窑里，人只能匍匐着爬进爬出，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窑工点着油灯在里面掏煤，高低不足两尺的工作面上，却充斥着渗水和死气（瓦斯）。煤挖空了，石顶随时都可能垮下来。
窑工们自己说：“咱干这营生，是两疙瘩石头，夹一疙瘩肉，说得再难听些，就是埋了没死。”窑工冒死挖出的煤，多半归窑主。
绥德饥民斗争之后，马文瑞被调派绥德西区帮助工作。他开始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盐工和窑工中间，这些人是经济落后的陕北的工人阶级。
他一连许多日子，深入到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们中间，宣传革命，发展党团员，秘密组建党团组织。
天凉了。萧萧秋风荡起一个老盐工悲凄的歌谣，伴随着苦涩的大理河水，飘得很远，很远。马文瑞正是迎着这悲凄的歌谣来到绥德西区三皇峁一带的十里盐湾。
熬盐你个难，熬盐你个难，咱们一年哟四季守盐滩；秋冬喝的西北风，春夏又把风沙咽；唉哟，碗里是甜汤，身上破衣衫……
唱歌的人，是一个徇偻着腰、穿一件汗渍斑斑破粗布褂子的老人。他的脸被大理河川的干风毒日头操磨得黑焦泛黄，皱纹密布。他的头发和胡子白花花的像沾了一层盐霜。半后晌的太阳照耀着他。老人开始蹴在窝棚门口的小泥炉前烧火做饭。他烧的是由河畔上拔来的湿沙蓬，灶火里只见烟气，不见火苗子。他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艰难的生活，毫不在乎地一边唱着歌谣，一边巧妙地用一根小木棍挑着柴草。紫红的火苗，慢慢由柴隙间跳了起来。他的凄婉的歌声里开始有了一点欢快的韵味。看得出，他是一个性情乐观而开朗的老人。他的歌中所诉说的苦难，就好比他烟锅里燃着的枯树叶子，只是一种苦涩的回味。
他偶然抬起头，看见一个精精干干的年轻后生站在自己面前，便冷漠地问：“该又是过路的，看稀罕吧？”马文瑞笑着说大叔，这回你猜错了。我是来和咱们盐工交朋友哩。”“交朋友？唉，跟我们穷盐工有什么好交的。你没看人家但凡来的，都是找掌柜，和咱们交往没什么好处。”“这你老就没说对，没有你们穷盐工，哪有掌柜的富光景？”老人听了，吃惊地抬起头，上下打量着这个俊颜颜的年轻后生，心想他虽说穿着老百姓的衣衫，说出话来可非同一般，便问：“你该不是绥德四师的学生？”文瑞说：“反正咱们是一道川里的人。能问你老尊姓大名？”“唉唉……”老人幽默地苦笑了一声说：“我叫郭福财，我大给我起的这个官名倒老泰气，就是临老了，还是个穷光蛋、受罪鬼。”“你老各自做饭，老伴儿呢？”“唉，早死了。生我那小子那年，大理河半夜涨大水，草棚子叫水淹了，得了产后风……”文瑞见老人低头难过，不好再问什么。见不远处一个后生光着身子在河滩上刮盐土，便问：“那刮盐土的后生，是你老的儿子吧？”“对，就是。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穷得问不下婆姨。”“这十里盐滩上，有多少熬盐伙计？”“不少，老小两千人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