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游击队转移到延安蟠龙附近贯家屯稍加休整后，经十里长岭南下到金堂，渡过洛河，穿过白沙川、瓦子川、平正川，抵达葫芦河川，再西进到保安顺宁川与张廷芝部在野鸡岔、红柳沟连打两仗，击溃敌人。于旧历九月下旬，到达甘肃合水、肀池、南梁一带。这一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是纵贯陕甘交界的大山脉，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便于游击队隐蔽活动。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进入南梁一带，当地反动民团闻风而逃。游击队发动群众，斗地主分财产，深受群众拥护，终于站稳了脚跟。游击队在深山密林中，开辟了陕甘边地区红色游击区。1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步骑三百余人，南下南梁堡，和刘志丹相遇。战友相逢，喜不自禁，大队长阎红彦将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刘志丹。这支革命武装，后来和刘志丹联络的民间武装会合，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和阎红彦率领下，驰骋陕甘边，威震西北诸省。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冬季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从此，西北地区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主力部队。
早春的日子，一个人坐在高山峁上，注视着眼前的沟壑梁峁。起初，他还觉得枯黄的颜色，即那种冬季的严寒造成的色调，依然主宰着一切。
他仔细观察脚下的土地和远处向阳的山坡，这才发现白蒿、荠菜、蒲公英和苦菜已经悄悄地吐露出翠绿色的芽儿。山桃树和野杏树泛着青绿的枝头上，也都结了许多红茸茸的花苞，只是人们还不易留心它们的出现。用不了几天，花儿就要开了。到那时，在柔和的春风里、和暖的阳光下，漫山了。山间耕地拦羊的农民心情会格外快活。平日沉驮不语的人们，会高唱起令老年人狂气的“信天游”，吼着令年轻的女子听了脸红心跳的山曲儿，忘记穷光景的磨难和苦愁，也吐出了一冬天蜷缩在窑洞里的霉气、朽气。但眼下，坐在山峁上的这个人，眼望着预示着美好未来的一切，并不感到轻松愉快。他显然像行了远路的人，两腿的后裤脚净是尘土，汗珠挂在脸颊上，嘴唇干裂着，显出很疲劳的神情。偶尔在山路上碰见人，人家一眼便能认出他是这一带城镇上大商号下乡讨账的伙计。头戴黑缎子瓜皮小帽，穿着黑棉妖裤，脚登黑牛鼻梁圆口布鞋，裤脚上扎着腿带。左肩膀上搭着的褡裢，靠前一面用毛笔写着“白记”二字，表明是白姓人家开的字号里的伙计。乡间人见多了这样的讨账伙计，因而也不稀罕。走到村门哨卡，团丁、官兵也不过于刁难。眼下坐在山峁上的这个“讨账伙计”模样的人，显然是刚由下面的延河川里爬上山来的。他背靠一株孤立山峁的杜梨树干，茫然若失地回望着自己刚才走过的方向。他刚刚攀援过来的那条黄土小路，像一条细细的麻绳，弯弯曲曲地一直垂到山下边去了。延河川对面的沟岔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仅有几户人家。每孔土窑的院子里，垛码着黑压压的梢柴，这标志着主人的勤劳。眼下已近晌午，村里并不见一个人走动，唯见窑烟筒里开始飘出淡青色的坎烟，说明窑里有人。那是他刚刚经过的一个村子。他已经一个人在这一带山中转悠了十几天，记不清经过了多少这样的村庄。他也到较大的村子和城镇里去过，想了许多办法，也没有找到他急于要找的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一路上，他心中总是念叨着这么一句话。渐渐地，他感到有些失望，看来这些日子的辛苦是白下了。他把双手由膝盖上放下来，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酸的脖颈，随即把鞋脱下来，磕打着里面的泥土，这才发现，鞋底儿上磨出了窟窿。