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谷连舫部开拔，沿泾川、长武、彬县、永寿、乾县，一路开往西安。因段佑庵带着他那个团从三边出动时即叛变出走，开拔的是张廷芝、张廷祥两个团和旅部。马文瑞闻知谷连舫部开拔，立即买了车票，乘汽车赶往西安。同行的张逊谦在宁县发了点财，手提个漂亮皮箱，里面装满了衣物和贵重东西。马文瑞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个人有些势利，对马文瑞甘愿清贫、坚持革命有些瞧不大起。虽是同车同路，并非志同道合。
恰巧同车还有一位在西安上中学的富小姐，涂着口红，描着眉毛。张逊谦对她大献殷勤，一路上说着自己此次去西安闯世界的宏伟计划，不时地将目光在那个女学生的脸上扫来扫去。马文瑞并不留心他的高谈阔论，只是操心谷连舫部到了西安，那些党员同志的处境会十分困难，只考虑如何设法同西安地下党取得联系，把敌军中党员同志的活动安排好。张逊谦见他沉思不语，便说：“老弟，咱到了西安，就不要再回陕北了。凭你的国文程度，不怕找不到个好职业。咱在西安成个家，强比回咱那穷山沟里受洋罪。”马文瑞有意无意地抬起眼皮瞅他一眼，没说什么。他明白，这小子的话，表面是给自己讲，实际上是给那个涂口红的女学生听的，便觉有些好笑。
两人到了西安，一同住进榆林会馆。碰巧马云程、马建翎、朱侠夫、常应晨等也都住在那里。马云程当时有病，睡到半夜就喊革命口号，张逊谦对此很生气，说他“迟早要连累众人”。
马文瑞一到西安，立即同谷连舫部的党员取得联系，同志们也时常换上便衣到会馆里来找他。一天上午，张逊谦出去了，谷连舫部的王治岐来找马文瑞，一见面就小声说老马，军队里有位姓刘的同志，偷出来一枝手枪。”说着由怀里掏出一枝很漂亮的小手枪。
马文瑞接过枪看了看说：“这是一枝好枪，你们打算怎么处理？”王治岐说：“这枪就上交给组织吧。”马文瑞听得既高兴，又很为难。枪该藏在哪里呢？他一眼就看到了张逊谦的皮箱，心想把枪暂时藏在这个皮箱里倒很安全。于是等王治岐一走，就打开皮箱，把枪藏了进去。
当时是，段佑庵团半路上跑了，杨虎城一气之下，将谷连舫部缩编成一个小团，把共产党员大部分编出去了，情况变得很糟。马文瑞召集军中的党员开会商量对策，会议在西安城东门外的八仙庵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党员同志情绪不高，也都说不清下一步该怎么办。马文瑞看了看这些被编出的同志，大部分是安定人，便说：“眼下，咱陕北己建立了好几支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编出我们，咱就统统回陕北，参加自己的军队。”“这个主张好。”“对，咱就回陕北，参加咱的队伍。”于是决定分批离开西安。
会后，马文瑞返回住地，快走到榆林会馆门口时，就见朱侠夫、常应晨急忙走过来小声对他说：“文瑞，你不能回去了，敌人把你的枪搜出来了，还埋伏下人等着抓你哩！，马文瑞一听，知道坏了事。此刻，又见会馆照门老太太的儿媳玛瑙也站在门外直向他挥手，示意他快快离开。马文瑞意识到危险，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到杜斌丞先生家里。杜斌丞是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任杨虎城省政府参议。他的儿子杜鸿范是共产党员，同马文瑞很熟，便掩护他住了下来。躲了几天，才听说给他送枪的王治岐被捕。原来，偷枪的那个姓刘的被敌人抓了，他知道王治岐把枪交给了马文瑞，就供出了他。敌人带着王治岐到会馆把枪搜走了。埋伏下来的敌人没抓到马文瑞，就把张逊谦的皮箱扣了。张逊谦大为生气，后来一见马文瑞，就说“曹操倒霉遇蒋干！”他托人请上层人物呼延立人作保，把箱子要了回来。以后两人再没相见。显然，那个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当过红军游击队员的人，按照他自己的人生观，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等风头过去，马文瑞离开杜斌丞家。这时，谷连舫部的党员已统统回了陕北。为了安全，他也决定绕道长武、宁县返回陕北。到了宁县，他想上南梁看望刘志丹和红26军的同志们。曹鸿宾就在当地找了个可靠的人给他带路，直奔南梁山区。从此，在陕甘边地区，马文瑞的革命生涯开始了新的历程。