他觉得很可惜。这双鞋，还是离开任家砭时，任志贞的母亲做好了给他穿上的。这么结实的鞋，没穿到一个月，就磨穿了底，可想这些日子跑了多远的路。常常是太阳落山了，他还一个人饿着肚子在山路上匆匆穿行。他不知道晚饭在哪里吃，黑里觉在哪里睡，更不知道今天能否安全地躲过敌人的搜捕。他尽量绕开敌人的哨卡，在山间的羊肠小路上奔波。往往顺大路走几里就可以到的一个村子，他绕道翻山越岭得走大半天。好在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外表看着老实本分的“白记”商号的讨账伙计，竟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共青团特委书记兼党的南路特派员马文瑞。这些日子，他不停地奔波于延安、延长一带山区，千方百计寻找这一带地下党县、区委负责人，目的是恢复这一带被敌人破坏了的党团组织。
这是1932年年初。马文瑞奉调离开安定县，回到陕北特委。作为党的南路特派员，他负责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地党的工作。由于“立三路线”的危害，延长、延安两县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同特委失去了联系。马文瑞下决心重新恢复两县党组织。他跑了不知多少路，想了好多办法，仍然找不到线索。只听说这里县委和区委遭到破坏后，党的负责人都隐蔽起来了，有些人跑到了外地，也有的人从此永远脱离了革命队伍。一连许多日子，他默默地苦苦寻找着。
山下那条河，有一个形象而简朴的名字叫延河。延河的“年轮”，在延长这一段看得最为直观而真切。于高高的山峁上俯视，河水像一条黄褐色的绳索，深深地勒进青灰色的层积岩中。凹形的河岸两边，裸露着千层万层“年轮”似的冲刷带。这条古老的河，是由西边的安塞川蜿诞而来。一路上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不知经历了多少反复和磨难，只是奔流不息。冬季冰封雪盖了，水在坚冰下仍然默默地流着。炎夏酷暑季节，水源涸竭了，哪怕只有一线的细水，依然不息地淌着。溯流上行不足百里，就是仅次于榆林和绥德的陕北重镇延安（肤施八高双成的队伍盘踞在那里。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带的反动势力很嚣张，革命者的处境特别艰难。此刻，马文瑞坐在高高的山峁上，望着这条仿佛暗示着某种社会哲理的河陷入沉思。这一时期，由于“围剿”晋西游击队连连失利，敌人的反扑十分猖獗，枪杀蒲子华不久，又丧心病狂地绞杀了白乐亭。革命与反革命展开了殊死的较量。这种情况下，敌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共产党人的畏惧和屈服。从慕嘉绩的英勇就义起，三位烈士的先后壮烈牺牲，是对敌人的一次次有力回答：共产党人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白乐亭，这位马文瑞熟悉而又钦佩的战友和同志，他在狱中同敌人的斗争，堪称共产党人的光辉措模。白乐亭因病在清涧城亲戚家调养时不幸被捕后，党组织派人到狱中看望他。身陷囹圄的白乐亭向党表示：“决不向敌人屈服，决不暴露一个同志，决不出卖党的机密，死活也由我一个人顶着。”敌人诱降未果，开始用酷刑逼供，用板子打手，往鼻孔中灌辣椒水，将尖利的竹签钉入指甲缝中……酷刑用遍，他一直咬牙不吐字。直至押上绞刑架，他才说：“杀我白乐亭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想到此，文瑞又记起了那次同乐亭交谈时他讲过的那段豪言壮语：“老实说，陕北共产党，丢下我一个，我还是同样地干，革命是我今生选定的唯一的事业。献身革命，我要做到视死如归……”亲爱的同志，用英勇献身的壮举，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在活着的人们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烈火。“一个人倒下去，更多的人跟上来！”马文瑞突然意识到，陕北革命斗争，正如眼下这条奔腾不息的延河。前进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有时甚至令人感到已是山穷水尽，但终究是任何阻力也无法遏止地向前奔流着，直至汇入黄河。中国革命亦然如此。敌人的白色恐怖，犹如肆虐一时的严冬，抵挡不住革命的春潮洪流奔腾向前。
马文瑞在延安、延长两县苦苦寻找党的组织未果，只得暂时返回安定瓦窑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联络点--营尔雄、师尊贤小商店里。师尊贤是共产党员（后叛变），营尔雄原先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但他同情革命，也乐意承担掩护工作。这个小商店，较为安全。马文瑞来到商店，同安定县委的同志们交换了意见，决定暂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安定、延川、清涧等县开展工作。
那些寂寞的日子里，他经常孤身一人穿行于三县之间，风里雨里，白天夜晚，在人迹罕至的群山荒野中，艰难而执着地行进着。那一阵子，革命的困苦和艰辛，仿佛都集中到了他的两条腿上。忍受着一个又一个寂寞冷清的日子，忍受着从未经历过的饥寒困顿的折磨，迈开双脚，走啊走！说不清把多少洒满汗水的足迹留在那黄土山梁和山窝里。好在一个身无分文的革命者，又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像一个上苍派遣来呼唤民众起来反抗、挣脱苦难的大使，他周身沸腾着一腔热血，心中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带着燃烧着的火炬和萌发了的种子，把每一颗心中反抗的激情点燃起来，在每一个居住着穷人的小山村里播下斗争的种子。当他走在那崎岖不平的路上，心中也明白，征途上充满风险，随时都可能遇上恶狼一样凶残的敌人，随时都可能被捕杀头。然而他依然镇定自若，从容不迫。瞧他走起路来那种坚定沉稳、似乎永远也不知疲倦的步伐，让人觉得只有朝着真理和光明迈进的人，才能够那么勇往直前。
“站住！干什么的？”“串乡收账的。”“褡裢里装的是什么？”“流水账本子。”同凶神一样的官兵、团丁一次又一次地对答着这几句话。狡猾的敌人，常常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他。敌人所看到的这个“串乡收账”的商号伙计，衣着打扮、面貌神态，连同目光都是无可挑剔，总是瞅不出半丝破绽。
可是每到了一个村子，便有人惊喜地拉住他的手，亲亲热热地喊他老马。人们知道他和刘志丹、谢子长一样，也是革命的引路人。许多人跟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常常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山道上耐着饥渴辛苦奔波了一天的老马就被人们亲切地招呼到热炕头上，坐下来喝一碗滚滚的黄米酒，吃一碗甜甜的南瓜饭。这一家，也许是一个堡垒户，是一个党员或就是党支部书记的家。面对着那一张张亲热的笑脸，吃着那热烫烫的饭菜，文瑞心中感到温暖异常。无比的信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人民给予革命者的最高回报。每当这时，他就强烈地意识到，革命在尚未公开的早期，就像孕育于母腹之中的胎儿。胎儿一刻也离不开母体的养育和守护。正是这些勤劳质朴的人民，时刻供养着革命者，掩护着革命者。而这种建立在养育之恩基础上的母子亲情，又是终生难分难舍，难以忘怀的。每当想到此，他就觉得自己手里端着的，不再是一碗滚米酒，一碗热瓜饭，而是捧着火热的心灵。他自己，包括所有的革命者正是由这心灵中获取着前进的热量和斗争的营养。正是这敌人永远不可思议的来自人民母亲的奇特的热量和营养，支持着他永不疲惫地奔走在革命的征途上。