南梁山区，在西北革命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像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一样，这片地处乔山山脉西段的偏远梢山地带，横跨陕、甘、宁三省边境，也较接近内蒙古，实为西北红军一个理想的活动区域。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人长期率领红军队伍转战于这一带山区，逐渐建立了较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苏区刚刚创建，马文瑞来到南梁山区。当时正值林木葱茏的深秋季节。他由宁县出发，带路的足回家探亲的红军战士常冠英。在进入苏区之前，敌人封锁很严，大路口上都设有哨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为了安全，他们避开大路，一直在草莽密林中的羊肠小道上穿行。
亮红晌午，行走在遮天蔽日的丛林中，觉得很闷热。清早穿在身上还有些凉意的夹衣，也穿不住，只得脱了提在手里，穿一件汗褂子走路。马文瑞还是头一次走进这样大、这样茂密的梢林，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心想红军躲进这梢林里，好像鱼归大海，敌人来犯，那简直是大海捞针，一点办法也没有，而躲在暗处的红军，倒可以收拾敌人。刘志丹他们瞅下的这块地方真不错。常冠英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一路上只顾领路，也不说话，偶尔回过头对马文瑞圪眯一笑，就算是打了一声招呼。年轻的红军战士显然已经习惯了在梢林里长途跋涉。他左手伸出一根棍子探路，右手不停地拨开横在路上的荆条藤蔓。马文瑞便学着他的样子紧随后面。正午的山林中，显得格外宁静。各种虫子和不知名的小鸟欢快地鸣叫着。头顶的树杈上或脚边草丛中，不时会猛地蹿出一只松鼠或野兔。羽毛鲜艳的锦鸡，也会在距人很近的地方，突然咯咯叫着惊飞起来，吓人一跳。随后，一切又恢复如旧。熟透的杜梨，因无人采摘而黄澄澄落了一地。一路上没有水喝，常冠英不时地由路边摘一串红得可爱的蛇麦或黑亮圆润的野葡萄放进嘴里嚼。马文瑞便学着他也摘着吃，顿时感到清凉甘甜，十分解渴。过去长年累月在陕北光秃秃的梁峁上奔波，特别在三边一带及黄河畔，有时走一天也见不上一户人家，更找不到一口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也只能干瞅着远处隐约可见的长城和黄河，咽一口苦涩的唾沫。
相比之下，这梢林倒显得格外丰饶富有。小路跃上一座山梁，面前出现一片林中空地，遍地盛开着金黄淡紫的野菊花。有凉爽的清风由山后的陡坡吹上来，飘散着花香的空气变得湿润新鲜了许多。常冠英又一次扭回头，讫眯一笑说：“咱们在这搭歇阵儿吧？”马文瑞说：“好吧。”随即坐在山坡上，望着山下的林莽问道：“离南梁堡还远吗？”“远哩，下了这道梁，翻过前面那架屹略，才是东华池，南梁堡离东华池还有几十里路。”马文瑞用手里的夹衣擦擦脸上的汗，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己经在梢林中钻了整整两天，夜晚在山窑子里过夜。带的干粮已经不多了。也就是说，还得坚持一天，才可以到达南梁堡--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和陕甘边军委所在地。想到明天晚上就要与刘志丹和红26军的同志们见面，马文瑞心中感到一阵激动，感到刚才还疲乏不堪的双腿有了力气。他有些兴奋地走到山畔上，透过山杨树的枝梢，回望走过来的地方，见那里只是一片茫茫林海，根本看不到有什么路。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就是从那林海中钻过来的。他转回头，眺望前去的方向，眼前依然是无尽的梢林、山峦，在阳光下展现出一片苍茫。他想到，革命前进的道路正如这林海中的跋涉，完全是在没有路径的地方摸索前行。几十年后，当他面对北戴河涨潮的大海，总要想起南梁山的茫茫林海来。那奇伟的景象，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每每回忆起来，就有一种激情涌起在心头。
黄昏时分，当最后一抹晚霞把林梢染成一片金红时，马文瑞终于看到前面山坡下有红旗、窑洞和晃动的人影。常冠英扭回头，圪眯一笑说：
“东华池快到了，王世泰团长带着红三团驻守这一带。”马文瑞一听，自然很高兴。过去没同王世泰见过面，但常听红26军回到陕北的同志提起他。天擦黑时，他们到了红三团团部。王世泰听说陕北特委的马文瑞来了，别提有多高兴。这位揽工汉出身的红军将领，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一见马文瑞，便上前亲热地握着手说：“文瑞同志，路上辛苦。感谢陕北特委这些年对咱军队的支持，常听陕北来的战士谈起你哩。”说着便叫人给他们打水洗脸，搞饭。吃饭中间，王世泰说：“往前去，快到梨园堡了。刚刚成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在那里。”马文瑞问苏维埃主席是谁？
”王世泰说：“主席是习仲勋。”“习仲勋同志？”马文瑞原先听到过这个名字，那还是在绥德工作时听李树春讲的。李树春在大革命失败后，曾同习仲勋一起在西安坐过牢。“志丹和军委驻在南梁堡的寨子湾，离梨园堡还有几十里路。”热心的王世泰不停地介绍着苏区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王世泰派人把马文瑞送到梨园堡，见到了习仲勋。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又像老熟人一样感到亲近。仲勋和文瑞年龄相仿，文化相当，又都是1926年入团，1928年转党的。当两位年轻的职业革命者紧紧握手问好的一瞬间，他们彼此也许都意识到了“同志”这个词的深刻的含义。他们过去是素不相识的，今后却要成为并肩战斗、生死相依的同志和战友。习仲勋的关中口音和马文瑞的陕北方言听起来差异很大，慷慨激昂与沉稳持重的性情也似乎很不相同，但在一面火红的党旗下，在一曲雄壮有力的国际歌的旋律中两个人紧紧地握着手，用真诚热烈的目光，传递着战友情谊。年仅二十二岁的习仲勋个子较高，目光炯炯，时常憨厚地笑着，显得很活跃、很有朝气，处处展示着革命年代里有为青年的热情和青春活力。相比之下，年岁仅大他三四个月的马文瑞显得性格内向、稳练沉着。见面之后，大家坐下来拉话，习仲勋接过一个小同志送来的茶杯给马文瑞递到手里，亲热地说：“早就听志丹谈起你，说你十六七岁就发起领导过绥德饥民斗争。你前些日子写信给志丹的事，我也知道……”年轻的苏维埃主席提起刘志丹时，语气中明显地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敬重，这使马文瑞感觉到了他的坦诚。当时见面谈过的许多话都记不清了，唯有那诚挚的热情还记得真切。习仲勋以当时所能办到的最隆重的方式，欢迎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文瑞的到来。这种欢迎，在随后于南梁堡寨子湾见到刘志丹时，达到了高潮。“欢迎，欢迎！”刘志丹一见马文瑞，喜出望外地一下由炕上跳下来，两人紧紧地拥抱着，那种亲热的举止，完全超越了一般的同志。唯有志丹心里深知，陕北特委与红26军其实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他深知，当初这支红军创立的时候，陕北特委是给予过巨大支持的，而这种支持，又是由文瑞来具体实施的。当初晋西游击队撤过黄河到达陕北，处境困难，是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酷的情况下，支持游击队站稳脚跟，迅速发展壮大。这支实力较强的红军游击队，不久之后与自己领导的武装会合，形成了红26军的基础力量。刘志丹自从1929年认识马文瑞，就很喜欢这个坚定且有较高觉悟的同志，觉得他很可靠，党分配什么任务，都会千方百计去完成。革命事业，特别是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太需要这样的同志啦。加之前不久，他又九死一生地为陕北红军拉过来一个排的兵力。因此，他一见到马文瑞，心中便闪出一个念头：“这回说什么，也得把文瑞留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南梁苏区很需要他。”在寨子湾马文瑞见到刘志丹时，吴岱峰也在场。意外地见马文瑞出现在南梁堡，岱峰心中的高兴简直没法说。他见志丹同文瑞亲热地拉着话，便出门找来管理伙食的同志，安排给文瑞做饭。窑里拉话的志丹听见忙说：“不要做了，一会儿叫贞娃妈给咱剁荞面。”走了大半天路，文瑞肚子早饿了，听说有剁荞面吃，便说：“那好，我还没见过贞娃和她妈，她们母女可好？”刘志丹说：“唉，前不久敌人抄了我的家，连祖坟也挖了。我的老父亲和妻儿被赶到山里藏身。仲勋刚刚派人把她们接到南梁。”马文瑞说：“接来好，不然无家可归，叫她们怎么生活呢？”“接来好是好，可红军中今后这种情况还会有，如果都把家属接到苏区，会加重我们的负担。”正说着，习仲勋从门里进来了，他显然听见了刘志丹的话，说：
“这件事，老刘你放心，红军中只有一个刘志丹，敌人抄家也是有重点的嘛。”大家都笑了。刘志丹也无可奈何地笑着摇头说：“眼下也只好如此。
没事干，我让桂荣给战士们做鞋袜、补衣服、洗衣服。文瑞你这身衣服也该换洗了，等会儿，让你嫂子给你找一套干净军衣，把这身便服换下来洗马文瑞忙摆手说：“不用换，我来看看你们，过两天就要回陕北去，洗了也没用，穿脏点路上好走。”