这天，1932年初夏一个晴朗的日子，是陕北山间那最为晴明祥和的季节里的一天。川野里阳光很温暖，小风吹拂着翠杨绿柳，把杨毛儿、柳絮无声无息地飘进秀延河清冷冷的流水中，把蓝茵茵的天空吹得像一匹新漂染的海昌蓝布一样纯净。几个女人亮着一冬天未经风吹日晒的粉白的手臂在河湾里洗衣服，无拘无束的说笑声随着流水漂得很远。农民们吆着牛犋在川野山抓上播种玉米、黑豆。人们并没留意到河北边的官道上走过来一个人，尽管那黑袄裤、白褡裢在阳光下格外耀眼。突然，种地人的鞭声、吆喝声和洗衣女人们的说笑声戛然而止。开始有些奇怪的行路人走过山湾，才发现迎面走过来一队扛枪的官兵。他想躲避己经来不及，便硬着头皮朝前走去，同迎面而来的官兵擦肩而过。
这个人就是马文瑞。昨晚在安定完成工作任务，今天要去清涧。他是一大早离开瓦窑堡的，一直顺着秀延河向东走。这一带的地形他已经相当熟悉，路边的每一条沟，进去是什么村，每一道山梁翻过是哪儿，他都清楚。晌午时分，他来到安定东区一个村子，区委书记杨树生就住在该村。在杨树生家里吃罢饭，临起身，他问：“这几天路上是否平安？”杨树生说：“好多天没见敌人出来了，大概不要紧。”他便顺着川道大路一直走，照例化装成下乡讨账的伙计模样。走到杨家园子村，一眼就见土城门洞边站着两个扛枪的白匪军。原来是井岳秀的一个排出来“剿匪”，驻在村里。等他看见敌人，对力显然也看见了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没等到跟前，黑糊糊两枝枪口已经对着他了。他心想，幸亏这回褡裢里没装文件，不然可就麻搭了。离城门洞还老远，站岗的突然把枪栓一拉，大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个商人，到清涧城里去要账。”“要账？哼，我看你不像个要账的！”“不像要账的，你说我像干啥的？”“我看你像共产党！”“共产党？我解不开，咱只解开记账、要账。”“别装洋蒜，跟我们走！”敌人凶狠狠地把马文瑞带进村去见当官的。杨家园子是个大村，居住二三百户人家。村子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川水地最多，但多半是财主杨四娃的。村中大多数农民都是他的悃户。财主杨四娃是个干巴老头，每大只干两件事：一是抽大烟，二是耍女人。他家里有两个专门给他烧烟泡泡的丫鬟，见天伺候他抽大烟。他有大小老婆四房，还有上炕丫鬟若干，自称是杨家园子的土皇上。他的儿子杨如彬便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区长。
区里的武装团丁，就自然成了他家守门护院的狗腿子。杨四娃的气焰也就更加嚣张。只是近来得知阎红彦、吴岱峰带着晋西游击队到了安定，到处打富济贫，镇压恶霸，他吓得急忙给安定城里驻的官兵送礼求情。官兵就强迫百姓在村子四周修筑了土城墙，把这个地处大川道上的村子变成了一座反动“土围子”，平日有民团把守。敌人的队伍出来“剿匪”，也多驻扎在里面。
此刻，马文瑞被领到一座大砖窑院。那个哨兵说：“你在这里给我老实等着，要敢跑，我就枪崩你！”说着便进窑去给排长汇报。敌排长是个大烟鬼，正和杨四娃面对面躺在窑里炕上抽大烟。两个丫鬟跪在枕边伺候着，背后还有两个捶背的。匪兵开门时，马文瑞扫见这情形，心中暗暗骂道：“这些寄生虫，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那个白匪军报告完，退出来说：“你老实待在这里，一会儿，我们排长要亲自审问。”马文瑞只得坐在院里的碾盘上等。等了好半天，那家伙才过足了烟瘾，趿拉着两只鞋，打着哈欠走到院子，恶狠狠地盘问道：“刚才说的可疑分子就是你？”“我是个过路的。”“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个商人。”“到哪去？”“到清涧城里去要账。”“你知道不知道这一带有共匪游击队？”“听说有，咱没见过。”那个大烟鬼，突然伸手从腰间拔出手枪，顶着马文瑞的胸口，大声喝道：“别装蒜了，你是共匪的密探！”马文瑞瞟了一眼他手中的枪，说：“我是个收账的商人，谁说我是密探？”敌人见他不慌不忙，对答自如，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一遍，问：“你真不是密探？”“不是。”“那好吧，你走。”马文瑞离开杨家园子，头也不回地走了老远，才感觉自己背上湿乎乎冒出了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